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就入行的童安格如今也渐渐成了“永远不死的老歌手”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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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演唱会发布会上，童安格以这样的出场方式表示自己对民乐元素的巨大兴趣。
新专辑挑战一下歌迷和市场
新京报：你一般怎么利用采风得来的素材？
童安格：我会想很多，比如这首歌在当地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唱的？是丰收的时候？还
是过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把素材修改成一个新的东西，可能跟原来的很不一样，只是有一段旋律是由它发展而来。这些民间的素材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可以成为我写歌的一种观念上的辅助。
我会在尊重这个音乐的前提下，为它配上不同的节奏和配器，做很多的尝试。我不晓得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但这些民间音乐和我自己的创作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就好像我现在很喜欢听的罗德·斯图尔特。他原来是唱摇滚的，但是近几年出了一些老爵士专辑，让我百听不厌。越听越进去之后你会去研究更深的爵士音乐，可以让我提炼出很多感觉，包括对时空的感觉。很多老歌，当它被重新编曲、诠释之后，会有新的生命跑出来。
新京报：新专辑大概什么时候能跟歌迷见面？
童安格：其实作品我倒是写了不少，但有些东西可能跟市场和歌迷熟悉的那种童安格的曲风不大一样了。有时候可能感觉来了会有长达好几分钟的纯器乐演奏。总的来说作品还是有的，但可能我自己听着会很爽，但是如果要拿出来发表，我觉得可能还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整理。当然旋律性很强的歌还是会有的。不过发唱片这件事，我现在觉得更多的是顺其自然，首先让我自己满意，等灵感出来，然后记录下来。这样的节奏对我来说，会比较没有压力。
新京报：你的上一张专辑《青春手卷》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吧？
童安格：对。说起来我跟李宗盛(blog)的合作其实不是第一次了，我最早为他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写歌、唱过和声。那张专辑其实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青春的一个感悟。青春就好像日本的点心虾手卷一样，要趁早吃才好吃。青春也是这样啊！说到爱情，就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不管我们所处的时空、年龄，每个人都应该抓紧它。那张专辑的制作从开始录音到完成，我总觉得好像是用心情和时间一点点捏出来的。在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现在那样听自己的作品，现在听了以后，我可能会发觉，我应该再进录音室去调整一下，我觉得还有空间。
赶潮流比起流行更关心好听
新京报：你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发片颇为密集，甚至一年发两张，按照你的性格，这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童安格：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发片确实有些赶，不过你也应该留意到，那段日子其实是华语歌坛很盛的一段时光，好歌、好的作者、好的歌手都非常多。所以相对来说，那段日子的创作氛围也很不错，因此还是有很多好歌出来。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入行快10年了，所以也比较知道如何来调适自己的状态。
新京报：在北京开演唱会之前，你跟周治平也会在台北一起开个唱。你们两个的交情也很久了。
童安格：对，其实我刚刚入行进宝丽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做制作人了。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两个人慢慢地熟了起来。我们两个一起开唱，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歌迷群体基本上也都是那个年龄段的，比较有重叠。
新京报：像你这个年纪的歌手，似乎已经被人定格在上个世纪，对于现在市场上的潮流，你会关注吗？
童安格：我觉得那可能是唱片企划人员的工作吧，作为一个歌手，我其实并不关注那么多市场性的东西，谁的歌比较卖座，哪种风格比较受欢迎，我都不太注意。
我关注的是什么作品好听，这部分我可能比较敏锐一点。其实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手，并没有很大的压力去做一张很流行的东西。我们更有空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新京报：你现在比较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创作？
童安格：我很早就开始用电脑做音乐，但对电脑没有依赖。我觉得方式其实是次要的，不管你是用电脑还是用吉他，最重要的还是心意和创作力、想像力。真正的作品还是来自于创作者内心的，方式并不重要。
中国风
认同周杰伦的做法但不会效仿
新京报：2003年你刚刚推出新专辑《青春手卷》的时候曾经来北京开过个人演唱会，一晃三年，为什么这次并没有带来新的专辑。
童安格：这些年我发现自己对民族音乐越来越有兴趣，之前去了西北采风，而且还在北大做了讲座。其实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民乐、民歌是我们血液里面根深蒂固的一种东西。甚至在我出国演出的时候，有一次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了音乐当中的那种民族共通的一种感受的汇集。我们应该把这些好的东西整理好，保存好。
希望过了100年，大家还能听到这个作品。至于这次的个唱，正如发布会上我吹着笛子出来所凸现的那样，我会加入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在里面。
新京报：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的？
童安格：其实很久了。最早的时候可能没有理解那么深刻，但是后来渐渐发现了这些民间的元素里面蕴藏的丰富的宝藏。你能感觉到我们的根在那里。我们有56个民族，有非常多元化的音乐元素，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整理、规划好然后把它发扬出来。现在很多新一代的听歌的人想要寻找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的元素在哪里，而一些新的音乐人也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加上恶劣一些民族的元素。但我想强调的是，希望他们能做得顺畅，而不是在西方流行音乐的结构上简单地加上一些民族的点缀而已。
新京报：从周杰伦开始，后来王力宏、林俊杰(blog)甚至陶喆也加入，很多歌手都试图在音乐和歌词上增加很多中国元素，所谓的中国风。你对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有什么评价？
童安格：我对他们的做法很认同，但我可能不会像他们那么做，也许我的东西会更严肃一些，我希望用很自然的演变跟配器。做音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人有他自己诠释的方式。对于音乐文化，我觉得一定要做得准确，不能道听途说，不能做得片面、断章取义。
新京报：你现在有一些采风之后创作的相关作品吗？
童安格：有了一些，但是我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去采风。因为之前我去一些地方往往是因为演出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特别深入地进到那里文化的深处。我希望去更偏僻的地方，探寻更多东西。很多美好的东西其实在没有人关注的情况下在悄悄地流失，我希望能在消失之前找到它们，从那里吸收养分。然后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如果我只是做变卖的事情，我会觉得可耻。开采应该不是变卖，而是用来繁衍。我希望我们用西方的技术，能够延续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已经足够好了，没有必要总是把眼光放在那些西方的音乐元素上。
记者手记
赵传(blog)、费玉清、蔡琴、齐秦(blog)、周华健……这些十年或者二十年前如雷贯耳的名字到今天，仍然是演出商眼中的票房保证。
没什么东西比时间的力量更大，它可以轻易把曾经的流行变成今日的经典。想起来颇为讽刺，当年蔡明郭达同赵丽蓉合演的那个关于追星族的小品，里面被作为“反面典型”的郑智化如今也俨然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法替代的青春记忆。
童安格的出现要早于郑智化，1982年就入行的他如今也渐渐成为了“永远不死的老歌手”中的一个。庹宗康曾经在《国光帮帮忙》中半开玩笑地说：“当时我们欢迎盗版。如果没有你的盗版那就说明你不红。”现在，这些老歌手们开始吃上了当年那些盗版的巨大利息。不过童安格跟其他人有一点区别：他还想在音乐上继续突破些什么。可是这样的想法做法无论对于那些听盗版长大的中年歌迷，还是如今流行音乐的主力消费者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努力。面对这样的听众，童安格只能无奈地感叹：“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其实，懂得听众的心更重要。看看小哥费玉清如今在KTV的点唱率吧！什么叫与时俱进，什么叫以不变应万变，小哥就是最好的示范。 采写/本报记者 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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