读书与治学（上）

　　

★周汝昌

　　1918年生，天津人。著名学者，资深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上世纪40年代，因与胡适交往而开始走上研红之路。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代表性最大的著作，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红学代表作还有《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石头记会真》等。

　　

我是带着自愧的心情写下这个题目的。因为这好像我就是个读书治学的人了，其实却不是那么回事；而来访的问学之士每每以此为题而下问，以为我可以谈些心得经验，这就使我深感惭愧。我若和真正读书治学的前辈相比，那就简直差得太远、太不够格了。这读书治学得讲真的，怎么冒充得了呢？只有不知愧怍为何物者才敢冒充什么学者。然后又因我常问而不答，人又说是“谦虚”，甚则疑为不肯待人以诚。这么一来，只好姑且就我们一辈人的水准来“卑之无甚高论”一回，聊备参采吧。

　　理一理平生的“脾性”，也有几个特点，或许能从中看到一些问题与得失利弊。第一是我读大学时所走的路子。大学时我读的是西语系（现外文系），因此强烈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使我明白：了解与研究自己的（即中华的）一切，必须尊重自己的特点、特色，而绝不可以盲目地引用一些洋的模式来硬套，否则，那将会是一个极危险的歪曲或消灭自己的做法。外来的、新鲜的、好的（正确的），应该借鉴，而借鉴绝不能与硬搬划上等号，不然，借鉴就变成了取代，那么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悲。

　　第二是我喜欢用广角度、大视野来观照事物。当然，那所谓广与大，也还只能是个人一己之学力识力所能达到的广与大，这种广与大实际是要随着自己的常识水平而不断向高处逐步提升拓展的。这就是说，我并非不注重把具体的事物本身弄个清楚（哪怕一个字义，一个典故……），而是注意不要停留在这个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应当进而寻究它的更深远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我觉得只有这样，读书治学，才有真意味，否则就是支离破碎，一堆破烂儿，好像很渊博，可实际上难成气候。这样，我就总爱把主题放到大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去了解它———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而不是聋人叩磬，瞎子摸象。

　　第三是我总对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甚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天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自足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与三亲六故，对这些都需要了解，而绝不是什么枝蔓、累赘和繁琐考证。把主题孤立起来，拒绝和嘲讽人家仔细寻察各种关系，这样的“批语家”的意见，总是令我感到他可能是太浅太简太“显”了些，缺乏足够的必需营养。

　　由于以上三点，我读书就犯一个“杂”字的毛病。这个“杂”，真是杂乱无章，遇上什么读什么，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自己一生清寒，没钱买那成帮大套的必备之典籍，只是凭机会拣些零本，带着极大的偶然性。这样，手边的书少得可怜，也就杂得可笑起来。这样居然也有些好处，就是原来以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无关的书，却发现并非无关，甚至大大有关。从此，大致悟及一个道理：读书给自己画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是良策。

　　这大约就触及了人们常说的问题：是“专”好，还是“博”好？

　　这样提问时，已经将专、博二者对立起来了，实际未必那么敌对。倘不博，又何所谓专？比如我研究《红楼梦》，主题既然确立不移，那就只抱着一部小说或几本有关《红楼梦》的书，别的一概不睬，那就叫专吗？但有些人以为杂就是博，实则二者大有分别。博有二义：一是所有与研究主题有关之书都遍览无遗，二是不限此一主题，范围大得多，几乎无书不读。这就不是杂所能企及的了。杂之与博，恐怕连小巫大巫之比也够不上。杂的特点是：所读的往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不成气候的小著，而鸿篇名著，却往后靠了。

　　在前清科举时，八股“时艺”以外的书都叫做“杂学”，所以贾宝玉被视为“每日家杂学旁收的”，可见“杂”自古含有“不正规”“不正统”的意思。

　　（未完待续，见下期）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