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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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佑
 罗大佑
 罗大佑
罗独白：有一句话叫做“粉墨登场”。粉墨登场之前要锣鼓齐鸣，叮咚、叮咚、呛呛呛……，左邻右舍，方圆500公尺到1公里的人，这边有戏小上演了，然后慢慢慢慢群众聚过来，看到人差不多了，可以演了。所以上媒体做做宣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空镜：演唱会宣传片
字幕：2005年8月26日，罗大佑“之乎者也”演唱会在北京举行。
记者：那你喜欢(做宣传)吗？
罗：生命里面是很多事情是不喜欢也得做。
记者：你有底线吗？哪些话我想说，哪些话我绝对不能说。
罗：有，因为毕竟我面对的是媒体，毕竟有一些事是很私人的事情。
记者：但是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罗大佑。
罗：这个真实的罗大佑哪个不能真实？是私下那个不为人所知、躲在家里的那个罗大佑，还是站在台的上那个罗大佑？
空镜：演唱会宣传片
记者：我大胆地猜测一下，这次演唱会的名字“之乎者也”是你自己定的？
罗：对。
记者：为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罗：要讲它是轮回也好，要讲我们要回到一个，以前我们觉得非常“妈古”，但是加入时代是要靠电脑、键盘、手机、网络、E—mail、短讯，任何科技的东西来沟通的时候，我倒觉得我们沟通的方式太多了，赶快回到我们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之、乎、者、你的、我的、他的、一、二、三、五、六的沟通里面去，因为我们最忽略就是这个沟通。
空镜、字幕：2000年 上海
罗大佑在内地第一次举办演唱会--上海演唱会
记者：我们很怀念上海演唱会的盛况。但是与此同时也担心，如果罗大佑这一次在北京被冷落，他是不是足够坚强来承受这一切？
罗：我在上海演唱会那次，我在上台之前，鼓足了勇气，因为很久没有上台了，鼓足了勇气，我在台上有一个歌本，是歌词本，我第一首歌是唱《爱的箴言》，我翻开以后黑色那部分第一首歌《爱的箴言》，我很紧张，我上台之前是很紧张的，想怎么克服自己的紧张呢？我就在大概演唱会2000年9月8号，在《爱的箴言》上面歌名在上面写了两行字，这个舞台你敢站上来就别怕死。
记者：你自己写上去的？
罗：因为面对那么多人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我大部分时间是习惯躲在录音室里写歌，我唱完歌了事，我们这样的人导致以前我做个医生我都要挑一个X光室，挑一个X光医生，不必面对病人，直接跟别科的医生这样来会诊的，我连做医生得要挑一个幕后医生。更别讲站在台上唱给大家听，所以这是个矛盾。所以我说，冷落就冷落吧，或者是大家一来是满的，大家来了一看罗大佑老了，不争气了，卖老本的，就把我轰下台，有这个勇气，就把我轰下台，没有资格就不要上台，就很简单。这个年纪还有敢上台的话，就要有担当，冷落怎么样。
记者：也有这样的传闻，上次演唱会之后你走下台，你说糟了，没唱好，但是媒体和观众的反应应该说是出乎你的意料？
罗：对，我唱完以后，因为场馆太大了，我听不到观众的声音，我甚至听不到远一点的观众一起合唱的声音，《野百合也有春天》、《恋曲1980》、《东方之珠》，因为左边戴着耳机，一边戴着耳机，右边其实听声音就不会那么清楚。我一唱完到浴室里面想唱砸了，第一场演唱会就唱砸了，没办法，因为再过20分钟以后有个庆功宴，鼓足勇气去参加庆功宴。一进门大家起立鼓掌，没唱砸是吗？天啦！我听不到。
空镜：演唱会的观众镜头
记者：这次音乐会的听众、观众，跟2000年上海演唱会会是同一拨人吗？
罗：我不知道。
记者：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罗：我最期待的当然是跟我在同一个年纪、同一个时代，一起走过来这些朋友，因为他们最珍贵，我上次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我想我在那个时代是个小秘密。我是从来不回信的，就从我出第一张唱片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只回过一封信，就是跟歌迷的回信，我基本上比较不做这样的沟通的。因为创作就是不断要往前走的，我很怕回了信以后讲不到，可能这个歌迷、这个听众朋友他想要听的话。所以一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来看我的演唱会。
记者：我们担心年轻一代的观众能不能接受罗大佑呢？在某种程度来说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怀旧的代名词了。
罗：对，当你变成一个怀旧的年代的时候，变成一个怀旧的对象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我刚刚讲我是不可能沉湎于自己过去写的歌里面的，我有新的专辑出来，我会跟朋友合作，去写音乐剧，因为音乐得有人去传承它。我在这个年纪绝对有这个义务把这些歌一样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告诉他们怎么用中文来写。
罗独白：可能在我一生中，从黑到白的光谱，或者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个光谱里一直在找一个平衡点，当别人可能抗议的声音大的时候，我就写情歌，当他们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就唱歌大声一点，我一直在找一个平衡点。
解说：罗大佑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人物。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年成名以来，一直在台湾音乐界占有重要位置，被人称做是台湾歌坛上的黑色旋风。
而以表达犀利、针砭时弊著称的罗大佑却出身于一个传统家庭。1954年，罗大佑出生在台北的一个医学世家。
记者：我们想知道，在你之前，你的家庭跟音乐有关系吗？
罗：我父母都跟音乐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职业其实也都不是音乐，但是两个人都很喜欢音乐，我在6岁就开始学钢琴，那时候是奉父母之命，也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龄里面逼迫着一个很不情愿的一个小孩子去学这样的乐器，才有后来能够跟音乐沟通的一个年轻的创作者，一直到今天，我父亲过世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在我身上很多东西是他给我的，他给我的时候我不知道。
记者：但是同样的家庭氛围，为什么罗大佑成了，你的姐姐没有，你的哥哥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在音乐方面的才能？
罗：第一，可能是因为我是老幺的关系，因为我哥后来是做医生的，也是奉父母之命，我姐姐是做的药剂师。可能我身上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就开始反抗，或者去做一些自己想弹奏音乐，父母也会让我去。音乐这个东西有时候跟先天上的所谓的天分、你自己的取向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我担任学校的鼓笛乐队的鼓手，而且是打大鼓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表演完了以后，隔一个多礼拜，我经过学校对面有个巷子，两个巷子以后，我走过去，听到后面有两个小朋友在讲，他就是那个我们游艺会那个打大鼓那个人，我一听我没有回头，一想很得意，有人认得我。那时候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就是九岁、十岁左右，第一次有了出了风头，有人认得我这个感觉。
解说：二十几年后，罗大佑创作出了歌曲《童年》，记述了那一段刚刚接触音乐的年少时光。歌中关于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的描述，使这首歌曲成为描写童年最为经典的中文歌曲，也带给了海峡两岸无数中国人以同样美好的回忆。
罗大佑：《童年》歌词就搞了五年。从74年一直写到78年左右，是4年半到5年左右。那些歌词原来写了四段，这四段是在前面大概两年多里面写的，我后来快出唱片在想，它好像应该有个第五段，这第五段就搞掉我大概两年多，“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的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这一句其实是重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小时候你三年级的时候一看哇，五年级，“天啊，好大”！他一拳打给你，你就不知道怎么还手。我们现在看小学五年级11岁，那么小，这个那种时代的感觉，在那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那句是迸发出来的。
解说：高中毕业时，罗大佑依照家里的期望选择了医学专业，成为台北中国医药学院的一名学生。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学医呢？是被强迫的吗？
罗：两个理由，一个是家里告诉我说这是不错的选择，第二个我也觉得这个行业比较有保证，音乐在那个时代是没有饭吃的，讨不到饭吃的，你宁可做一个这样的职业心有余力，还可以唱唱歌，做一些你想要的事情。
记者：按一般的理解是医学跟音乐应该是很远很远的。
罗：音乐跟医学都是面对一个字就是人，用我们的语言来写就是两划，可是他就是那么重要。
记者：两个渊源很远的东西结合到你体内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罗：我在补充一句话，医学它绝对理性，音乐是几乎绝对感性的。因为我们讲歌写出来，歌除了感情以外什么都不是。医学是绝对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大概5岁的时候我自己扁桃腺发炎，我父亲他是医生，可是他不敢帮我开刀，再高明的医生不敢替自己的亲人开刀的。它是绝对理性的。因为假如你有感情的因素放在里面的时候不行。他正好是两个极端。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在讲我是不是很矛盾的人？我说是我绝对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在当医生的时候穿的是白色的，出来唱歌我穿黑色的，他是个矛盾。我的训练是绝对理性的，但是我在学校里面我自己偷偷摸摸的，或者曾经小时候我父亲给我那种音乐训练，我又是绝对感性的，要躲起来去写歌。
空镜：年轻时的照片
记者：但是你那个时候看到希望了吗？知道罗大佑有一天会红，知道罗大佑有一天会有那么多的歌迷。
罗：没有，我那个时候只是说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那时在台湾的医生，在那个年头里面大概有一万多个医生了，现在已经大概两三万左右了吧。那么多个医生好像也不缺乏我一个，我写歌的话我好像也做一点成绩来。
解说4：上个世纪70年代初，翻唱欧美流行音乐的风气在台湾盛行，台湾本土音乐人因此反思，并发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原创华语音乐作品开始兴起。那时候还在医学院读书的罗大佑，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
罗：用自己的语言来唱自己的歌。你不能老去唱歌就是别人的歌，那是不对的。我想到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实，一个没有自己的歌的民族它是寂寞的，它不能有共鸣的。
记者：你创作第一首曲子是怎么出来的呢？
罗：那是在大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也一次我记得是解剖课，我没有去上课，在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拿着吉他哼哼哼就把一首歌写出来了。
记者：一开始就自己唱吗？
罗：我一开始是写给别的歌手，在那个年代里面并没有想太多，比如说歌一定要能够传唱，歌一定要卖钱，一定要怎么样。我只觉得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告诉我说，你既然要想写的话你就把它写完，做不到的时候把它做完，歌词写不完，写不好，写完，试试看。
记者：但是需要肯定啊，你是这块料吗？你行吗？
罗：最难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没有人可以这样跟你讲，You are ok！你绝对没问题，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这句话。
记者：你什么时候有自信呢？我可以干下去。
罗：我是一直等到，我记得是1994、年的时候，我们出入境都要填职业那一栏，我1994年年底职业那一栏才敢写作曲。之前我都写医生，为什么？因为医生我有个执照，但是作曲我真的不敢讲，你要我写歌手我更不敢讲。
解说5：罗大佑一边读书、实习，一边进行音乐创作，一些后来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闪亮的日子》、《童年》、《是否》、《一样的月光》都在那个时候被创作出来。
记者：什么时候想到自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只是一个作曲者。
罗：那是在1982年4月21号，《之乎者也》那首歌，你说它是首歌吗？它也还算像首歌，因为它有音乐在里面，你说它不像首歌吗？它也不像首歌，它唱歌就是“知之为知之，在乎不在乎”，它就是讲话嘛。但是重点就是我想到《之乎者也》这样一首歌，这么难听的一首歌，也蛮有趣的一首歌，你难道要拿给陈淑桦去唱吗？难道要拿给凤飞飞去唱吗？
记者：你第一张专辑的出来的时候并不那么顺利。
罗：非常不顺利，第一张专辑我是在1979年、1980年在宿舍录完了，那时候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刚刚毕业，唱片公司找了好几家，有没有人发行，大家一看这个人其貌不扬，歌声也不怎么样，音乐的风格特别奇怪。
解说：1982年，罗大佑首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出版。这张后来被认为是台湾流行音乐界“里程碑”式的专辑，赋予了华语歌曲以新的形式和内涵，被评价为“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
记者：《之乎者也》做多长时间？
罗：这首歌蛮快的，这首歌大概就是几个钟头，然后修一修，修一下大概就是几天的时间，就是几个字而已，它基本上一下子就出来了。比较长的歌，像《未来的主人翁》。
记者：多长？
罗：《未来的工人翁》大概三年左右，更长的最近像《美丽岛》里面的那首歌，大概连词带曲到编曲搞了五年。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罗：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事情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相信把一首歌弄到没有人可以教你什么是尽头，什么是极致，对不起，你自己来下判断。尽量给自己努力，尽量给自己时间，弄到在自己能力范围里面不能弄到更好为止。
解说：罗大佑的最初几张专辑，摆脱了以往台湾华语音乐风花雪月的陈词滥调，以现实社会中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题材，开创了批判写实作品的先河。在当时台湾的歌曲审核制度下，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中，一半的歌曲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中播放。而罗大佑以戴墨镜和一身黑衣的形象出现，被人们称作是“黑色旋风”，迅速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叛逆偶像。
记者：大家现在都非常熟悉你台上的形象，你的墨镜，你的黑色的披风。是因为你写的这些歌具有这种反叛的意义呢？还是你确定了这个形象之后，让你今后的歌继续保持这种的风格？
罗：黑色的形象，第一个它安全，不用常换洗。第二个它有保护性，墨镜有保护性，别人看不到你的眼睛，我现在比较敢直视镜头，这可是花了我大概三十年的时间才敢直视镜头。
记者：你歌中间表达那种严肃的主题，我就在想是不是跟你学医有必然的联系？
罗：应该是有关系的，我刚刚提到从音乐的极度感性到医学的极度理性，医学是又严肃、又冷酷、又血淋淋的、又无情的，在这种严肃、无情、冷酷里面我想就慢慢慢慢必须要去发展自己的人格的特质出来。
罗独白：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不需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简简单单一把琴，一个声音出来，大家都说人还是在的，人和人之间最实实的一种情感，一种认同他还是在的。
解说：1985年，仍在年轻人中大为流行的罗大佑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两年后，他又定居香港。2000年，作品已经在内地流行多年的罗大佑在上海、杭州等地举行巡回演唱会。在罗大佑离开台湾之后，他的音乐风格一直处在探索和改变之中，也因之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记者：1985年为什么去美国呢？
罗：这个故事讲起来也蛮长的，我简单讲起来，他是我生命的另外一关。我那个时候感情也不顺利，职业方面，我觉得我在两边又是悬空状态，在社会里面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人对我有那样的要求，那样的人对我有这样的要求，然后我找不到的位置。我自己在创作方面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
记者：但是我们感觉到你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曲风有改变，是偶然的巧合吗？还是纽约的生活带来一种必然的变化？
罗：我起先以为是巧合，起先以为是自己变得更简单了，《海上花》是我在1986年10月左右到香港去的时候，做短暂的拜访写的一首歌。我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曲调的曲子。
他可能一直是在你骨头里面，骨子里面，你们自己没有去把他发现出来，一直到你离开自己的土壤以后，你才发现原来自己身上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改变，有些人说说大佑你更商业化了，这个曲子怎么这么简单？是这样的曲调？我宁愿把它讲成是我长大了，学到一种更简单的事情、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
记者：2000年之后，你的重心开始移到内地。
罗：对。我想人一步一步在走，事情也一步步在发展，我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水到渠成。我们刚才不是在讲为什么在今年老连、老宋他们都过来了？60年的两党的抗争都化解掉了，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是一个合的局面，我们看到两岸是合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个趋势。
记者：但是你生活在台湾，台湾是不同的政治制度，你生活在香港，香港是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做的歌曲都能流传到大陆，都能被大陆那么多歌迷所认可？
罗：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一种语言，我们写的是同一个文字，我相信我们血液里面流的也是同样一种血，在《东方之珠》里面我写到，我们拥有一样的黄色的脸孔，我们有一样的不是那么高，也不是那么白的皮肤，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沟通的节奏，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习性，这样一种过年，吃饭用这样一种筷子，所以这样的一种沟通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记者：我来采访你以前，我也关注一些网上的评论，你在内地现在公众的眼中你是被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化偶像来进入人们视线的，你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吗？
罗：太沉重了一点，我宁可讲我就是一个写曲子的人。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也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假如我是一个写流行歌曲的人，这种流行文化我得给自己更大的一点的情绪，我得把自己当做是一个文化人。所谓的文化无外乎人类生活的累积，如果这些歌曲在我自己生活的累积可以跟其它的生命一起共享，它必须得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工作。
记者：北京会是你音乐生涯的最后一站吗？
罗：这个不知道。不过，越来越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退休蛮可能的，在这儿。
解说：最近几年，一向较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罗大佑更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而这时的他，也更多地以公开撕毁美国护照、 离婚等音乐以外的消息为人们所闻知。
记者：也有人在猜测罗大佑的下一步会不会离开音乐，投身政治？
罗：这个问题在我30岁的时候已经有人问过我，你去干个(台湾地区)立法委员你肯定当选的，我说我们这种人不是这种料，就不要做那个事情，我们这种人那么容易有情绪，那么容易发脾气，那么容易情绪上来，那么容易骂人，那么容易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在脸上的人，既然不是这块料的话就不要做这个事情。
记者：但是2000年之后，可能人们听到的，或者传送的关于罗大佑音乐的消息越来越少，相反关于政治的，关于生活的消息越来越多。
跟影响力，作品的影响力的减弱有关系吗？
罗：是或者不是，我想时代证明，我其他一些作曲家李宗盛、小虫、崔健、陈升，我们大家的努力其实没有白废的，因为大家是在把这个歌曲的内容写得更宽，使歌曲更有生命力，使歌曲更在每个时代跟那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使歌曲可以传承下去。这个很难讲，我相信一首歌是有生命的，假如你花足够的生命跟努力、跟情绪、跟足够的关注，在一首歌里面，这个歌如果被灌注以生命，它自己有生命，它自己会成长的。
记者： 2004年《美丽岛》的发行应该说遇到困难，对你来说是个打击吗？
解说：2004年，罗大佑的新专辑《美丽岛》发行。在专辑准备的过程中，有传言说由于市场吸引力减弱，没有公司敢于承接专辑的发行。而最终，罗大佑采取了个人独立发行的形式出版了这张10年来的唯一一张创作专辑。
罗：不是个打击。因为你看《美丽岛》，你看上次我自己听的一个CD，上次我自己听到一个唱片，我问我旁边的人，你上次听到哪一首歌是你现在还会唱的？你现在听的哪张CD、上次听的哪张CD是三年、五年你现在还在听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软体、载体、科技、网络电脑、五光十色的时代里面。我们有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已经不太可能，一首歌我今天听到它好听，它会流传五年、十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记者：社会的变化可能在流行音乐里有很好的一个反映，你会去迎合这种潮流吗？改变自己？
罗：大概很难，我这个年纪，这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如果要求这样写歌的话，我相信可以调整自己，可以跟着时代做一个不错的结合。但是要去迎合已经太慢了，他就像一只青鸟一样，他每天在你窗子前面在叫，你一直非要在梦里面去寻找一只梦里面永远不可能抓到的，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只青鸟一样，早上起来才发现原来这只鸟就在你窗前，每天都在叫。
记者：你为流行音乐所做的一切我觉得可以让你睡一个好觉，但是你的歌迷可能也会在想，罗大佑还会让我们有梦吗？罗郎是否才尽呢？
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罗大佑不可能给每个人那些梦，梦每个人做得都不一样，题材可能在一首歌，一幅画、一部电影，一出戏，一段舞里面去找到那个共鸣。可是编织梦的人不能老去希望别人都有美梦。接受这梦的信息的人也不能老是要重温就是要回到那个梦里，因为生命之所以多彩来自于生命有各种各样的梦，如果没有真正的痛苦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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