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9日傍晚，北京愚公移山酒吧，一场名为“十三月”的个唱彩排现场 图/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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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台湾如何发展，最落后的是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在台湾是谁？我们要告诉社会，我们不愿意被这样称呼，我们是台湾原住民
胡德夫，1970年代踏入歌坛，2005年以55岁“高龄”发行第一张音乐专辑《匆匆》，当即囊括台湾金曲奖的各项提名。一时间各大媒体惊呼“胡德夫打败周杰伦”。今年，胡又获得《南方都市报》华语音乐传媒“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敦实的身材、酱紫的肤色、雪白的银发，紧握住你的手像一个发酵的馒头，厚厚的圆圆的硬硬的。“他们说我长了一双火车司机的手。”说罢大笑。然而正是这双火车司机的手，放到琴键上，能让无数人痴迷。记者递上今年6月第14期《南方人物周刊》，他看到封面上台湾“揭弊四人组”的李涛、邱毅、胡忠信和张友骅时，用头一点，“都是我的老朋友。”
胡德夫此次来北京，是受北京十三月独立音乐厂牌邀请，进行演出交流。他一下飞机，就在车里听到了十三月厂牌万晓利、苏阳乐队的歌曲，他特别喜欢苏阳乐队西北风格的摇滚，问歌曲里“拉拉缨”是什么。苏阳告诉他，“拉拉缨”是一种长在苏阳西北家乡的草，遍地都是，生命力很顽强。胡德夫听了之后，似有所悟，“噢，大地的皮肤。”
赤脚到台北
胡德夫是台东卑南族部落的后代，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小时候放牛，就躺在山坡上，远处左边是大武山，右边是太平洋。白天放牛，晚上就和族人跳舞唱歌，“我们也有我们的教育，口传的那些歌曲，里面有教化、抒情和人生道理。”
如果不是有一个盲人传教士哥哥，胡德夫可能会一辈子赤脚，在部落里唱歌跳舞。远离台东大武山的淡江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年都会从台东少数民族部落选拔孩子去读书。在盲哥哥的鼓动下，胡德夫参加了选拔，并从几百个人里脱颖而出。1962年，胡德夫和盲哥哥赤脚从嘉兰部落步行到高雄，搭车来到台北淡江中学。
淡江中学里满是穿鞋子的同龄人。胡德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鞋子，他赤脚惯了，穿上鞋子老觉得不舒服。然后是语言问题，他的“国语”别的孩子听不懂，别人的话他也听不懂。幸好，老师和同学给了他最大的帮助。每天上课前，校长会领着大家唱20分钟的歌，“都是些教会歌曲”。胡德夫对于唱歌的热情就是在淡江中学培养起来的。后来，加拿大籍的音乐老师把他和另外3个原住民学生组成了一个四重唱小组，专唱黑人灵歌和教会歌曲，这为他日后从事音乐工作奠定了基调。
从大山走进城市，原住民的身份意识开始在少年胡德夫的身上觉醒。课余时间，他躺在学校的山坡上，仿佛又躺在了童年放牛的那座山上，左边远处是大武山，右边是太平洋。《牛背上的小孩》这首歌，就是他后来对于这段生活的回忆。
1968年，18岁的胡德夫考入台湾大学外语系，从此接触到大量西洋音乐。翌年，他在一次橄榄球对抗中受重伤，被迫休学，并留下癫痫的后遗症。在家养病期间，正遇上征兵。“在我们部落里，能当兵也是很荣耀的事情。”胡德夫隐瞒自己的病情和身份，进入了台北水库服役。不出一个月，癫痫病的发作一下戳穿了谎言，胡德夫随即被部队遣返回家。军人梦破灭了，他不愿在村子里待着听别人议论，又回到了台北。
这个时候，万沙浪已小有名气。他在六福客栈演出需要一个和声，于是找到胡德夫。6个月的短暂合作之后，万沙浪走红，踏入流行歌坛，胡德夫随即失业。不久，胡德夫的父亲身患癌症，来台北治病。为了手术费用，胡德夫四处找酒吧唱歌，由此结识了杨弦等一批热爱音乐的青年。
这就是我的同胞，他们在最底层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大使馆”的咖啡间唱歌的时候，咖啡馆在台湾还很少见，属于非常高雅的地方，是画家、音乐人和写作者的聚集地。在这里，胡德夫一直在唱西洋歌曲。后来，他认识了李双泽，台大建筑系的一名学生，他听说胡德夫是卑南族人，就鼓动他演唱本族的歌曲。胡德夫不好意思张口，李双泽就先唱起了陈达的《思想起》。胡德夫想起小时候父亲哼唱过的《美丽的稻穗》，就凭着记忆怯怯唱出声来，哥伦比亚咖啡馆响起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热烈的掌声。在座的吴楚楚后来把这首歌收入了自己的专辑。
胡德夫从此声名鹊起，大街小巷都在唱《美丽的稻穗》。当时的台湾，人们能听到的，除了美国电台的欧美流行乐，就是老上海的一些歌曲，本土歌曲寥寥可数，胡德夫和李双泽从《美丽的稻穗》中看到了民谣的力量。1974年，在李双泽的推动下，胡德夫举办了他的首次个人演唱会，一时间听者云集，连名气很大的诗人余光中也来捧场。
1974年，胡德夫在台湾一所大学的演出中意外受伤，无法上台演出。李双泽于是走上台去，拿着一瓶可乐，高喝一声“我们能不能唱自己的歌曲？”然后将可乐瓶子摔到地上。随后的台湾金韵奖比赛，便有大批民谣浮出水面。台湾民谣以“可乐事件”为契机，开始了泉涌般的喷发。名为“唱自己的歌”的一场意义深远的运动开始了，它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台湾以后20年音乐的发展。
胡德夫没有像万沙浪那样“乘胜追击”，走上流行的路线。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胡德夫看到自己的同胞为了出路来到城市，在最深的矿井里挖煤，在最高的脚手架上盖楼，他深切地同情着那些大山里来的兄弟姐妹。他参加了“关怀台湾雏妓”的社会活动。在目睹了一位卖笑为生的山里女孩的惨状后，他写出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努力地实践着他的“生活就是歌唱，歌唱就是生活”的信念。
1977年，李双泽留学期间为救落水者溺毙。胡德夫痛失良师密友。随后，乡土文学论战以及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纷纷揭开序幕。1982年，族人争取权利的运动也开始了，胡德夫立即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1983年，他创作《最最遥远的路》，鼓励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同年，他被禁止任何演出。
1984年的煤矿爆炸事件，彻底改变了胡德夫的生命轨迹。这次大爆炸共夺去270个年轻的生命，死者大多是台湾原住民。胡德夫在挖掘尸体的时候，受到了严重刺激。“机器往下挖，挖到安全的位置，再爬梯子下去扛尸体。越往底下爬，我就越难过。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地底下，在最底层。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是白的，晚上回来一身黑。”
晚上回家换完衣服，他坐在电视前看新闻。当电视打开，再次闪现那一幕幕画面，他忍不住了，冲到钢琴前面，大声吼着喊着，敲响了琴键。他的妻子记谱能力特别好，马上记下了他呼喊的旋律，这就是后来的《为什么》。
胡德夫找到当时的作家联谊会会长张富忠，请他帮忙组织了在新公园举办的“为山地而歌”的募捐演唱会。随后，他说服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12月29日，拥有28个成员的“原权会”成立了。
保卫原住民权益
“原权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教育部门提出抗议，敦促教育部门删掉台湾小学国语课文里的《吴凤》。《吴凤》讲述的内容，是原住民每年要杀一个人，把人头作为贡神的祭品。最后吴凤自己设计被族人杀掉，惊醒族人不再杀人祭祀。“这完全是歪曲我们的形象，在台湾造成我们野蛮的形象。”1986年，《吴凤》终于从教材中被拿掉。
“原权会”做的另一件事，是为原住民争取“立法委”的席位。“蒙藏人数很少，他们的蒙藏组织在台湾是部级。台湾原住民的事务，却是‘民政厅’下面的第四科，是最低的。原住民全省只有一个‘立法委’，后来也只有两个。我们的目标是一族一个。”胡德夫说。1995年，当局不得已成立原住民委员会，“立法委”席次也增加到8个。
胡德夫觉得自己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改变了社会对原住民的称呼。“内地叫我们高山族，台湾叫我们三包，荷兰人叫我们番。无论台湾如何发展，最落后的是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在台湾是谁？我们要告诉社会，我们不愿意被这样称呼，我们是台湾原住民。”
“正名运动”迫使“国会”同意修改称呼，在行使文书文件的时候，对阿美族、卑南族等统一称呼的时候用“台湾原住民”，“今年内地也已经开始决定用台湾原住民来称呼我们了。”胡德夫感到了一丝欣慰。
1987年，兰屿核废料事件爆发。台湾当局谎称新建渔港，把发电用的核废料偷偷存放在台湾原住民聚集区兰屿。“那个地方又没有电，你把台湾所有发电剩下来的废料运到那里，是不公平的。”胡德夫说。
1987—1995年，胡德夫领导台湾“原权会”先后举行了5次示威抗议活动。1999年，陈水扁竞选“总统”时签约“原住民与新政府伙伴关系”，承诺转移兰屿的核废料。这个举措对他最终当选“总统”极为有利。“到最后，最关键的那十几万张选票就是我们原住民的。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能解决。当局开始抓人，以前讲话的人就不敢讲话了。”
陈水扁给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以高位，“原权会”里的一些精英骨干因此流失，胡德夫慢慢变成孤家寡人。2000年，“原住民权益促进会”宣告解散，胡德夫黯然退场。
“所以我回到音乐里来是对的。”在 7月19日晚北京的演出中，胡德夫走上台，和同族晚辈陈永龙同唱了一首“HAY-YAN”。返场时，《少年中国》响起，全场合唱，有人高喊“永远怀念李双泽”。胡德夫看着台下，泪水夺眶而出。
2006年7月19日傍晚，北京愚公移山酒吧，一场名为“十三月”的个唱彩排现场 刘恒涛 图/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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