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就在你身边

　　□本报记者李宏宇

　　2005年，李玉的电影《红颜》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作家阿城是当届威尼斯的竞赛评委。某个晚上，电影节上的几个中国人一块儿出去喝酒聊天，夜晚的威尼斯街上很热闹，于是大家很自然地聊到———中国人晚上都去哪儿呢？

　　“现在中国人晚上都洗脚去了。”阿城来了这么一句。

　　李玉很有同感：“洗脚太火爆了，城市里常常是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洗脚城。当时我就想，要是我的电影里有一个人物能在洗脚城，会非常有意思。”

　　李玉的新片《苹果》入选今年柏林电影节参赛。影片主角刘苹果，就是“金盆足浴”的洗脚工。

　　苹果和丈夫安坤都从小县城来到北京，安坤是个擦窗工。苹果的一个小姐妹被辞退了，因为有洗脚客人非礼，她回手伤了客人。苹果与姐妹喝个烂醉。她回到足浴中心，碰上老板林东，林本是有意关照苹果，却让苹果莫名其妙给拽到了足浴床上。苹果察觉对方不是丈夫而是老板，这才竭力抵挡，可林东已经是按捺不住了——他原本就是寻花问柳的主。

　　也巧，安坤擦窗户，刚好落到了这间房的窗外。安坤找上林东家里讨说法，只碰上他老婆王梅，她的建议是：“他给你戴绿帽子，你也可以给他戴绿帽子。”

　　苹果怀孕了，很可能是林东的。林东大喜———他太想要孩子，可王梅不育。四个人坐到桌上签一纸合同：孩子生下来，如果是林东的，归林东王梅；对苹果安坤，则在“非礼事件”赔款2万元之外，另付10万“酬劳”。

　　孩子是安坤的，可是安坤为了钱，诱使医生改了血型化验结果……

　　洗脚城里有美女

　　《苹果》用范冰冰、佟大为分别饰演苹果和安坤。常识里，打工阶层跟这样的俊男美女扯不上关系。李玉很有底气：“公众常识不一定是真实的。如果我考虑公众常识，这电影倒假了。”

　　选这两个主演，她本也犹豫。为了找群众演员，李玉索性去清洁公司找真的擦窗工。“你真的想不到，他们有的头发都挑染了，聊天的方式也跟城市其他年轻人是一样的。你想，第一代打工者的子女已经在城市长大了，他们跟刚从农村来的已经很不一样。”最让她惊讶的是这些年轻人的长相：“有个别真的很帅，比佟大为还帅。我们过去对民工的概念已经太狭隘了。”

　　李玉好几次跟着擦窗工出活，在一边看，听他们哼歌。擦窗工人最常哼的歌叫《小薇》，李玉直接用在电影里。“他们的工作太枯燥了，一趟上下大概40分钟，两个人搭伴；一边下他们会一边聊天，聊的都是非常黄色的段子。因为这样才能放松，要不然这活太累了，吊在半空绳子上，而且危险，每年他们中间都有人出事。但工资高，吸引力也大，好的能干到三四千元一个月。”

　　不去洗脚城，李玉也下不了决心选范冰冰。去过很多次，跟那些老板、值班经理、服务员无所不谈地聊过，才知道在规模够大的店，洗脚妹要经过若干轮筛选，必须长得好看。“我跟冰冰说，你看演艺界选美，他们那儿也选美，规则是一样的。”

　　那些洗脚妹大多二十二三岁，结过婚，丈夫也常常是个小老板，只是被抛弃，有的甚至还带着个孩子，只能自己出来再找工作。但是很多都挺漂亮———正因为长得不错才可能嫁给小老板。

　　接近一个陌生人群，总是不断打破以往想当然的概念。没了解他们之前，她只觉得她们很累，每天面对不同的人，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习惯。“但我没想到这成不了习惯。如果没经过相对专业的训练，每面对一个客人，都要她们从心理上去克服。因为总是要捏不同的脚。对比较传统的女孩这不容易接受。面对不同的脚，还要面对他的脸，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承受……她们有的捏完脚之后回去会长时间地洗手；面对客人时显得很开心，但回去后特别抑郁。”

　　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要说苹果的诞生只是因为一次闲聊到洗脚城，显然不足信。让李玉说这个故事的由来，漫长而复杂。

　　2004年底，李玉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对象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少年。“那时候想，将来的社会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内心在起着什么样的变化。”李玉抽样采访了数十名学生，有班长、老师喜欢的孩子，也有差生；地点既有上海、北京，也有山东的县城。

　　李玉讲了几个故事：“有被社会误解而进到工读学校的女孩。

　　她只是因为性欲提前了一点，可能十二三岁就交男朋友、上床。传统社会觉得她是个花痴，这是个非常粗暴的论断，因为没有人探究她的内心。她学习也非常优秀，只是性早熟。家里也觉得没办法管，所以送到工读学校。我万没想到还有因为这种原因送到工读学校的。”

　　“普通的高中班级，一个男生，16岁左右，跟同学打赌，说能跟班长谈恋爱，把她带上床。等他真的把班长作为女朋友带回家的时候，别的同学分别藏在房间里各种地方作见证，但这个女孩不知道。他们就做这样的游戏，但是整个外围的社会和老师并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他们就这样成长着，对外都很健康，成绩都很优秀，每天背着书包跟爸妈说再见。他们跟工读学校的孩子，思维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那一面没有被成人或者主流社会发现。”

　　“一个女孩14岁，已经做过6次人工流产，很早熟。我很心疼她。她说，那你比我少经历多少东西啊。其实我的角度是说做爱没关系，你要保护你自己。但这个观点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刺激，他们要逆反，说为什么要保护啊，身体值钱吗？身体就是要拿来糟蹋的。”

　　“有个20岁的女孩，说她的心已经真的老得像40岁了———‘我把一生的爱都做完了。’”

　　“一个大学女生，在校园里相当有名，因为她常常面对男生区，闭着眼睛乱点，点到哪个男生，就给他100块钱，跟他睡觉。这已经成为学生中公开的秘密。她18岁，学习非常优秀，已经快被送到英国去读书，家里非常有钱，但她自己觉得内心非常不快乐。”

　　李玉受了打击：“我是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代人存在幻想，比如爱情、真善美，你觉得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存在。包括他们经常说：我们自己不就是父母寻欢作乐的产物么？我们不需要对父母有任何责任。”

　　她也受了教育：“他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说自己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伪装的，被大家认可的。有的孩子说，如果18岁以后自己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可能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自己那部分永远是不会变的。”

　　拿最后这个女孩做原型，李玉创作了剧本《生死北京》，讲一个18岁女孩和她家庭的故事。她跟家庭有比较残酷的对立，而家庭非常不堪，父亲在外边有两三个情人。这父亲也处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妈妈也是非常痛苦，她要维持一个家庭……

　　但李玉担心这个故事，可能会越拍越狭窄，人物太特殊了。“当然这也是电影的一种，但意义可能就没落到那个点”———说到底，她想在电影里谈的是，现在的人都怎么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肯定通不过，就放弃了。”李玉说。

　　《苹果》是这之后讨论、发展出来的故事。它的英文片名叫《迷失北京》。

　　别以为，你很主流

　　《苹果》里的人物，是我们平时看得到但看不清的。或许因此，电影里的北京显得不太一样。

　　“他们不一定弱势，但其实是被忽略的人。比如洗脚城老板。大家对这种小老板普遍的看法是有点钱，没多少文化，很花……这是非常片面、不公平的。他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他们成长经历带给他们的，都没有人看到。”

　　公众又何必了解这些人？“看到共性。”李玉说，“我想让大家知道，看起来特别边缘化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别以为自己有多主流，你也有他们边缘的色彩，他们也有你主流的一面。对观众来说，理解他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够了。”

　　《苹果》几乎没有用门第之见和道德判断来描画这些“边缘人”。

　　老板林东纠缠刘苹果，她用力抵挡，可是最终也就从了。电影对谁都没指责。“她的第一反应，出于她受的教育，会反抗。但是当他进入的时候，真实的快感就占据了上风。”李玉说。

　　“中国电影当中女性角色一直是在抗争的，像《秋菊打官司》、《红高粱》……她得站起来。苹果这个角色，女性观众看了可能也会生气：她怎么不站起来呢？怎么不打呢？”李玉对自己的电影很清楚，“其实现在的女性是这样，她有点使暗劲。她可以跟你到一个桌子上来签这个合同，挺荒谬的；她可以没主意，甚至有点‘二’。但有一个限度，等她的心再承受不了的时候，她会做一个决断，而且跟她做之前的事情一样轻松。这个角色的层次，是要真正理解这个人的时候才能看到。”

　　李玉觉得，现在不是道德批判的时代。“彰显个性、另类成了主流而不是规则。这样的事情是太多了，反倒是所谓主流社会想把它盖住。”

　　没有判断和解答，是因为现象永远比解答来得多来得快。不久前李玉在出租车上听电台新闻，“你知道么，某某大学一个礼拜跳下来4个——现在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太差了吧？”

　　她把主持人轻佻的语气学得很像那么回事。

　　“现在的人对这种事情的态度都已经娱乐化了，死亡娱乐化，政治也娱乐化……”

　　“现在的人都怎么了”这个问题太大，李玉也并非一定要说清楚。

　　“人都活在这里面，其实谁也看不清，我们就以看不清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拍这么一个电影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有意义的，过多少年后再看，故事虽是虚构，可人的真实状态在里边。你的生命那么短，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去记录它，很可惜。”

　　2月1日，李玉疲惫而焦虑，离电影节开幕还有一星期，《苹果》的内容审查还没有最终结果。问及她自己的人生态度，李玉说：“你可能在某个阶段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坎，过不去了———不一定是电影创作上的事情———但你放到整个生命过程当中去看，就特别容易解决。我以前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有了；你站着不行，匍匐前进可不可以？当你能在整个生命的过程里看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严重。”

　　2月5日下午，制片人方励透露，影片《苹果》经过5轮修改、复审后，获得通过。

　　演艺界选美，洗脚城也要选美，规则一样

　　柏林电影节开幕前3天，经过5轮审查、修改，《苹果》最终入围竞赛单元。图中左一为导演李玉(图片由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