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理性与感性”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创作人

李宗盛

李宗盛

　　她们每个人的嗓音都可以激发你的创作

　　新京报：1月26日的演出，叫做“作品音乐会”。为什么用“作品音乐会”这样一个词？

　　李宗盛(blog)：其实还是演唱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做作品音乐会可能更合适。因为我虽然是作为歌手出道，但在我的音乐历程当中，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在幕前做经常性演出的人，而是一个创作人。我想把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做一个整理，把这些歌里面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之前我更多的是做别人的嘉宾，只唱三首歌，在快穿帮之前赶快下来。后来跟华健做周李二人转，也是只敢先做半场。因为我知道上舞台跟在幕后做制作人是完全两回事，现场的调节还有体力的分配等等都是学问。不是你会写歌有点知名度就可以了，那是两个行业。

　　新京报：“理性与感性”，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定位是怎么出来的？

　　李宗盛：我之前跟周华健做了周李二人转，算是李宗盛小传和周华健小传，这回做一个全传。“理性与感性”，理性在前，感性在后，我觉得这样一个选题我是非常喜欢的，能够把我个人的作品，把我的人、把我的性格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大家了解我大部分通俗歌曲，很多人经常问我的灵感哪儿来的，那个只是我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在人生有时候是感性在前，有时候是理性在前。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理性在前。

　　新京报：其实你很多为大家熟悉的作品都是女性视角，给人感觉更感性。

　　李宗盛：没错，在创作时我可能会有很感性的一面。我写的歌当中有相当数量都是写女性的东西，所以有很大的篇幅，从一开始的陈淑桦到林忆莲到莫文蔚。其实她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嗓音都是一种独特的乐器，会激发你的创作。这次除了我重新唱一些她们的歌之外，还要有一个女嘉宾在唱功、技巧、个人魅力都能够达到演绎这三个女性歌曲的水准，所以我选了我的干女儿梁静茹。其实林忆莲、莫文蔚的歌很多难度很高，对于她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她这几次当我的嘉宾，我觉得她长大很多。比如说以前她是那种绝对是真的小时候听我的歌长大的，她后来有一天跑过来跟我讲，有的歌我觉得我到今天才听懂。我给她督促，算是能够给她一些温暖的男性长辈。还有一个会来帮忙的女嘉宾是张艾嘉。她是我大姐，肯定要来。她曾经说过：“小李你要开演唱会，提前打个招呼，我一定过来帮忙。”

　　新京报：从张艾嘉到陈淑桦、林忆莲、莫文蔚到梁静茹，很多代女歌手你都合作过。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的时候，是不是首先要有特别深入的交流？

　　李宗盛：真正对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来讲，很难真的去了解这个人。我在做唱片的过程当中都是从私人领域开始，我得知道你是谁，你人生的忧虑、恐惧是什么，你会给我很多灵感，我从这个方面再变成我们合作上面的素材。所以经这样一个阶段的交往，建立一个私人的感情感觉，我对你这个人有一个认识。这样出来的作品才会更有感觉。但是张姐我们太熟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她的小弟，她照顾我很多，也最喜欢在演唱会上替大家问很多我根本不愿意答的问题，可是也只有张姐能够对我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才会发现问题

　　新京报：自从2001年莫文蔚的《12楼》后，你一直没有新的唱片。但你对流行音乐现状的批评却越来越多。

　　李宗盛：有人说我是写不出歌了，但事情不是这样。原因不止一个，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创作人，流行歌曲珍贵的地方就是现在，每个年代都属于那个年代的创作人，我们如果讲流行歌曲这个领域的话。这是第一。第二，我虽然创作减少了，可是我也没有闲着，我都在做琴，做我自己的吉他。我认为身为一个创作人，我已经够幸运的了，而且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职业创作人的位置，我多是写给自己，而并没有写歌给别人，而且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什么话跟大家说。以前在那个位置上，无论想不想写，总要挤一点什么出来写，现在不必了。

　　新京报：你在几年前就批评现在的华语流行音乐低龄化、浮躁化。现在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李宗盛：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台湾过去20年的流行歌发展史拿出来看，每个阶段跟那时候的社会背景一对，完全能够对得上。流行歌最棒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反映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逃不掉，掩盖不掉。你的社会浮躁心态，人心在想什么，都在这些歌里面明明白白。也许你在当下看不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回头看绝对可以看出来。所以很难说流行歌单独有什么问题。

　　一个事情不可能只有一个面，当然有好的。整体来讲，我觉得随着原来唱片这个行业的缩减，网络给了这些音乐新的展现的平台，从积极的面来讲，对于有能力创作的人来讲是好的，大家都在写歌，你上传上来就是这个德行。以前没有这样的平台，所有的歌星都是经过大家包装过的，远远看也许还看不出来，现在大家全都有办法，全都上传上来就露馅儿了。国内有很多所谓的PK比赛，这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几百万人选出来的万人迷的水平是这个样子，比如我们全中国年轻人的品位就是这样子，再看经由工业包装出来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比较。我给你机会，你自己去比。

　　炒概念很容易，但沉下心写好歌很难

　　新京报：中国风这两年盛行，似乎当红的歌手都在尝试。但是你们当年没有用什么民族元素的那些老歌反而让人觉得更本土。

　　李宗盛：现在乐坛的低龄化严重。炒概念很容易，但是真的要沉下心写好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耐心。

　　其实我没有怎么想去做这个事，华人的音乐在流行歌这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代表，而且这个民族有这么久的文化，音乐有这么多的传统，是不是把二胡放到R&B里面就叫文化的传承？这些都是撇开万人迷整个行业炒作之外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和问题在里面是需要我们去想的。20年前就有人在流行歌里面加二胡加梆笛等。这个社会的不踏实、年轻人的躁劲不是都反映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吗，流行歌最珍贵的地方，无法躲避的地方就是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各式各样的现象。

　　新京报：翻唱其实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悠久的传统，但是近些年，华语创作人所谓抄袭的新闻时不时的会见诸报端。在你看来，如何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创作人？

　　李宗盛：我觉得从技术面回答这个问题更好。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每个人所创作出来的曲子都是基于他听过几千几万首歌。之后的拆解重组消化吸收，然后才会出来一首新的歌。如果一首歌被人听出非常非常像，我甚至觉得根本不用国际惯例的惩罚，只要觉得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你是一个失败的创作者。我不讲你是一个抄袭者，但你是一个失败的创作者，这是可以肯定的。李宗盛所写的歌也都是我的重组，那为什么没有人说李宗盛抄袭呢？所以我是一个成功的创作者。如果你真是抄袭的话，那你技术太滥了，没能力又消化不良，吃进什么拉出来还是什么。摆明了抄更不可取了，太懒了。

　　新京报：现在你准备在北京开一个livehouse，又在手工做吉他。似乎回到了更为基础的音乐层面。

　　李宗盛：livehouse快搞定了。我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给新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搭个平台。开一个这样的酒吧，是一个最实际的事儿。做吉他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我从1997年开始接触这类的东西，从2001年开始弄了一个小作坊，找了几个师傅还有我的一个搭档一起做琴。木吉他很特别，它做出来是什么声就是什么声，改变不了，是最质朴的。它是有人性的，什么样的声音要配上什么样的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罗大佑买我的琴，挑了很多把，有的声音很好，可是跟大佑的声音配在一起不对。大佑有他声音的特征，最后才找到一把配他嗓子的琴。现在有的小朋友拿着琴就会弹四个和弦，拿一个效果器弹弹，现在这个也是小朋友急躁的地方，不肯花工夫好好去练。不要以为琴是一个伴奏，错了，琴声是你音乐的另一半。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歌声、所有音乐里面的情感都是你一个人唱出来的，你唱的时候，琴跟你一块儿唱。采写/本报记者 贾维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