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熊的中国足迹

　　□本报记者李宏宇(发自柏林)

　　《图雅的婚事》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很早，但导演、主演留到了最后一天。“当时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记者向他逼问。“不知道啊，就说让我们留下来。”王全安确实显得毫不知情。

　　2月17日下午4点半，柏林火车总站舞起长龙和狮子；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参赞董俊新与一位当地官员为两条龙点睛，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3小时后，王全安在柏林电影宫抓起了惟一的金熊。

　　“图雅”：抵抗单一文化

　　王全安和《图雅》的对手并不弱。

　　斯蒂文·索德伯格的《柏林迷宫》虽然反响不怎么样，却仍可以代表好莱坞非保守一派的大胆尝试。

　　雅克·里维特在法国《电影手册》出来的那群导演里是比较尴尬的大师，他的电影在“新浪潮”里缺乏明显的革命性，远不如戈达尔、特吕弗一干同人有名，在商业上更是无所作为———可是爱他电影的人一定死心塌地。这一次参赛的《别碰斧头》拿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小说《朗日的公爵夫人》改编，古装片，一如既往地冗长、缓慢，但绝对有“闷趣”。

　　10年前人称“法国电影新锐”的弗朗索瓦·奥宗这回有点叫人跌眼镜：英语古装片《安吉尔》看上去像部《莎翁情史》或《伊丽莎白》一类的好莱坞式传记片，描写20世纪初英国贫苦出身的偶像女作家安吉尔·德芙瑞一生起落。

　　另有法国的安德烈·泰西内、捷克新浪潮名导耶日·门采尔，在艺术电影发烧友那里都是不用赘言的名字。

　　《柏林晨报》的评论让人深有同感：“意料之外”，是因为《图雅》在较受好评的电影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又有道理”，则因为很难说谁比《图雅》更强。评委只用20分钟就决定了《图雅》得奖，他们的评语是：“影片用美丽的叙事再现了行将消失的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因而极有价值。”

　　张榜之后评委接受采访，道出今年他们的两个原则，一是鼓励非商业电影，一是避免把奖再颁给功成名就的大师。

　　德国3SAT电视台在颁奖典礼直播节目里首先采访王全安，客套之后突然捅出棘手问题：《图雅》的获奖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会有什么影响么？王全安的回答是客套性的，“《图雅》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审查，没有做任何修改，而且电影局也很喜欢……总的说来情况是越来越好。”

　　提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另一部中国竞赛电影《苹果》。为获得通过令和参加电影节的许可，《苹果》在临近电影节开幕时完成了53处修改。德国媒体一直等着看，《苹果》在柏林究竟会放映什么样的版本，制片方先是透露为国际销售而做的市场放映将是“原版”，报刊又接着制造悬念，电影节正式放映会是修改版么？———他们对这部电影的关注简直超过中国本土。片方把这个悬念留到了最后。

　　《苹果》成了舆论热点，却并未得到评奖上的好处。《柏林日报》的评论写道：“把金熊给了《图雅》，既是对单一文化标准的抵抗，又可以看作评委权力的证明———他们既没有受公众意见左右，也没因为《苹果》受媒体瞩目就给影片加分。”观众最看好、影评人也夸的《妙手伊莲娜》和《伪造大师》是空手而归。

　　评委会主席保罗·施拉德确实是想争回控制权。电影节前他就向媒体道出20年前做柏林评委的“辛酸”往事：1987年，柏林电影节第一次组织了在东柏林的电影放映，评审团内部也分成明显的东西两派。金熊是给奥立佛·斯通的《野战排》，还是格里布·潘菲诺夫的《主题》，评审团意见分歧巨大。

　　施拉德认为显然应该给斯通，因为这部电影的水准高出其他影片许多。评委中的苏联一方却痛骂这是部歌颂式的军队版西部牛仔烂片。评委会主席布郎道尔把施拉德拽到一边说：“不就是一个电影么。这是第一年，东方和电影节第一次合作。”

　　《野战排》最终没有获得金熊，奥立佛·斯通得了最佳导演银熊奖。“事后我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和那些国家作了交易，事先已经安排好了。”施拉德说。

　　在1987年柏林电影节的官方回顾中，没有出现《野战排》的名字，却重点记述“苏联审查机构的片库打开了……柏林电影节是这些电影的第一个国际舞台。”在一贯政治化的柏林，《野战排》其实是输给了苏联电影集体。

　　红高粱：站在开明力量一边

　　19年前，有哪些人哪些影片与张艺谋和《红高粱》同在柏林？我们原来所知甚少。

　　竞赛片有“新浪潮祖母”阿涅丝·瓦尔达的《千面珍宝金》和《功夫大师》———导演自称“双生”的两部电影，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的《附体》，雪儿和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月色撩人》。

　　入选竞赛而不参加评奖的还有伍迪·艾伦的《情怀九月天》，闭幕电影是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

　　这一届电影节距柏林墙倒只一年。仅次于金熊的评委会大奖颁给了苏联导演亚历山大·阿斯科多夫的《女政委》。

　　故事讲内战年代红军的一个团击溃白军，暂驻南方一个小镇。团政委瓦维洛娃是个严厉得不近人情的女人，曾经有士兵不打招呼顺道回家过了一夜，她就把他当作逃兵处决了。瓦维洛娃临产，团长安排她住在镇上犹太铁匠家里；她先是与这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格格不入，也不知是做了母亲的缘故，还是这家人善良和谐的生活，瓦维洛娃似乎越来越有人情味。

　　电影1967年完成，但苏联政府指其“污蔑革命”、“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禁止公映。1986年苏联电影工会的“调解委员会”建议重新发行这部电影，但“国家电影艺术发展委员会(Goskino)”回绝了提案；1988年在阿斯科多夫恳求之下，影片才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首映。但阿斯科多夫早已离开电影，至今他只执导过这一部影片。

　　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评价《女政委》在苏联的公映，是“戈氏开放政策带来国家文化的苏醒”。这应当已经是上一年潮流的延续。对《红高粱》的总结则是：“评委的决定不只是赞赏其杰出的电影水准，也是宣示与中国的开明力量站在一边。”

　　张艺谋在1988年3月15日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把“正确、开明的文艺政策”列为成功的主要因素。

　　香魂女：“发展中”社会

　　1993年，谢飞导演的《香魂女》与李安导演的《喜宴》并列获得柏林金熊。《香魂女》却远没有得到《红高粱》那样的礼遇，十数年间极少被人提起，直到《图雅》得了第3座金熊，媒体才从故纸里翻检出来。柏林电影节网站的历届档案，在这一年的回顾中甚至对这部电影只字未提。

　　张艺谋是这一届电影节惟一的东方评委。他后来曾经说过，电影节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人。的确如此———8年之后谢飞也担任了柏林评委；今年参赛的捷克导演耶日·门采尔，在20年前，也就是保罗·施拉德抱怨幕后交易的那一届电影节，也在评委会里，正是施拉德的同事。同在今年竞赛单元的中国导演王全安、李玉，处女作都在5年前“青年论坛”的中国新电影专题里展映……

　　夺得中国的第一座金熊奖之后，《红高粱》还参加了同年的戛纳、纽约等多个电影节展映。《红高粱》得奖，国内的评论半信半疑，除了批评他只将镜头对准愚昧落后的国人外，还有人批评没有找到自由奔放的个性与全国抗战民族性的结合点，因而只是“半部杰作”(见1988年3月18日《光明日报》3版)。

　　但是《纽约时报》影评人文森·坎比这样评价：“《红高粱》应当算得上所谓导演的个人表达，如果属实，那就再次证明：发展中社会里艺术家的个人表达，比起更成熟社会里的艺术家来，个性要弱得多。不管孰优孰劣，总之是不一样。”

　　“这倒也可以理解。还在自我定义过程里的文化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未来的可能性让人心潮澎湃。人们还顾不上为身份危机忧虑，顾不上担心有的东西究竟是真实还是假象。在大量富人百无聊赖、没精打采的发达社会，这种兴奋劲可是了不得的奢侈。”

　　“一个正在脱颖而出的社会塑造了艺术家的一种雄心，他们的梦想更是国家主义的，而不是个人的。”

　　以这样的标准，《香魂女》和《图雅》，甚至获得银熊的《孔雀》，都比《红高粱》更“个性”。当然，不管是电影环境的缘故，还是作者境界问题，国际主流视野里的中国电影在近20年之后，仍然带着“发展中”的面貌。金熊三临中国，分布于“四、五、六”三代导演，电影本质的变化，却实在并不明显。

　　内地的三座金熊之外，李安是另两座金熊的华语电影得主。他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里记述了两次得奖的经历。1993年《喜宴》得大奖，他从柏林给太太打电话，她为从睡梦里给吵醒而感到不爽，怪他小题大做。1996年，《理智与情感》又得大奖，这一次李安早早回了美国，压根没参加颁奖典礼，在睡梦中接到电话告诉他得奖，听完电话，接着翻身睡去。

　　从1988年的《红高粱》到王全安《图雅的婚事》，正好是19年的结束，20年的开始。图中从左至右分别为“图雅”的导演、主演和制片人图片由柏林电影节提供

　　1993年张艺谋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右一为美国演员／导演丹尼·迪维托图片由柏林电影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