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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中秋之夜，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宋庄，崔健将与近万名观众共度良宵。作为第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的开幕演出，崔健将在露天与聚居于那里的艺术家和农民实现摇滚式的互动。
日前，本报记者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的金燕一起，在北三环的一家茶楼对崔健进行了一次谈话式的采访。
庄稼地里，摇滚将走进农村
金燕：这次崔健中秋演唱会定名为“超越那一天”。但我听说在此之前，你曾经考虑过用“摇滚进庄”、“滚过庄稼地”这样一些很土的、似乎不很具有商业价值的名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崔健：我写《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肯定受过ChuckBerry的一首歌《滚过贝多芬(Rollover Beethoven)》的影响。像我们在中国说滚过什么或者向谁致敬可能没什么意思，而“滚过庄稼地”就有麦田守望的意味。而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滚过庄稼地”就比较适合这次在北京郊区宋庄的演出。我现在都认为“滚过庄稼地”是最好的名字。
记者：那为什么又放弃了呢？
金燕：这大概是主办方有更多其它的考虑吧。我想问一下，这是你在北京第一次的露天演出吗？崔健：其实，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天下第一城，2000年1月1日的夜里，也是一个音乐节上，搞过我的一个个人演唱会。
金燕：我们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强劲的音响和节奏甚至和机器的轰鸣都有某种内在的相似，而这次的演出现场则选择了相对宁静的乡镇，据说，宋庄镇要选出1000个家庭的1000个农民来现场观看演出，对此，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
崔健：国外的很多音乐节都是选择远离城市的农场，这样一些安静的地方举行，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自然的摇滚乐表演存在形式。而在我国的东部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滚过庄稼地”这类的演出就体现了城市和农村的紧密的关系。
找到自我，摇滚本来没外衣
金燕：那么，崔健你是如何看待现在一些流行乐队、组合借鉴一些摇滚的元素？因为有些这样的做法被歌迷骂作“伪摇滚”。
崔健：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交换，比如牺牲个性来换取市场上的成功，这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乐队。但有些乐队本来就没有什么个性，就是想着讨人喜欢。我就希望那些有个性的乐队别阉割自己，你本来是有想法的，不要为了讨好观众而放弃想法。一种音乐形式里面必然是多元化的，只要它是自然的，就是可以接受的。不要说“它披着摇滚的外衣”，我认为摇滚本来没穿外衣，不要非得给它穿一件外衣。
记者：我们知道今年6月中旬在沈阳举行了一个“如果再来20年”纪念中国摇滚的大型演出活动，你对自己这20年有没有一个总结的脉络？
崔健：如果说主题和脉络，主要是从歌词延伸出来的东西，至于音乐形式就太复杂太专业了，这20年是一个听音乐的20年，不只是写音乐的20年。在这20年里，能够说出来的、关键性的东西还是以歌词为主，那肯定还是“寻找自己”，就像开始一样，大量地谈论自我。有人会说，20年了还是谈论自我，都老生常谈了。
金燕：你说的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崔健：其实，“自我”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避免谈论自我的，包括修身养性也是讲究如何洗脱，把自我忘掉。摇滚乐在这点上是坚持自我个性的。如果是海阔天空乱谈的摇滚乐，我看它也没什么味道。就是因为你在社会中强调自我的存在，所以你才会出现矛盾，如果没有这种矛盾关系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激情和动力。你越是固定自我，就越会在社会的坐标中找到辐射的关系，这些关系就会进入艺术家的感受，艺术家才能得以诚实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而没有自我的人，就谈不上什么诚实。
记者：你的这种坚持自我，会不会给人难以相处的误解？
崔健：很多人认为摇滚乐就是刻薄的、不宽容的，流行音乐就是宽容的，你好我好他也好。而在摇滚的观念来看，你在撒谎，或者你在掩盖一个事实，你在放弃表达真诚的时候，实际上你也是在伤害人。而艺术是在所有“非暴力”中，最有扩张性、最有感染力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在这些方面不要欺骗自己，其实你还是肯定喜欢摇滚乐，喜欢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我教学生，多看报纸少看书
记者：你平时看新闻、关注时事吗？
崔健：看报纸、看网站，经常看。在MIDI学校的典礼上，我曾跟学生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多看报纸少看书，摇滚乐就要多关注现实。而且，我的音乐走向，从专辑《无能的力量》到《给你一点颜色》，其实都是关注现实产生的灵感。
记者：抛开不同类型的音乐给你的触动和影响，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生活细节带给你的创作灵感？
崔健：每首歌情况都不一样。我做音乐是比较理性的，我决不在酒后或者生气之后写歌。我总是在最安静最无聊的时候，才最有创作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你要判断，什么东西有意思，什么东西没意思。人在最放松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才是最客观的。
记者：你觉得自己的状态，还能创作多少年？还能唱多少年？
崔健：我觉得创作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有一个是量的概念，一年创作一首歌或者五首歌。对我来说，这都不是是否还继续创作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还在思考，还在运作创作，你已经放弃了运作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放弃了创作。对我来说，这像是一个新陈代谢，我会一直做。
真的愤怒，更应该顺其自然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敏感”和“愤怒”是不是摇滚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崔健：所谓“敏感”和“愤怒”如果是自然的话，那一定是他遇到了障碍，他才表达出来。如果离开了这种障碍，是硬做出来的，就是做作。我想它应当顺其自然。我的音乐里面也有很多爱情歌，并没有什么愤怒。当你没有愤怒的时候，你就不要硬努出来。很多人批评我，说我过去的作品里有愤怒，而现在没有了。我就问他我的上一部专辑的名字叫什么，他答不上来。但听我的专辑的人恰恰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会认为我更敏感、更关注现实了。
说白了吧。今天的问题，一个是商业运作，一个是审美观念。这么多年来，听觉审美并没有变化，所谓主流流行的小儿科，其实就是美国20年前那种的R&B，歌词没有任何突破性。而真正成熟的成年人的音乐理念根本没有。
-音乐印象
不止愤青喜欢老崔
金燕：宋庄除了有当地的农民，还一个艺术家聚集的群落。你是怎么看待这次摇滚与艺术的联系？
崔健：这是一种很好的商业与艺术的互动。现在讲究商业开放，艺术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宋庄的书记在艺术节的发布会上的演讲非常到位，他提到日本的文化产业在GDP中占65%，美国是56%，而中国目前只有6%，应当说宋庄镇政府看到了一种很有前景的商业，我希望他们成功。
记者：那么，艺术节期间其它的一些活动你去看去关注吗？并且形成一种艺术上的互动吗？
崔健：会。我对北京这些艺术家的活动一直很关注，我在音乐圈里算是比较多接触现代艺术的，有一些艺术家朋友。而这种互动早就存在，我们最早的巡回演出就是在艺术院校，艺术家是我们最早的听众，最敏感、最有共鸣的一拨人。所以，20年之后对我们来说，反倒是现场有更多的农民才更有刺激。
金燕：有一次，真唱乐队的朋友在运河广场公园玩，带着吉他翻唱你的歌，半个小时就被周围晚上休息的农民工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跟着唱跟着跳，让我特别惊讶，他们对你的很多歌耳熟能详。
崔健：这其实更是一个市场分配的问题。我们非常需要商业团队合理而有效地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人员投入还是比较少。加上唱片盗版太厉害，导致唱片公司很少有针对年轻歌迷的措施。这就造成一个错觉，好像我们的音乐只针对一些忠实歌迷。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改变过来。很多人在听了我们的音乐会之后，发生了改变，说和他们之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这说明在这方面的推广工作还是少。
本报记者彭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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