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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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
30分钟写出《弯弯的月亮》
新京报：你开始是粤剧团的提琴手，是怎么接触流行音乐和走上这条路的？
李海鹰：80年代我就在中唱太平洋做编曲，但人事还在粤剧团，做编曲是兼职。那时候一部分是扒邓丽君、罗大佑等人的歌，也给朱晓琳等歌手唱片编曲。
新京报：《弯弯的月亮》是你的成名作，当时创作的过程怎样？
李海鹰：《弯弯的月亮》我写的时候花了不过半个小时，它的火爆要归根于中央电视台。那时候刘真导演在拍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找我合作，我和他商量找刘欢演唱了《弯弯的月亮》。
得益于中央电视台的播放，也得益于没有版权保护的各个省台的盗播，它让我从幕后编曲人，走到了台前让公众熟知。另外，《弯弯的月亮》也是广东流行音乐榜开榜歌曲，1990年连续拿了季度冠军、年度冠军，那一年好歌太多了，韩磊(blog)唱的《走四方》连季度榜都进不去。3年后，《走四方》和《我不想说》被拿到北京电台播放，这两首歌都进了北京流行榜的年度10大金曲。
新京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中心，甚至有人称之为流行乐坛的“黄埔”，你怎么看？
李海鹰：广东一方面“山高皇帝远”，另外一方面，即使在封闭的清朝广州都有开放的口岸。广东的文化优势就是领风气之先，领完了就让别人再做。那时候广东电台是全国最开放的，流行音乐也一样，它传统文化根基不厚，没有什么正统音乐，更是没有音乐界的老夫子，这样任何新东西出来都没有阻力的。另外，广东靠近香港，很多电台音乐、电视台里播放的东西基本没啥阻隔就进来了，广东音乐人学习起来就简单快速得多。
新京报：你在广州创作音乐的日子，还有和你同时代的陈小奇、毕晓世、谢承强等人，你们当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李海鹰：那时候我们充满着激情，就像崔健一直说怀念80年代一样，因为80年代突然打开了窗口，我们做音乐的人非常兴奋，基本上天天在写。记得我写《我不想说》时，基本9个月时间和外界隔绝，《我不想说》这首歌改了七八稿，最后把词作者陈小奇折腾得够呛，9个月创作的歌曲有5首用在了电影《天皇巨星》里，电影里没用上的《我不想说》，就给了电视剧《外来妹》。
新京报：“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这样的活动，你们当时怎么看的？
李海鹰：“让世界充满爱”我没有参与，但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啊，“让世界充满爱”创造了很多第一，在80年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发生的，很容易就创造这个第一、那个第一。
说北上
广州唱片业的20年白干了
新京报：现如今不得不承认广州已远离流行音乐中心了，你从广州来到北京，你觉得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李海鹰：主要还是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广东容易出新的思想和概念，但广东文化毕竟不是正统文化，自古以来文化要发扬光大必须到中原，就像将来的文化中心肯定是北京，不是香港。还有个重要原因，广东流行音乐辉煌的时候，只发展唱片公司不发展版权保护，也让广东音乐产业没有得到实质的壮大，等于说20年白干了。80年代初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一年利润就2000多万，现在太平洋、新时代这类传统唱片公司基本都是破产的。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是1999年为电影《鬼子来了》创作电影音乐而来北京的，当时是哪些因素让你做了北上的决定。
李海鹰：1988年我第一次当青年歌手大赛评委时，就感觉北京才是今后流行音乐中心。1989年我第一次给中央电视台春晚做音乐指导，回去后才写了《弯弯的月亮》，我找的也是北京歌手刘欢唱。1993年李谷一就想调我到中国轻音乐团，后来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给《鬼子来了》写音乐那3个月都住在酒店里，后来有个朋友恰好有个空房子租给我了，于是就这么来了。
新京报：你的歌有《爱如空气》这样的流行情歌，也有《七子之歌》这样的主旋律，甚至还有《过河》这样的歌曲，你不介意这种混乱吗？
李海鹰：只能说我的歌最大特点，就是和时代契合。音乐也是一种交流手段，时尚在变化、思想在变化，我的音乐语言也在变化。其实《弯弯的月亮》在1990年就很时尚嘛，15年后的《爱如空气》也让这一代年轻人喜欢。打比方说，你不能说陈凯歌的《黄土地》不棒，但他现在再用这种方式拍片就没有当年的效果了。
谈现状
好多内地歌手早该歇了
新京报：这几年内地唱片业你还关心吗，比如杨臣刚(blog)、庞龙这样的网络歌手的崛起你怎么看？
李海鹰：其实我有个观点，音乐界在大骂网络歌曲是不对的。网络让很多人有了话语权，暂时别评价网络歌曲的情调，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也个性化。那时候只有几个歌手，现在谁都可以唱歌，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不是由少数人说话的流行音乐界。比如说以前只有传统媒体，现在有网络的声音大起来也会很可怕，你看《馒头血案》差点把大师弄倒了，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胡戈(blog)以前就这样做，你们传统媒体敢登吗？登出来也没这个效应。我们对于网络出来的歌曲、歌手应该要尊重，一些老歌手你在电视台上唱我就要听你的吗？我发现你唱歌很假，你几年都不出新歌，还不知道假唱还是真唱，我宁愿去听一些网络上比较草根的东西，现在的流行音乐首先要解决话语权的问题。
新京报：近几年歌唱选秀比赛泛滥，但培养出来一些偶像，这些比赛对产业有多大作用？
李海鹰：它的作用就是打破僵局，中国的歌星十几年总是那么几个人，没有几首新歌也能在舞台站这么久，在香港3个月不写歌就不是创作人了，歌手4年就要面临一个坎，像张学友、刘德华这样的歌手迈了多少个坎才唱到今天？很多内地流行歌手，按照基本规律很多人都应该歇了，他们不像欧美的流行歌手不断在变化，而是10年不变，这真没道理啊。以现在的版权制度，大部分唱片公司、制作公司很难回收成本，在音乐产业完备前，首先让选秀比赛打破僵局也可以啊。
新京报：这种比赛能选出流行音乐界需要的人才吗？
李海鹰：这种比赛应该能选出人才。公众有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你怎么知道公众会喜欢什么，你音乐人喜欢的公众不一定喜欢，说到底音乐产业是用来制造产品的，不完全是实现音乐人音乐理想的，你必须要通过一个产品实现你的理想，这个产品当然要尊重公众的喜欢，有时候你可以跑在公众前面，但总体上你要尊重公众的需求。
看未来
单曲时代势不可挡
新京报：那接下来的日子，你准备用什么手段和时代贴近，想重新再去做流行音乐唱片吗？
李海鹰：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以做影视剧音乐为主，我现在的头衔还是中国电影音乐协会副会长。虽然在做影视剧音乐期间也做过音乐剧，但时机没到，音乐剧的繁荣也不是我一个创作人能改变的。电影音乐我也做得少，去年只有一个《定军山》，如果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其实你能够写出歌来，让大家记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写出大部头的歌剧，不在乎你做的是什么题材，比如《爱如空气》就从《幸福像花儿一样》出来，单独发行了，彩铃销售成绩相当好。现在的传统唱片业是比较衰落的，我暂时不会赶这个趟，如果电视剧的歌曲比较受欢迎，我就会像《爱如空气》这样拿出来做单曲发行，它的彩铃点击已超过了500万次。
新京报：《爱如空气》是以单曲形式发行的，在如今这样的技术发展趋势下，你是不是觉得单曲时代就要到来了？
李海鹰：日本从90年代就开始单曲时代，很多歌手十几年时间内，一年发一首单曲，滨崎步一张碟1首歌，混音10个版本，3000多日元一张照样卖得好。他们单曲的发达，是和电视剧和广告关联在一起的，我们这边单曲是和彩铃挂钩的。其实从创作人角度讲，一首成功的歌比1万首滥歌要好，一张专辑也会有主打歌、一个歌手也需有一支代言歌，单曲时代到来是很正常的。
现在公众对流行音乐需求也是分众化的，我们国家流行偶像还不多。湖南卫视让超女唱一大堆别人的口水歌，就可以造出个李宇春(blog)来，公众对偶像的需求是爱屋及乌的，唱得再难听也买。李宇春现在有些歌还不错，但还没有出现一首能感动人的，即使这样，她的单曲销售还是相当好。
记者手记
和李海鹰的谈话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如沐春风”。第一眼见到这个来自广东的中年男人，就觉得他儒雅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李海鹰的相貌是看不出他的年龄的，他不停地和我探讨公众对数字音乐(blog)下一步的需求是什么，和他年轻的心态是如此吻合。20年前，他和陈小奇、毕晓世等一群年轻人，也正是凭着对新事物开放的心态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一个春天。20年后的今天，他说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倡导卡拉OK版权收费。李海鹰认为或许那会是个里程碑，因为他不希望再过20年，中国的音乐产业还因为版权制度不完善，弄得如此凋零。
小字典
“94新生代”
1992年到1993年间，地处南方的音乐人陈珞一手打造的杨钰莹、毛宁(blog)这对歌坛的“金童玉女”，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是刚刚回国的苏越一手包装起来的楚奇、楚童，毛阿敏、李玲玉、那英、田震(blog)等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以新的面貌重登歌坛。制作人、经理人的概念产生了，歌手从此成了商品，创作开始服从于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北京、上海也都给出的相应的反馈，但广州乐坛无疑最为活跃贡献最大。白天鹅音像、新时代音像等公司，李海鹰、陈小奇、毕晓世、谢承强等创作兼制作人，李春波、陈明、林依伦、黄格选、高林生等歌星的表现带来了内地乐坛的一个高峰。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水准也不够高，但已经在内地青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批音乐人和歌手就是被称为“94新生代”的绝对主力。 采写/本报记者 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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