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徐惟聆
徐惟聆生于上海音乐世家，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小提琴演奏家之一。在她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就
读期间，已经受到音乐大师斯特恩、梅纽因以及小泽征尔的高度赞赏，并被选中参加著名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演出。1980年，徐惟聆到美国朱丽亚及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获音乐学士及硕士学位。她也是第一位于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及林肯中心
举办音乐会的中国大陆音乐家。
从来都没想过与小提琴绝缘
徐惟聆说，由于父亲的缘故，仿佛没出生以前，便与小提琴结缘。我问，如果这辈子没有成为一个小提琴家是否觉得遗憾，小提琴在人生中充当了何种角色？徐惟聆很是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与小提琴绝缘，之于她来说，没有小提琴的世界是悲惨的世界。
印象中搞古典音乐的女子，多是娇娆柔弱辈，古典韵味十足。然在白天鹅宾馆初次见到徐惟聆的时候，便发现这位小提琴家高挑身材，齐整短发，显得一丝不苟。这或许与徐惟聆从小一人在北京和美国生活相关。
她是1978年3月24日到北京的，那时她对北京充满了神圣的敬仰。1977年，邓小平同志的恢复高考制度让徐惟聆成为第一批大学生。但是虽然是77年考上的，但是等到78年才上学。“上海人有个毛病就是认为只有上海才是最好的地方，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上海户口是不能动的，当时上海交响乐团也在招人，我已经是在最后的一两个人名单之内，马上就可以当独奏演员，但是我的老师李牧真认为不能光看眼前，还是应该出去。他还是坚持我去北京。”
1980年徐惟聆去美国深造之后才发现自己跟别人相差甚远，究其根本是双方在音乐教育上有差异。“西方会尽可能启发学生的个性，一段音乐不会明确地告诉你哪个对，哪个错，而要你自己去辨别。但是在国内就不一样，老师说的都是对的，老师没有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余地。当时我刚刚出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因为对于音乐和整体几乎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因为艺术修养太差。”
毕业后，她留在美国工作，成为了职业演奏家。1993年，徐惟聆离开美国，在香港管弦乐团担任首席兼副团长。2000年，徐惟聆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担任小提琴教授。
与斯特恩的两度相遇
1979年，徐惟聆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期间，三位大师对她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赶上了斯特恩、梅纽因、小泽征尔几位大师来讲学，所以特别幸运，他们让我对音乐的解读做了重新的改写。”徐惟聆回忆时不无感叹。“他们在音乐上给我传输了很多新的想法，他们也很喜欢我对音乐的态度。斯特恩、梅纽因走后，我申请到美国自费留学，但是同时也收到了梅纽因的来信，他叫我去他的瑞士梅纽因学校，他可以免费提供一切。”一个大人物能给一个学生提供这么好的条件！不过徐惟聆最后还是选择了美国。
徐惟聆在美国一呆就是13年。最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后来在曼哈顿念研究生的时光，“我的老师博朗斯坦，是当时还活着的小提琴祖师爷奥尔的助教，他把所有的曲目都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讲解，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在他的分解中都是有规律的，这听上去有点像是形而上学，但实际上具体得很，你如果严格按照书上的每一个细节的要求拉下去，你的音乐就是有说服力。在他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其乐无穷，如果读进去，你会爱死它的，而且很有趣，它解析的经典是不变的，但是经过每个人的演奏就是会千差万别，个性鲜明的，我认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宝书，表面上看起来像数学题。”她认为，艺术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是理性的，理性是音乐的最高表现形式。
而与斯特恩的两度相遇更被让徐惟聆获益不浅：1979年，徐惟聆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期间，被选中参加由来华访问的音乐大师斯特恩监制的纪录片《从毛泽到莫扎特》的演出，是三名为斯特恩伴奏的中国小音乐家之一。徐惟聆说：“1979相遇斯特恩觉得十分震撼和神奇。”而当时国内总的音乐环境，跟现在比也相对闭塞，斯特恩的到来，让徐惟聆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这也是她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
徐惟聆敬畏大师，又疯狂地喜欢大师，所以她对每一次像斯特恩、梅纽因这样的大师讲学都是细心聆听观察，对大师的任何细小动作都是极为在意，“我觉得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极为可贵。现在看起来虽然是小儿科，但是当初对我的提高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不能原谅自己犯错的人
记者描述自己对她的初次印象：理性、自信十足、干脆利索、独立，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神经质，甚至给人疯疯癫癫的感觉，徐惟聆很女侠，理性，不像一个拉小提琴的人。听到这些，徐惟聆露出了她那颇“理性”而节制的笑容，并摇头表示否定。她说，其实自己心底沉淀着脆弱和敏感，由于这种脆弱，所以多年来刻意把自己装扮得坚强。同时徐惟聆觉得，作为音乐家的她感到非常孤独“很多人在音乐会后会当面夸奖，但是如果说不到点子上，那就是恭维和敷衍，一千个一万个人说好都没有用。”
“不过，这似乎也是必需的‘孤独’，让我的心沉浸在艺术里面，没有世俗的打扰，难得一份清净。现在太多的人都是在追求短暂的光辉，但是真正的艺术是需要时间来雕琢的，不是三两天就能成功的事情，不是被媒体报道说如何如何就是如何如何，艺术有它自己的价值取向。”现在各种各样的比赛接踵而来，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比赛而比赛，得到了一个奖之后就沾沾自喜，再加上媒体的吹捧，就昏了头。“搞音乐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否则即便是靠小聪明做些动作，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徐惟聆是一个不能原谅自己也很较真的人，对自己甚是苛求，乃至钻牛角尖“我会为自己仔细安排很细小的事情，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自己是很累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必须严肃对待。所以我一直在追求完美，虽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但是我会一直去追求。在美国的头两年，我根本就是三缄其口，我认为，如果开口就表示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
徐惟聆永远都对自己的失误耿耿于怀，岁月的流淌和洗刷都无法让它黯淡，反之越来越清晰。徐惟聆称自己无法忘怀1979年全国选拔1980年西贝柳斯比赛参赛选手的事情。那时全国选拔四人，这是中国派出选手最早的一次比赛。“1979年6月，林耀基领着我们三个尖子学生到天津音乐学院演出，轮到我上去，拉的是圣桑的《圆舞练习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特别紧张，一句比一句快，简直像飞一样无法控制，完全收不住了，连滚带爬，钢琴没完我先结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情简直就是恨不得一秒钟之内把整个曲子干掉，恨不得钻到地洞里面去，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天津事件之后，我再也不敢去天津演出，这是个让我害怕的地方。”天津，成了徐惟聆永远的痛。
不愿意提超女
访谈中，徐惟聆一直安然自若，便是笑容也是一闪而过的，透着淡淡的自信。但谈到高雅艺术与时下的流行音乐看法，她显得颇为激动。她说她不屑于时下俗气的音乐，甚至要求记者不要在她面前提05年的热门话题：超女。她说，高雅艺术遭冷遇，现在的人们太浮躁了，根本就没有欣赏高雅艺术的那份恬淡心态，更没有欣赏严肃东西的深刻思想，只图哈哈一乐。
“前年来北京的标榜美女音乐家，靠低胸和性感裙装，难以掩盖艺术水准和流花落水的强作欢颜，这也很无奈，不懂的老百姓对这还是喜欢，所以她们还是能够唬住很多人，去年她们在北京的表现评价一般，但是换了一个地方就大不相同，在广州不得了啦，被视若神明，是美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化身。”“去年所谓的超女，我不愿意提，我坚决拒绝知道关于她们的任何消息。大众的口味实在有待提高，都为没有分量没有内涵的东西疯狂，我觉得是很可悲的现象。”
徐惟聆称自己已然不惑。不过在说到诸如全民为几个小孩疯狂的事情，她立马变得很是愤青，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之厌恶的情绪。徐惟聆更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东西居然还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徐惟聆从来不爱看电视，因为她认为今天的电视节目充斥了太多流行的恶俗的东西，她也不喜欢看报纸。
她认为古典音乐的命运应该是很好的，前景一片光明，关键呢，是干什么的就去干什么，不要为了一些表面的花哨，最终把自己变成四不象。搞音乐应该有严肃的态度，商业的我也能够认同它的存在，但是绝对不能替代真正站得住脚的东西，真正的流行音乐，诸如美国乡村音乐、爵士乐存在没有问题。“卡拉OK永远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它决不可以被错误地作为艺术的替代品，我能够容忍它的存在，但是从心里不接受。”
余隆一点也不浪漫
徐惟聆是一个艺术家，也是别人的妻子和母亲。徐惟聆笑说自己很贪心，事业和家庭两者都要，希望鱼与熊掌兼而得之。她说自己尽可能在忙碌的教书、表演之余努力照顾家庭，照顾好丈夫和孩子。不过有趣的是，自称为家庭主妇的徐惟聆却从来没有在家做过一顿饭。她说，不是不喜欢做，也不是没有时间做，而是很多时候，不知道做给谁吃。女儿寄宿学校，而爱人余隆则是有名的工作狂，回家的时候就是累得不能动的时候。
余隆，现今任职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及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艺术委员会主席。人称“激情余隆”、“超人余隆”。在妻子徐惟聆的眼中，爱人余隆便是标准的工作狂“他工作中得到的乐趣比生活中得到的乐趣要多得多，工作是他的一切。”徐惟聆称，和爱人余隆相识于1993年第一次回国，那是在中央乐团演出的舞台上。对于他人来说，余隆是一个光环，不过徐惟聆如此笑着评说自己的爱人：“一点也不浪漫。不过有时也爱开玩笑，很率真，有点童心未泯。”本版撰文/曾乐 摄影/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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