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创作能力反倒是应该比以前还要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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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在流行音乐这二十年的历史上是个不能忽略的名字。从早期的翻唱到随后的《便衣警察》、《北京人在纽约》、《水浒传》等电视剧主题曲演唱，再到签约海外唱片公司，成为大型晚会的常客。刘欢身上几乎浓缩了这不长历史的全部重要阶段。这样的身份，自然也最有发言权。在他看来，内地流行音乐早就过了制作关，创作人才也并不缺乏，除了盗版，重洋轻土又不能互相协调的媒体环境似乎是目前内地流行音乐面对的最大问题。
第二个十年收获大
制作过关技术进步
新京报：1996年时，内地流行乐坛曾经搞过一个大型的十年回顾。现在回首1996到2006这十年，内地流行音乐有哪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改变和进步？
刘欢：如果从1996年开始算的话，我觉得这个十年我们最大的进步是终于开始跟国际接了轨，有了自己的制作。
虽然1996年之后的这十年我们面临的可能更多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当这十年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可以说已经具备了非常标准化的制作能力。虽然不能说比别人高出多少，但至少在制作上已经不输给别人了。
新京报：同前一个十年相比，似乎流行音乐在创作上并没有那么活跃。在第一个十年里面，我们有西北风、校园民谣、摇滚乐、94新生代等等。但在后一个十年，似乎缺乏非常成气候的创作能力的集体展示？
刘欢：归根到底，仍然是老生常谈———盗版。
我相信后十年音像制品的销量应该是比前十年还要高，只不过正版的份额被压缩得很厉害。至于创作能力，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创作能力反倒是应该比以前还要强了。从制作手段和技术能力上来看，我们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正是因为市场的影响，导致这些创作能力无从发挥。恶劣的环境没办法保证唱片公司拿到应有的收益，自然会限制音乐人创作能力的展现，这并不是音乐人自身的问题。现在有跟风的现象，很多人在做口水歌和R&B.这跟商业方式有关系，现在跟风还很难赚到钱，我们不同于国外的比较良性的市场，不这样做我们很难生存。
好比你在国内单纯做爵士乐，怎么生活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得已才这样。
新京报：差不多是在这20年的中间点，你签约索尼唱片。
那段时间也是海外唱片公司纷纷进入内地的一个阶段，曾经有非常多的内地一线艺人被这些海外唱片公司招致门下。现在回头来看，你如何看待海外唱片这些年在内地的发展？
刘欢：我签约索尼也是近十年的事儿。现在回头来看，他们在内地的发展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得那么理想。当然他们的进入好处肯定存在，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有促进的。他们带来了正规的运作方式等等，我相信未来肯定还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这20年来，做了太多的事情。
CBS做的《百年索尼》的一套碟里面，收录了我的一首《爱之无奈》。那套碟收录的是从1899年到1999年这期间的作品。也就是说，直到最后5年，才跟我们发生了一点关系。我是从1986年开始进入这个圈子，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人家一百多年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做到现在这个水平已经是很值得肯定了。
从“西北风”到大地
开始本土自觉创作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初，唱片市场似乎非常“繁荣”过一段时间，你觉得那个时期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良性的市场？
刘欢：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唱片制作工业。整个程序其实是反过来的。往往是哪个国外电视剧火了，大家才赶紧找来电视剧的主题歌录唱片。并不是我们今天这样有一个正常的程序，创作出一个歌，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去打歌，让大家知道。当时其实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情况，没有什么像样的歌，英文的、港台的都唱。我当时也听说过5天录出一张唱片的事情，什么样的口水歌都拿来录，用现在的眼光看，基本上可以算作滥作。
新京报：1987年“西北风”的兴起，在你看来能否算得上是内地流行音乐的第一个自主创作意识崛起的高潮？
刘欢：“西北风”其实跟唱片制作和唱片工业的关系也不大。当时“西北风”这股潮流，并不是以唱片制作为中心、也不是以歌手为中心，而是以词曲创作者为中心。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内地流行音乐的一次爆发，对中国流行音乐今后的影响极大。从“西北风”开始则变成了自觉创作。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虽然后来有人诟病它比较土、技术上很多东西都还不明白。但至少他们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在90年代早期，一些港台资金进入了内地，出现了大地、魔岩这类的公司。他们也推出了在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一些内地音乐人，你怎么看这些港台资源在内地的作用？
刘欢：我觉得如果说音乐人，其实是这五六年从港台过来的比较多。因为市场的原因。而当时进来的更多的是一些制作公司，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一些更正规的制作方法。但真正的创作，无论魔岩三杰还是艾敬，仍然都是我们自己的本土创作。
新京报：如今唱片业在中国面对的媒体环境远远比1986那个年代要复杂，宣传通路空前的多样化，同时娱乐资源也比原来膨胀很多。这样一个媒体环境中的唱片业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刘欢：早期，其实电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渠道。
当时唱片的销售很大程度上是要看电视上在播什么样的东西，否则也不会出现当年那种翻唱国外电视剧主题歌的卡带大卖的情况。现在我们的传播通道多样化了，但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各种宣传通路之间缺乏协调。
拿电视、广播、网络这几个可以出声的渠道讲，互相之间的协调性很差。电视台的重点是自己的晚会演出，跟唱片关系不大。电台有自己的排行榜，也不怎么买账。电台似乎跟唱片业的协作关系要大一些。网络似乎是憋足了劲儿要冲击传统的唱片工业。本来我们的力量就有限，这些宣传通路相互之间不能协调就使得我们的唱片业面临很大的困难。我们的平面纸媒态度也有问题，国外的东西来了我们似乎就变成了免费的宣传机器，而对本土的艺人支持却不够。
华语流行未来走势
内地称王为时尚早
新京报：内地唱片工业是从什么时候起有了宣传意识？
刘欢：我觉得应该说是90年代初开始。那个时候的宣传通路也有限，控制的也比较严格。之前大家更多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宣传，都是什么东西火了之后，大家一哄而上，然后搞完了算完。1996年的时候，大家终于有了宣传意识，唱片的运作费用里面也多了宣传费用这一块。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宣传才真正走上了轨道。
新京报：那段时间流行音乐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也就是所谓的94新生代。
刘欢：1994年可以算得上是内地流行音乐工业小试牛刀的时候。如果当时能够有更好一些的环境，我想后来的发展会更好。之后的1995年变成了“解约年”，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初创，制作制度也不完善，很多承诺无法兑现造成的。那个时期标志着我们开始有了唱片工业，一步一步来。
新京报：流行音乐从被舆论诟病，到成为现在大众的一种主流娱乐方式，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如今的流行音乐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刘欢：早期我们会有对流行音乐的批判，当时是整体的社会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其实到现在也还会有晚会限制流行音乐比例。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还有小品、曲艺等很多其他节目。如今，我觉得对流行音乐的认同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可以在电视台看到整台的流行歌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们对很多新鲜事务的看法也渐渐地正常了起来，比如hip-hop的流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样才正常。
新京报：如今北京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中心，未来港、台、内地在华语流行音乐上的位置会有很大变化吗？
刘欢：港台现在仍然还有制作能力，而且都还保持在水准之上，只是我们这边市场好一些，所以有些音乐人会选择过来。北京这些年的水平的上涨并没有90年代末那么的大。但如果要说内地制造的流行音乐进入港台并且占据大的市场份额我觉得还为时尚早。人家的市场人家有很好的保护。内地的艺人过去宣传影响力在被当地的媒体很有节制地控制。而我们这边却相反，媒体追捧外来的艺人，自己之间却互相拆台不买账，这样的态势不扭转，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相信，台湾的媒体肯定也不会相信自己的流行音乐做得就好过欧美的，但他们仍然会力挺自己的艺人。至于欧美，他们的流行工业的那种协调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样的环境，才更有可能造就出巨星来。
采写本报记者 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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