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落叶归根》

　　赵本山主演的影片《落叶归根》终于把一个真实的素材艺术地呈现在人们面前。2005年1月，湖南农民李绍为和同伴千里背尸还乡，成为媒体争报的一大新闻，两年后，导演张扬把这则报道还原成一部电影。

　　作为类型电影的公路片，对整体节奏的把握，异常重要，它既因为行走的随意性，包藏着未知性的可能的传奇，又因为不完整而容易陷入无情节的琐碎，所以，在整部影片的情绪上，要构成一个起伏婉转的坡度。显然，导演张扬注意到了情趣的调节，让细节成为情节段落的兴奋点，也可以更好地衬托悲剧成分。如第一段落，人们下车解手，老王的尸首戴着墨镜正好冲着几名妇女下蹲的方向，引起妇女们的不满；如老赵拉着装尸体的板车，跟一辆并行的牛车较劲，人牛大战，不乏妙趣。影片的确存在一个老赵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谁占的比例更多一些的问题。把老赵和捡破烂女人（宋丹丹扮演）之间朦胧的爱情，作为影片的高潮段落，在整体安排上是恰如其分的。老赵被一个女人所需要，这是他背尸返乡之旅中一个浪漫的插曲，一个辉煌的乐章。影片不遗余力地渲染老赵在巅峰状态下亢奋的心情，他坐在车顶上，像《泰坦尼克号》中的主人公杰克一样，冲着前方，张开双臂，大段背诵养蜂人儿子课本上的诗句：“如果我的祖国是一棵大树，我就是那树上的叶子，摇啊摇，我多快乐！”这是整部影片最华彩、最动人、最赏心悦目的段落。这是穷苦人苦中作乐的爱情，它可能没有现实的结果，但它闪动着慰藉的光泽，它使这次艰难之旅变得可以承受。

　　影片螺旋式的超越之处在于，它不想仅仅让一个农民圆梦，维护一个行动的完整，而是通过“落叶归根”这一农民的梦想，遭遇到三个现实障碍，最终“落叶”无法“归根”，来展现一个社会历史的必然。

　　头一个障碍是大家看到的，这是一次艰难之旅。主人公老赵背着老王的尸体，一路前往老王的家乡重庆的坎坷路途中，曾一度打算放弃这个计划，把老王的尸体就地埋在异乡。表现这个动摇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影片试图通过这个过程，折射出当下中国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触摸在这斑驳的褶皱间，所寄居的温暖、冷漠、失意、残忍的人性温度。冷酷的遭遇，差一点打消了老赵的热情，甚至他想和老王一起做伴，了却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障碍是尸体火化。背尸还乡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线，只要这个前提不被取消，这个故事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遗憾的是，影片临近结尾的时候，切断了这条动力线。在民警（由孙海英扮演）的说服下，老赵把老王的尸体火化，带着老王的骨灰重新上路。试想，如果老赵一开始就带着老王的骨灰还乡，这个故事还有意思吗？几乎没有展开的必要。民警代表着主流社会的观点，同情、谅解、耐心，但同时保持着理智。老赵是荒谬的，但却是出“戏”的，民警是明智的，但却是乏“戏”的，从戏剧立场上，这一点成立。因此，老赵的妥协，即意味着这个传奇故事的终结。而从内容上，背尸还乡是实现“落叶归根”的出发点和原始概念，经过尸体火化这一处理，“落叶归根”这一概念具有了和老赵的民间文化身份不相符的现代感，实际上它偷换了老赵原来设计的概念。

　　第三个障碍是家已不复存在。这是导演张扬赋予这一民间个体故事最具社会化的一个象征。老赵终于找到了老王的家，可是老王的家已经成了水库。老赵和老王曾经约定，无论谁客死他乡，背也要把对方背回家去。这就是说，老赵和老王这一代农民最朴素、最愚昧、最安心、最自欺欺人的愿望，在这个大变迁的时代里，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家乡随着时代而改变，它正在成为语言上的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上的情怀和依恋，不再担负现实的功能。因此，与其说在故事层面上，农民无法“落叶归根”，不如说在意义层面上，这个高度现代化的时代，已经使农民无“根”可归了。

　　李保平（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