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研讨会会议实录(上)

　　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研讨会会议实录(下)

　　时间：2007年4月12日

　　地点：港澳中心三层

　　主持人(张树荣)：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欢迎各位光临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的专题研讨会，转眼间音乐节已经成立十周年了，到今年整整10年，这10个年头有风风雨雨，也有成功的经验，还有一些不足，为了使音乐节十周年更上一层楼，今天有关的主办单位在这里举行一个研讨会。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在百忙当中光临这个研讨会，因为在音乐节成立之初的时候，各级领导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还有很多的新闻媒体，音乐节走到今天10多年没有各位的支持，音乐节是谈不上能够走到今天的。

　　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到会出席的领导、新闻界的朋友和部分专家、学者。这个名单没有经过严格的审阅，排名前后，希望大家见谅：

　　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席中共北京宣传部长蔡赴朝同志；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邓榕女士；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委员、文化部代表、外联局局长李冬文同志；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同志；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著名指挥家余隆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吴祖强先生；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广州交响乐团团长余其铿先生；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郭姗女士，保利艺术文化公司总经理李南先生；还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钢先生。国内著名院团代表、业内专家学者、著名作曲家叶小刚教授。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谭利华先生。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指导金纪广先生；中国爱乐乐团副团长刘军先生；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顾夏阳先生；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李玮女士。

　　还有媒体的各位负责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严力强先生；北京日报副总编初小玲女士；北京晚报副总编李光先生；

北京青年报助理总编沈峥嵘女士；北京晨报副总编辑张冬平女士，千龙网副总编辑曾洪军先生；北京音乐台台长张勤女士；北京文艺台台长邵军先生；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徐恒进先生。还有文化局副局长王文光先生。文光也是从第一届开始支持我们。

　　音乐节走到今天十年了，十年当中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了十年前整个艰苦创办的过程，还有十年中，确实首先是文化部的领导和北京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面我们首先请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同志讲话。

　　蔡赴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之一，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向为音乐节的成长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真诚的敬意。

　　北京国际音乐节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联合主办的一项国际文化艺术盛会。在文化部和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鼎立相助下，北京国际音乐节秉承国际水平、中国气派、北京特色的宗旨。历经十年的建设与发展，以其高水准的艺术质量，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成功的运作模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节，成为首都北京的一项标志性的文化活动。可以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十年，是开拓创新的十年，也是硕果累累的十年。

　　北京国际音乐节历经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十年，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渐增长的十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建其意义不仅是简单满足了古典音乐爱好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首都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引导满足和广大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追求。

　　十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演出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呈现的音乐艺术形式之丰富，大家有目共睹。音乐节先后邀请了包括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西蒙•拉特，歌唱家何塞•卡雷拉丝，凯瑟琳•巴特尔、演奏家奥古斯汀•杜梅、米沙•梅斯基等在内的著名音乐家，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意大利凤凰歌剧院等著名艺术团体来京。演出了包括马勒的第八交响曲中国首演在内的数百场音乐会。包括瓦格纳的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国首演在内的20部中外著名歌剧。以及世界首演、亚洲首演、中国首演的数十部中外音乐作品。

　　与此同时，北京国际音乐节力推“中国概念”，一批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艺术的优秀作品通过音乐节与广大中外艺术爱好者见面，为促进中国音乐的发展、推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十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始终遵循艺术规律和国际惯例，以高水准的专业化运行模式进行音乐节的整体构思、项目运作和管理运营。音乐节与国际著名音乐家、乐团和演出公司之间，与知名企业之间始终保持着专业化、国际化的合作。

　　这不仅保证了音乐节的运作成功，更使音乐节得到了国际乐团的认可，因此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十年磨砺也造就了一直精明强干、团结协作的团队。十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始终不忘关注社会公益、支持音乐教育事业。通过举办免费儿童音乐会，推出学生套票，倡导低票价，把音乐大师课从音乐学院办到了

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大学。把舞台延伸到城八区的主要社区等举措，使音乐节从舞台走向了校园、走向了社会、走向了大众。逐步拉近了高雅音乐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把古典音乐、中国民族音乐的普及推广工作越做越扎实。将延伸音乐教育功能，提升全民艺术素养的工作越做越有力。

　　十载光阴、弹指一挥，从第一届到第九届先后有近20个国家的上万名艺术家在金秋时节汇聚京城，而且随着音乐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登上这个舞台的世界著名艺术团体和大师级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他们以精湛绝伦的技艺和动人心魄的曲目倾倒了一大批中外观众。为这个金色的季节增添了更加瑰丽的色彩。

　　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仅提供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更成为展示首都北京文化形象、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它让首都人民领略了世界一流音乐艺术的风采，同时也使海内外来宾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认识了北京、认识了热爱艺术的北京的人民。

　　与时俱进，打造国际一流的中国文化品牌的理念，将几百年积淀的中外音乐艺术的精品荟萃于北京国际音乐节，它为北京赢得了世界关注的目标和喝采。其自身也成为北京这座前年文化古城这座国际大都市的金色文化名片。音乐艺术是崇高的文化，是造福民众的艺术，从默默无闻到规模初具，从中国一流到走向世界，北京国际音乐节历经十载，经过无数朋友的辛勤耕耘，终于收获了累累硕果。

　　我们衷心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再接再励，继续探索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运营模式。努力保持高水准的艺术质量，积极发挥音乐节的品牌效应，传承高雅艺术、弘扬优秀文化，为推动首都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增进北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谱写新的篇章。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新北京、新奥运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蔡部长，下面我们请文化部外联局局长李冬文同志讲话。

　　李冬文：在我发言之前，首先我得解释一下，我们文化司副部长原来计划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后来由于中央决定让他陪同国家领导人去外地做文化考察工作，所以他人在外地，来不了了，不过他指示我代表他还代表文化部对于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的庆典表示衷心的祝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国际音乐节经过大家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年一个台阶，逐步发展成目前在国际上具有知名品牌的一个专业性的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成功举办，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国力逐步增强，我对外文化交往逐步扩大，文化事业突飞猛进的大环境下发生发展的。它的诞生和成长也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事业逐步扩大和深入的一个典型事例。

　　孙家正部长曾经说过，要世界了解中国、也要让中国了解世界，文化部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主管部门，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强调“请进来”和“走出去”两条线并举，两者不能偏废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依据我国目前对外文化交往的需要，根据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项长期指导思想，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在举办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就是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的不同需要，着眼于活动规划的科学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做到有的放矢、目标明确。

　　就是要与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道采取得力措施，有重点的扶持和培养一批国际艺术节，使之成为我们常年进行对外文化交往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带好路、起好头、扶上马、送一程，主要做好孵化器和助推器的工作，使我国的大型国际艺术节活动做到布局合理、种类齐全、专业化、国际化、科学化，使其能能沿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前进。使其真正成为我投送国家软实力，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效渠道，从而为实现把中国建成亚洲乃至世界文化交流中心的目标而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降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渴求，它的成长与成功举办不仅有利地配合了我国对外文化交往的政策性需要，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打造了一个优秀的平台，为促进中国和世界艺术家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建立了一个长期而稳固的渠道，同时还满足了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国外优秀文化作品的需求，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国外优秀作品的需求。

　　音乐节成功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央提出在文化外交中应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正确性，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我对外文化事业的典范。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一道为这个活动的开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保证音乐节的健康发展和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双方在音乐节上得成功合作为我们探索新的对外交流模式和办法，吸引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树立了一个典范。今后要在尊重市场、研究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市场不足、培育市场发展上进行探索，不断完善在市场体制下政府办节、办活动的机制和办法。

　　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其开放的姿态和特有的窗口作用，使自己成为首都文化生活中的一道绚丽的风景。在我们喜迎2008年奥运之际，让我们继续支持北京国际音乐节、信任北京国际音乐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十年，在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观众的共同扶持与不懈的努力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更加成熟并将取得更大的辉煌。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李局长，感谢文化部的领导。下面我们请北京音乐节组委会执行主席邓榕女士讲话。

　　邓榕：各位来宾，时值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十周年这一盛事，看到这么多来宾和各界人士光临研讨会，作为较早参加音乐会工作的一名义工，不禁感慨良多。1998年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时，我只是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观看演出。

　　那时我只是十分惊讶在北京竟然能够举办这样的专业的音乐节，我记得在那时候的北京，不要说举办音乐节(主要指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的经典音乐和古典音乐的音乐剧)，就是到剧场现场听音乐也不能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在剧场里不但嘈杂的人声扰乱视听，就是那些在场内任意游走，拿着相机咔碴咔碴不停照相的记者，也让人心烦不已。对不起，今天这么多媒体在场(笑)。

　　在第一届音乐节上虽然我们也经历了上述相同的遭遇，但举办音乐节这一全新的事物毕竟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举办这样的音乐节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只是条件不好、困难很多，就是在观念上都面临许多的挑战。今天回头来看，在当时，幸而有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各位领导极富远见卓识的决策， 进而有余隆这样一些在国内外学有成就的年轻优秀的专业人员依然担当，才使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一个文化新事物在中国文化心脏——北京诞生。

　　我和我的单位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参加国际音乐节的工作是从第二届开始，我们的体会是举办这样一个音乐节，参与音乐节的各项工作，是在从事一项社会工作、参加一项社会活动。从音乐节的总体筹划、节目安排、对外联络、政府联系、赞助拓展、媒体公关、合同签订到演出时三周以上1000来人次的食宿、交通、接待、海关、安全、货运、舞台、演出艺术家观光等等，加上举办义务大师班、免费儿童音乐会、慈善音乐会等等，可以看出举办音乐节是在进行一项完整的系统工程，也是在完成一项具有广泛内涵的社会活动。

　　经历十年，感受良多，简而言之有三条：第一，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工作经验是始终坚持专业化管理、国际化运作的方针。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文化部和北京市的领导充分信任音乐节的专业工作人员，放手让专业人员施展才能、开展工作。

　　第二，举办这样的音乐节要有宽广的文化视野，举办音乐节的宗旨要着眼于音乐，但并不囿于音乐，要把音乐节提供给音乐界人士尽展才华，也要让社会各界人士凭借音乐节这一文化空间为中华艺术的发展为中外艺术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比如音乐节让众多参与工作的青年义工在音乐节上找到令人身心愉快的文化参与感。又比如让众多参与赞助的中外著名大企业、大银行在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找到企业更宽广的文化价值。

　　第三，举办这样的音乐节，要着眼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北京国际音乐节展示的音乐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西方经典音乐作品，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作品，有外国民族器乐表演，有中国京剧、昆曲等戏剧作品。有中国和外国作曲家的新作品、新概念。

　　中国国际音乐节给中外音乐人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也给中外音乐人、文化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空间。音乐是无国界的，文化交流是无国界的，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也是无国界的。十年过去了，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和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社会提供更加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是举办国际音乐节的重要目标。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一北京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越办越成熟、越办越丰富。

　　就个人而言，经过近十年的参与，我这样一个完全的非专业人员，完全的音乐外行已从一个完全的旁观者进步到成为一名志愿者，再进步到成为一名热心份子。应该说，现在像我这样的人已经不是少数，我们的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众多委员都完成了这样一个音乐文化提高升华的过程。

　　今天在这里我可以代表这些音乐节的粉丝们说，能够参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工作是我们的幸福和光荣，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邓榕女士。下面我们有请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吴祖强先生讲话。

　　吴祖强：大家早上好！在节目单上我的发言本来是安排在下午进行，因为上午有一些同志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准时到达，所以通知我把发言提前。我的题目好象在前面发言不是特别合适，不过大家对音乐节很熟悉，对过去的成果和今后的愿望都很熟悉。哪个题目都是音乐节重要的内容。既然让我先发言，我只好勉为其难，而且给了我比别人多一点的时间，我很感谢。

　　要我谈的题目是歌剧，歌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艺术形式，也是音乐节的重头戏。我希望能够尽量的简略说，不让大家感到厌烦。歌剧的项目在这几年整个音乐节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而且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还是要突出的讲一讲，讲的不合适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年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前几位的同志的和发言也体现了前九届音乐节所取得的成就和广泛的影响，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也相信音乐节一定会在大家共同努力和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下继续取得进展，能够越办越精彩，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不仅是为北京市，也是对全国音乐生活增添光彩和更加有力的推动。

　　刚才提到给我的题目是着重谈一谈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歌剧制作。研讨会安排的计划上列出的题目是BMF——北京国际音乐节歌剧制作为建国以来全国艺术市场之“最”，这个题目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我想在座的各位对这个说法也不会有什么争议。

　　第一，精确的艺术定义和音乐史的历史观点，在欧洲有四百年发展成果的歌剧，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综合音乐、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在我国的音乐艺术生活和事业发展的水平上，现在看来歌剧乃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弱项。我们解放后才开始起步，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江青把整个歌剧扼杀掉，她当时成为说，“什么歌剧，我们的京戏就是中国的歌剧”，把中央歌剧院都下马关门了。文革之后再次起步，现在看来进展也不是很快。无论是歌剧创作(指我国的歌剧创作)和外国的经典歌剧的介绍演出，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艰难的条件下他们所做的努力的确是难能可贵，非常令人钦佩。提供给我的材料上，列举了在音乐节以不同方式演出的外国经典歌剧与我国新创作的剧目加在一块数了一数，大概总共有20部上下。在已经过去的九届音乐届上，每一届都没有缺少看成不同类型的歌剧专场，而且都应该被称为是“精心制作”。所谓“精心制作”，含义就是为专门为音乐节组织的排练演出，或者特别邀请外国的著名歌剧院、歌剧团代表性的保留剧目前来为音乐节专场演出。这些剧目里包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在歌剧艺术四百年发展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不同类型的经典名作。其中也列入了我国作家的多种风格的歌剧新作。有单一的歌剧院的演出，也有不同国家音乐家的友情交流合作。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进入北京国际音乐节历程的歌剧剧目，比如说：第一届是意大利歌剧大作曲家普契尼充满了人性光辉的真实主义歌剧艺术家的生涯。第二届是历演不衰的法国歌剧名作比才的《卡门》。第三届是与《卡门》格调完全不同的法国的歌剧、另外一个类型《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同时在这一届引进了意大利的一流歌剧院——维罗纳歌剧院的原班制作的普契尼的《托斯卡》。第四届正值纪念歌剧大师威尔第逝世一百周年，由波兰华沙国家歌剧院演出的《纳布科》，成为这届歌剧院的高潮，这部歌剧的演职人员多达300名。连同一些实物道具上台，大家如果还记得有一匹真马都上台了。

　　这个让北京观众难得一见所谓“正歌剧”的气概和宏大的规模。第五届音乐节的歌剧剧目所引进的国外制作，在艺术视角上的安排有一个很大的切换和转变，展示的是莫斯科海利根歌剧院演出的20世纪现代派歌剧，奥地利作曲家贝尔格的名作《璐璐》，这的确是在我国难得一见的歌剧。第六届音乐节演出了莫扎特的著名歌剧《魔笛》，这其中戏剧花腔女高音辛迪雅•西登特，她到现在为止已经演过150场这个角色，是很有经验的一个有名的歌唱家演员。这场演出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北京的国际音乐节和澳门国际音乐节首次联合打造歌剧，班底是中央歌剧院的歌唱队和意大利的国际乐团，美国的新奥兰多歌剧院提供了布局，可以说是一次国际的友好合作。这届音乐节还制作了中国当代歌剧之夜，安排了郭文景的两部歌剧——《夜宴》和《狂人日记》在的国内的首演。为了加大力度推广中国作品作出了贡献，演员也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声乐家，导演是北京人艺的著名的导演林兆华先生。

　　第七届正好是中法文化年，音乐节的开幕式是著名的法国歌剧，大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由法国的图卢兹市政厅歌剧院提供制作，阿诺•贝尔纳任导演，上海歌剧院的合唱队及中国爱乐乐团和许多中外名歌唱家合作演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这届音乐节还上演了对歌剧进展起了巨大作用的17世纪初的蒙特威尔第的古典歌剧《奥菲欧》，这个剧作的首演是在1607年，在17世纪初。继前届的音乐节的中国当代歌剧之夜，又推出了华人作曲家温德清先生作曲和编剧的新作品叫《赌命》，这是一部多风格的现代歌剧。

　　对于展示歌剧艺术特别令人们激动并且不会忘记的是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组织者以巨大的魄力邀请了德国纽伦堡歌剧院制作的瓦格纳的四连剧《指环》，连续演出四个晚上的《指环》的上演是我国歌剧领域史上难以想象的大事，每一个晚上的演出时间都是4、5个小时，这个力度很大，在我们国家能够演这出戏真是难以想象的。在歌剧历史上瓦格纳的这一剧作是世界歌剧艺术的一次革命，瓦格纳把歌剧改称为乐剧，他认为音乐就本身来说是音乐掌握主体，当然他是在戏剧的基础上。所以他对歌剧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把整个歌剧的剧作分段切开的习惯做法连成了一个整体的艺术品。也为后来者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歌剧写作的天地。

　　让人完全想不到的是四个晚上的演出在我国竟然也会一票难求，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我因为有个别的活动没有办法每场都看，我看了好几场，每场我都觉得观众非常的热烈欢迎演出。这并不是一种豪华演出的场景，但是整个戏剧和音乐的魅力能够紧紧的把在场的观众抓住，在每次演出完毕的时候大家起立鼓掌时间长达近十分钟，说明对《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中国演出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我想我们外国的音乐家朋友们也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估计这样的演出在中国会得到比较冷淡的反应，结果完全不是。尼伯龙根指环的演出成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歌剧演出的高峰。

　　最后当然应该提到去年(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届音乐节居然有四部歌剧先后上演。威尼斯的凤凰歌剧院来北京演出了威尔第的《茶花女》，茶花女跟中国歌剧艺术的事业也许有特别的缘分，我们大概第一个整场演出的西洋歌剧就是从茶花女开始，这是当年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之下中国承担的，开始了我们介绍欧洲经典歌剧的历程。这次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来北京演出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这部著名的歌剧1853年的首演就在威尼斯的凤凰歌剧院，这个剧院和威尔第的《茶花女》关系是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

　　第二部是德国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来华，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著名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也是这部歌剧在我们国家的首演。

　　第三部歌剧是米兰小歌剧院演出的莫扎特著名的歌剧《女人心》，然后是上海歌剧院以中文演唱的肖斯塔科维奇早期的现代歌剧《鼻子》，这是以果戈理著名的作品来改写的。

　　特别想提一下肖斯塔科维奇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一个是歌剧《鼻子》，这两部名品是肖斯塔科维奇比较早的作品，在30年代的苏联时期，都因为遭受了批判而且被禁演的好几十年。所以去年在北京的演出中两部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受到了我们国家的音乐界和广大的爱乐者特别的关注。

　　在60年代的苏联这两部戏被解禁之后，恢复了公演，还继续产生着广泛的世界影响，并且把《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拍摄了歌剧影片，在我国过去也没有见过。这次有点遗憾的是它不是以完全歌剧演出的形式来公演，是作为音乐会演出全部歌剧的方式来呈现在听众的面前。我们希望以后也许还可能有完整歌剧形式在舞台上真正的歌剧演出的机会。

　　说到这些，我想大家对发言题目里所写的之“最”在北京演出艺术市场里，这么多歌剧，而且是这么精彩的阵容，而且是这么典范的曲目呈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几年的历程里，贡献给广大的听众和观众，说它是之“最”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纵观北京国际音乐节从艺术家的生涯，卡门、托斯卡、纳布科这样较为传统的歌剧开始，到了第五届台风一变演出了《璐璐》可以说是一个大变化，而后又回到了古老时代的最年轻的夜宴、狂人日记和赌命，随即又上演了瓦格纳的宏篇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音乐节对歌剧艺术的展示，已经从传统的、单一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走向了色彩分成的多元化。

　　此外，北京国际音乐节九年来在积极引进国外经典歌剧和许多音乐家、歌剧艺术名家来华献艺的同时，还不拘一格的自行制作了不少的歌剧。先后在音乐节的歌剧中参与演出的有中国许多著名的音乐表演团体，比如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广州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和交响乐团、中国歌剧院歌唱团和中国爱乐交响乐团等等，参演的我国国内外歌唱家有么红、梁宁、莫华伦、戴玉强、张建一、池黎明、廖昌永、黄小勇，这样的音乐节的歌剧演出就为我国和海外华人歌唱家特别都是一些有成就的歌唱家和优秀的合唱团以及管弦乐团，搭建了展示才华和歌剧艺术实践的平台，使得国内的音乐家和院团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大家共同开展并且促使我国歌剧艺术快速前进的新天地，我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而诚挚的感谢。

　　附带说一句，歌剧艺术在我国的进展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多做一些努力，有哪方面的可能就多做哪方面的事情，只要对发展歌剧艺术有益。

　　我祝愿北京国际音乐节为推动我国歌剧艺术的进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吴老师总结回顾了10年来最主要的成就和特点，我们真的感谢吴老从第一届创办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十届当中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怀、支持还有很多具体的指导，谢谢吴老。今天的研讨会主办单位是由北京日报集团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和发起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日报集团的总编辑严力强同志讲话。

　　严力强：各位领导、嘉宾，新闻界的同仁们。我代表北京报报业集团向即将迈入第十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表示最衷心的祝贺。音乐节以卓越的努力和脚踏实地的摸索，逐步形成了“中国概念”，成为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一扇窗口。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十年和成功经验以及独特的艺术经营管理模式在探索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与国际接轨的艺术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参照经验，对推动首都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在我们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道路上，在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积极推荐和国内外企业的积极支持下，音乐节已经成为国内文化的主流标志，成为重要的文化盛事，成为国家的文化品牌。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研讨会，各位领导和嘉宾以及我们邀请到的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年来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谢谢各位。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严总，多年来报业集团和其他的媒体对于音乐节的巨大的支持。下面我们休息10分钟，10分钟之后由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他原来是创办之初北京音乐台的台长，还有前音乐台的台长邵军和余隆把创业之初的情况回顾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

　　(茶歇)

　　主持人(张树荣)：在第二阶段的会议开始之前，我补充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有的领导和来宾刚刚到场，大家做一介绍，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徐沛东同志。今天王文章不能到会，所以他派了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所长张振涛(音)先生到会，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刘万捷先生、《人民音乐》副总编于庆新先生，新华社著名记者发稿中心副主任秦杰先生。

　　下面我们继续开会。首先请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同志讲话。

　　降巩民：真抱歉，我没有像全体领导一样把稿子写好。今天能参加这个会，而且最主要的是看到了很多各界的领导和各界著名的艺术家，我感觉到首先证明了一条，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十年的路确实不容易，但是十年的成就也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大家能够都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就说明了大家对音乐节的认可。

　　这十年，虽然是看着比较长，其实是转眼一瞬间，刚才在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我还回想起了，因为我是第一任的音乐台台长，邵军第二任台长，现在还有第三任张勤女士，张弦也在这儿呢。当时谈国际音乐节的时候，我印象最深是在地下室吃饭，其中这三个人是我、邵军、张树荣和余隆这四个人，坐一个小桌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余隆特别害怕，因为当时只让他办两、三年，他非要签署一个协议，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人，这事儿想让他办一百年。所以当时也是余隆穿着大衣、风尘仆仆的，拎着个包，大雪天从德国晚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到处找，到处撞，就撞到这儿来了。

　　最后就开始了每年一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一年是只借了一百万，到现在余隆还欠我七百万呢，他赖着不还了。当时第一年、第二年确实各界支持特别大，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第一届刚办完以后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和犒劳会，吃完饭的时候，包括陈进薪、张宇各界的演出机构对咱们帮助都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激动得，感谢了各界对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支持，余隆也是特别高兴，能够把第一届办下来，第二届、第三届，在这里面这几年过来以后，实际上真正开始是我们帮助请了个头，在这中间一直是余隆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窜下跳，到最后我刚才跟邓榕会长说了，最后扛钢梁的没有这个钢梁这个屋子搭建不起来，包括从上到下的协调。

　　这么十年的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参加这个活动的咱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层人士特别多，我印象中有一届最多，是134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都参加了咱们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活动。余隆这是不是最多的一次？

　　余隆：好象是。

　　降巩民：当然是，我印象最深。第二，国际上的国外艺术家参加活动的人数最多达到了1500-1600人次，所以被誉为在国内的外宣工作，可以说这个活动我们没到国外去，但是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绝非一般，实际上就是在国内的一个外宣工作。

　　第三，它是从整个专业化的水准、高艺术化的水准和一个非常完整运作团队起点，应该说从一开始定位水准就比较高，逐年地提高，应该说在国内的艺术节不能说是最好的，因为我在其中，就不好说什么了(笑)，但至少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因为咱们从解放以后，整个的计划经济时代和这种文化，需要地有计划的供给时代、短缺时代都是政府操作各种项目，但是唯独这个项目可以说开了一个由社会办艺术节的先河，而且水准是相当高的。

　　走过十年的过程，就感觉到它既历尽了艰险，但同时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北京国际音乐节还是最高水准的音乐节。要和全国各地比、和相应的一些政府项目比，我觉得它更具有自己内在的、符合国际水准的音乐节。

　　这几个特点一出来，大家都来参加这个音乐节也就可以理解了。从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也从这几方面来说，总体的情况咱们以后再多说说。

　　下面谈一下艺术节的作用，因为有了这个艺术节之后，这几年我也思考一些问题，因为余隆在操作的同时，慢慢我就退到了经常受指责和批评的位置上了，不是亲自操作，但也是指手划脚了，但是对这些问题也是有几个考虑。在欧洲也是有几个非常好非常成功的艺术节，我经常拿它来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相比较，我们也和一些领导同志去欧洲考察过这些艺术节，而且也让我们这些研究机构专门对各个国际艺术节做了一些调研，现在有两类的艺术节，但是比较成功的是小城搞的艺术节，我们力推研究的比较多的是萨尔斯堡国际艺术节，萨尔斯堡国际艺术节已经历经了86年，从86年前就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也亲身感受过，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到了艺术节期间基本上要达到40-50万人，它整个艺术节的经济效益和对萨尔斯堡的贡献率可以说至少占整个城市的税收的2/3，还有各个方面的收入和对城市的推动。这个艺术节时间是从7月中旬开始一直到8月底。

　　应该说萨尔斯堡艺术节从它的州到它的市，还有萨尔斯堡艺术节组委会本身这三个共同办的艺术节，对它在世界上知名的地位、对它的旅游和它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它经济的重要支柱了。萨尔斯堡艺术节实际上对萨尔斯堡的经济贡献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些工业和经济收入。这也就是一个规律，欧洲的艺术节举办大概都在暑期、假期，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也是一个小城，爱丁堡艺术节有艺术节、外艺术节，就像百老汇、外百老汇一样。爱丁堡也是有本身自己的艺术节，同时也有一些外围的，也都是在这个时期。还有包括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也是如此，在欧洲仿照萨尔斯堡艺术节的方式非常多。这样的话，这个艺术节对小城各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这就和北京不太一样了。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研究过程，我也说，这个和萨尔斯堡艺术节还不能相比较，这是一个特点。东京也有艺术节，纽约巴黎都有艺术节，但是这些艺术节的知名度还不如小城的知名度高，是不是大城市里面本身的文化艺术生活就非常丰富，而且它的时间上可以说是拉到全年，各种各样的假日、周末都有非常繁多的这种文化艺术活动，所以艺术节的知名度就不够高。像东京，因为我研究北京的剧场，所以我也知道一些，东京750个剧场其中800座以上的一共是94个，东京是1300万人口。纽约光百老汇地区是300个剧场，还有奥地利的维也纳是170万人有63个剧场。咱们北京只有注册的79个剧场，其实不只这些剧场，内部礼堂非常多，真正拿执照、对外营业的、79个，再加上不拿执照的，比如说人民大会堂根本不拿执照，但是它就营业，类似像这样的。

　　这样的话，这些地区的艺术节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搞艺术节到底为了什么？这个事情也是我考虑的，就是它和小城的艺术节相比较，小城更注重的就是在旅游季节吸引人数，我印象最深的是萨尔斯堡在整个艺术节期间一到下午的两点，你上各个小街小巷走的时候人流涌动，大家根本没有什么喧闹，但是整个的市场、人流、再加上路边艺术家、各种各样的表演，我印象中我在萨尔斯堡拍了一个小木偶表演，我和邵军去的，就是提线木偶，拍完会在内部的电视网上放了很久，开会之前先放这个节目，把大家吸引完了再开会，非常有意思，像这样的人流涌动特别突出的是这个。

　　咱们大城市突出什么呢？实际上有一次跟咱们肖会长吃饭的时候，刚才我还说呢，我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城市它有高端的精英层、也有大众层。这个艺术界提升一个城市整个的品牌和影响力，不是刚才说到了吗？叫金名片，这应该是起作用的。我刚才说了一句话，精英层代表了一个艺术取向的旗帜，没有精英层就没有方向，也就没有这样的先导。但是没有大众层就没有基础，所以你看，这几年我调到文化局以后，主要是响应政府和党中央的号召，做大众层的工作，但是这几年的时间，注重大众层的时候有时候也忽略了精英层的一些东西，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去年我跟文光也说，是两头都抓，两头必须抓好。这样的话，就突出了国际音乐节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旗帜，一种艺术家的倡导，一种高层人员整个艺术欣赏的需求。

　　我刚才说了，最多的一届是130多个副部长以上的都在参加，也就是说在高层领导里的需求绝非一般。现在我们的城市里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艺术节、戏剧季，我估计除了北京，在其他地方搞戏剧季不是特别容易。我当时说了，纵观全世界，讲华语地区、读华文的地区，北京地区文化水准最高的，这地方办戏剧季应该说非常有潜力的，但这几年我很失败，方式不对，没有很好地把戏剧季按照国际音乐节的模式办起来，实际上没有办起来像国际音乐节一样的品牌，一比较戏剧季就弱多了。还有舞蹈季，舞蹈是比较尖端的艺术门类，实际上舞蹈季、戏剧季没有办成和北京国际音乐节一样的品牌，实际上和北京国际音乐节一比较，北京国际音乐节真正的一些特点就突出出来了，这里面突出出来，我总结一个是专业化的团队，整个余隆现在组织的这些团队，应该说做各方面的工作都非常专业，是按照国际上的一些水准和一些要求、方法来做的。这是第一。

　　第二，国际的眼光，这个国际的眼光就是，可见领袖人物余隆，我以前在其他场合没有这么表扬过余隆，而且经常是给他点戏称。余隆因为在德国呆了八年的时间，在欧洲也是各大地区见识比较广，尤其是对歌剧情有独钟，再加上他的英语没有任何问题，和各方面的人士交往没有障碍，尤其是到了纽约，和各大财团的首脑，还有像《时代》杂志总编这样的专业人士打交道都没有障碍。我跟他碰过很多次，交往比较广，这使得他对整个世界范围内事情的掌握更多一些。我了解到来北京演出比较多的团体，如果来北京，我一般会打电话给余隆，他们在欧洲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有什么样的特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实践多、见的也比较多，所以眼光应该说是比较广的。

　　再有在运作过程的流程上，应该是按照比较高水准的国际化的特点来运作的。所以你看，无论是它的设计，我记得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真够浪费的，但是说这句话的同时我有一种赞赏，印刷的精美、标准，运作的方式，比如每一期、每一场演出的小册子，咱们的规矩是还得卖呢，但是余隆是一般放在旁边，让所有人直接去取，这么一个细小的东西都很专业。另外他在制定剧目方面，我记得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很仓促，那天是大众总部公关部负责广告的女老板来找我，他说你们一般的计划多长时间，我说你们的计划我知道，德国一般是18个月，我说在我这儿18天就不错，他们就笑，中国的特点就是临时揪，什么东西都是临时揪，但是在这个团队里面不是，提前两三年的事情基本上全部安排好了，这都是按照国际上的惯例，操作也非常严格。所以慢慢促成了整个国际音乐节的一个专业水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跟咱们的同志们说，戏剧季、舞蹈季要继续做，而且要做好的话，必须像北京国际音乐节一样，如果能在社会上取得这么一个机构专门做这件事情，艺术和生产招标还是不太一样。李南同志就是信誓旦旦，非要做戏剧季，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咱们现在北京一共320个中介公司，现在慢慢都在变化和分化，这320个中介公司都是做中介的，现在慢慢发现了这些中介公司光靠一手拿着团，一手租个场子赚一把就跑，这种原始积累时期的方式方法现在已经不行了，慢慢开始自己组织、自己生产，已经按照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包括剧院管理，确定场子，然后有了一系列开始做这个事。我倒觉得现在虽然落后于上海，但是发展起来后劲会很足。比如说上海大剧院在运作一些剧目方面，连续上百场在北京没有，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

　　李南：你从来没有拿出那么多钱来。(笑)。

　　降巩民：所以这样的话，我倒看好咱们北京市场现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国际化这种趋势。其实在北京做很多事情，这种基础如果打得好的话，会长久的、非常牢固的对将来的运作更好。这里面我再一次表示感谢的就是肖会长，我印象最深的是肖会长亲自出面帮助北京国际音乐节筹集资金，真是没有肖会长，余隆得费更大的力气。再有就是没有各界的艺术家，无论新老艺术家对整个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支持，我印象特别深是开了几次座谈会，演出完一次总结一次，大家对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肯定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希望专家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最后肯定的还是非常多。

　　同时，这几年也是靠国际音乐节的同志们，从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争取一些资金支持。因为本身这件事，余隆有的时候说着那些东西我比较佩服，他总是谈市场化，他说让我怎么市场化，导弹、原子弹能市场化吗？说得我哑口无言，说的有道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并不是市场化能取代的，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可能对它将来的发展有利。

　　第三，我想说对今后的一个希望。坦率地说，十年了，也得要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咱们得想想今后的20、30乃至100年，如果北京国际音乐节长期存在下去的话，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够长久发展的机制，从我的角度已经研究了，现在按照国际运作方式，按照1/3的支持方式只是在划定1/3的支持范围，这不是五年的问题、也不是三年的问题，是长久、永久性的，定好规矩，支持北京国际音乐节永久地办下去。余隆说不定第11年一拍屁股跑了，说不定又出来一个李隆、陈隆都有可能，但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品牌一定要办下去，对我们北京怎么办得好，怎么对城市有利，同时运作市场化的手段使它健康的发展，我们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觉得这个事还要总结一下，北京国际音乐节不能光是这样的。

　　现在对整个的经营、对整个的社会、对整个社会的导向素质提高，尤其是北京要办的演艺中心，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得到进一步的总结，你让我现在提出一个方向，我也是一直摸索，别看十年了，十年都没摸索出一个方向。每一届都要办，办的同时总结出一些特点。比如说一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大师班也好，给少年儿童培养这种。包括那天我特别注意到参考消息纽约的报道，美联社都报道说“中国很重视传统音乐的普及和教育”，其中给的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每次组办的时候给孩子们的专场、免费场都提供。

　　第二个就是我想因为我们是在考虑北京市的整体的演艺中心的整体架构，演艺中心的整体架构这个事我觉得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后也得扩张一下、参与一下。比如说现在咱们的架构是，因为北京市只有城八区，将近住了600万人，600万人每天晚上进行文化参与艺术活动的大概不足15000人，当然这又说到普及上去了，这个79个剧场肯定是需要的，最近我们又在参与整个周边14个郊区县的剧场，现在是政府带有资助性质的，政府资助专业团体去，但是当地买票的收入归当地，慢慢培育当地市场。那时候专业团体去密云定价都是12块钱、5块钱、10块钱，在门头沟30块钱的一张票，但演出很火爆，把北京周边的市场带动起来。因为那个地方是区所在地，文化水准并不低、需求也不小，只是没有演出。密云的剧场特别好，但是剧场可以说一年演出不足10场，你说老百姓连接触都不接触，怎么需求呢？要慢慢引导，有没有什么方法介入到郊区，这也扩大了国际音乐节的作用，不光是集中在北京中心，集中在这儿加上销售和推广宣传不利的话，有的时候票还积压，这个时候让周边的政府资助性质的过去，把周边的市场做一下。这是一。

　　第二，现在各个地区都有一些节，我就想起萨尔斯堡艺术节，你看每个区县所在地至少有20万人居住，也和萨尔斯堡的人数是一样，虽然大家不到那儿去消费，但是至少北京人到那儿旅游的也不少，整个周围的郊区旅游的人数和欧洲差不多。今年你们那儿有一个去到海南办海南音乐节，这个路数当时一看就知道是符合旅游季节大家去玩，晚上没有什么事干，同时把节搞起来慢慢的拉动当地经济。

　　大兴的西瓜节支持它，你只要是增加文化含量、增加文化演出政府支持你、政府给你资金，这样的话，帮助他把这个节，一个是增加它的文化含量，另外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节拉动当地的经济，平谷的桃花节、顺义的啤酒节，怀柔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度假胜地，各个区域都在制定自己的节，慢慢一个一个的进行参与和扶持。当然这个事可能对北京国际音乐节也是一个负担，但是这个事怎么在更大的范围内做一下。现在每个区，做了180万的车，每个区都有一辆，那个时候开车开到哪算哪。每个区乡镇都有一套活动舞台，随时可以搭起来，北京这个条件全国每个地方都可以搭建舞台，电影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这样的话，怎么样和首都的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另外，我记得我在余隆那儿提过一些希望和要求，去年批准进入了250多个国际上的文化艺术团队，出去的只有100多个，这种文化贸易的逆差现在越来越凸显，咱们中国人是好学习的民族，中国人对世界各国特别了解，结果人家对中国特别不了解，这种情况下，国际音乐节和萨尔斯堡在交换了，已经做了，类似几个平台，咱们还有政策呢，政策鼓励这些团队出去，只要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或者是重大经济效益的是付国际往返的车旅。

　　插话：没有付过。

　　降巩民：因为你是商演，人家都给你付了。这个政策已经有了，就是对整个出去的团组，坦率地说，咱们北京把文化部的事做了，手就伸长了，咱们就付北京能够管的还有社会团体，如果你列为社会团体，我们保证支持，你要是中央团体，付完了文化部还不高兴呢。这个事有中国特色，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况能够更加广泛的，当然这样的话就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宗旨就给变化了，看看怎么突破吧，我不强求，这方面进行一下思考。反正最终就是感谢各位，其实最后还要感谢媒体的，因为我和媒体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媒体对文化艺术事业支持的力度绝非一般，我在电台干了24年，我是媒体人，我和媒体的关系处得非常好，我重视你们，因为你们重要，你们重要就在于对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支持，所以最后还要感谢感谢媒体，媒体在这十年中确实应该值得表彰。

　　余隆那天说了，十年了，我的辛苦你也不表彰一下？，我说我得首先表彰一下媒体，再表彰各类的老艺术家们，最后还是要表彰余隆。

　　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降巩民局长，我想今天听了降局长在这种场合下公开的表彰余隆，我觉得给余隆送一块手绢和毛巾。因为十年中余隆一直在降局长的骂声中成长，因为他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余隆那天在千龙网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像一座山一样就压过来了，还有降局长当时的魄力，这样就接下来了，这样就珠联璧合。下面请邵军对当时的情况再讲讲。

　　邵军：我就说一句，这十年来，在整个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当中，余隆带领的这个团队是真正的幕后英雄，这是国际音乐节每年每届完成如此之好的重要保障，我特别向这个团队表示致敬。

　　主持人(张树荣)：下面掌声欢迎著名音乐家中国音协的党组书记徐沛东给我们讲话。

　　徐沛东：各位师长、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儿相聚，庆祝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的华诞，并在此研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所了解的音乐节，是60年代我国那一批在国际上获奖的音乐家，他们由国家多次派出组织参加世界音乐联欢节，许多前辈音乐家为此声名远播，比如像郭兰英、郭淑珍、杨秉荪等等，后来我了解和参与的国际音盛会越来越多，如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肖邦的国际钢琴比赛等等，我国的音乐家在这些音乐比赛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许多和音乐节相关的城市同时也在我的脑海中产生记忆，比如说华沙、萨尔斯堡、柯罗依特、佛罗伦萨、爱丁堡等等城市，那就是通过音乐节而记得。我们国家最早创办的音乐节是1956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的音乐周由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组织实施历时24天，推出了《草原之歌》等4部歌剧，马思聪《山林之歌》等8部交响乐，时乐濛《长征大合唱》、大型音乐声乐作品12部，刘守毅、杨继武《欢庆胜利》等民族管弦音乐作品32部，以及贺绿汀、森吉德马、丁善德《快乐的节日》、朱践耳《翻身的日子》等大量小型声乐器乐作品，这是中国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成果的大检阅与大会展。

　　中国真正以城市命名的音乐盛会要属先后诞生于1960年的上海之春和1961年7月的哈尔滨之夏，一南一北一春一夏两大音乐盛会，基本是从中国音乐家协会两地分会连同当地文化局牵头组织的区域性的文艺会演演变而来的。紧接着羊城音乐会、沈阳音乐周以及贵州的“花溪之夏”、遵义的“春之歌”、浙江的“西湖之春”、江西的“井冈之春”和山东的“青岛之夏”等等，大多是按照前面两个范例模式运作的。我之所以花这些篇幅做一些铺垫，目的是希望通过回顾和音乐节这一特定概念相关的历程突出一个主题，如何评价1998年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何等意义和价值，一部音乐发展史由人才、作品、表演、教育、理论研究和对外交流等等，为基础内容而构成。

　　一个北京国际音乐节在这几个方面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是我国在本土举办的非常有创建性的一个音乐节，在北京音乐节的策划理念、艺术标准，组织机构、运作程序等等，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当年计划经济下区域化和会演式的常规模式，品牌的经营方式为我国国内舞台的音乐表演艺术和专业化管理与市场化经营模式提供了宝贵得成功经验，还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艺术总监领导下的常设机构，而非采用国内音乐节临时搭干的惯例，余隆同志长期在国内外晃荡，了解很多国际的资讯，所以很专业，这种长远的眼光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长远的规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我觉得组织机构很关键，有利于持续能动的推动长远的作为，这大概可以称为国内最早的和唯一一个音乐节常设机构。

　　在组织运作上它尊重技术规律，在演出阵容、节目安排上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起点，据说要进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一般的水平可能要进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所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成就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拓文化视野、培育观众市场，从1998年的第一届开始，音乐节从境外邀请的名团、名家名副其实，有些项目已经和国际社会的音乐现在时相当接近或者完全同步，音乐节推出的新创作、音乐作品、首演作品和独立创作领域横向类比的差距，音乐节缩短了这个差距。这就使艺术化的音乐节同许多鱼龙混杂的商业演出有了本质的区别，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很多演出确实非常的混乱，文化部的领导也都在，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如何管理好我们的文化市场是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一点我认为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一个很值得总结经验的方面。

　　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十年来展示的中外艺术成果是巨大的，走上北京舞台的国际顶级大师引进开发的国内首演作品，从数量到质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记录，它为中国音乐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2006年音乐节的四部歌剧中，两部肖斯塔科维奇的《鼻子》、《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我相信在座中国人99%是第一次现场听到演出，还有威尔第的歌剧《纳布科》、世界歌剧史上最古老的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奥菲欧》，和很现代的贝尔格的歌剧《璐璐》等等。在第五届音乐节开幕式上马勒的第八交响乐千人大合唱也是非常壮观的，这又是一个新的记录，是我国国内舞台单场演出人数最多的音乐会，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许多经典作品只是听说过作品的名字，在这些年的音乐节听了很多首场演出的作品、歌剧、交响乐、主题音乐会，音乐节到底演出过多少作品，我想你们组委会有统计，数量应该是很惊人的。

　　我们音乐工作者、爱好者，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产生了一种心理期待，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关注并参与，去年搞的乐动北京，在社区以及一些公众活动场所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音乐节已经不再是圈内人自娱自乐的大Party，而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现实生活、越来越深入人心，其辐射面和冲击力所产生的能量应该是难以估计和估算的。

　　第二，推动本土创作，重塑民族尊严。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际化和本土化并重上做出了特色，强力推介中国音乐家和中国作品卓见成效。第四届谭盾音乐会的一枝独秀，第五届的一炮双响，同时推出了叶小刚和陈其钢两套个人作品音乐会，前者交响序曲《潮》、《西藏之光》、《长城交响曲》三部在世界是首演作品，后者的《五行》和《蝶恋花》两部享誉世界乐坛的力作均为中国首演，而在境外遭遇流产的《失去的时光》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完成世界首演，音乐节独立制作的“中国当代歌剧之夜”开国内歌剧演出史上风气之先，将国外音乐节委约的中国作曲家原创歌剧搬回到国内舞台，如非此举，国内观众要想现场听到在郭文景荷兰现代艺术界出世的《狂人日记》，在伦敦歌剧节诞生的《夜宴》，温德清在日内瓦莫扎特乡村音乐节的落地的《赌命》尚需漫长的等待，这都是音乐节的功绩。

　　音乐节还为我们民族传统戏曲安排了特定的席位，如首批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牡丹亭》、《桃花扇》，最具有国粹精华的交响京剧《杨门女将》，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潮中音乐”等等，音乐节都为其举办过专场。音乐节还请了古琴大师李祥霆上演唐宋诗词畅想专题音乐会，及一篇具有先见之明的人文宣言，为中国古琴艺术继昆曲之后再度入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做了成功准备和铺垫。

　　现在，倡导以人为本，音乐节就是从人的关键因素入手，为音乐演出的本土化建设铺路奠基，既锻炼了本土的队伍，又造就了本土的人才。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大平台，广州交响乐团连续三届为“艺术家的生涯”—卡莫尔和维特担任伴奏。这种历练与积累，一般职业的交响乐团演出界也很难拿到。

　　中国交响乐团的合唱团，中央歌剧院的合唱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唱团、上海歌剧院的合唱团，通过参与世界歌剧经典艺术实践，留存了一份可贵的记忆和心得，我们的一些优秀演员从配角到主角，艺术实践机会超过以往的数年，从单向学习到双向互补、从被动消化到能动创造，与国外演员同台竞艺、平分秋色，这为提升民族文化的品德，占领国际文化制高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延伸教育功能，提升全民素质。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项目运作的模式和资源开发的利用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理性思考与务实作为。有本事请大师上台演出，也有本事请大师进校园讲课，为我们的音乐学子提供机会和大师面对面的交流，音乐节主办的大师班，成为音乐学院引进外援的有力的支持和必要的补充。中国音协的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王次召曾经说过，音乐节跟音乐教育密切相关，北京国际音乐节可以说是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它的艺术成就影响着北京听众审美心理的变化，这个意义和功能怎么说都不为过。中国音协名义主席吴祖强老师曾经提出过，音乐节艺术标准的问题，他认为举办音乐节的价值在于以高端文化去影响大众娱乐。如果整个社会文化素质提高了，娱乐性质的音乐品位可能也会随之提高，这就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

　　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坚持儿童音乐免费开放这样一个特色，这就意味着一个远期投资的项目和培养扩充观众群的工程。今天被动跟随家长的孩子，将来可能就是主动引领孩子的家长。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2004年第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上，组委会召开了一个主题研讨会，我在那次会议上发言，说这个音乐节可以是中国特色，也可以是首都特色，但是一定要突出国际化的特色。音乐节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沉淀了许多的思考，还会产生相当宽泛活跃的话题。我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我们应该很好地爱护北京国际音乐节，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北京最富有含金量的独立品牌，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高端品牌。今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与我们音乐同仁齐心努力、开拓创新，才能使北京国际音乐节走向更大的辉煌。愿北京国际音乐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文化中展示出它的独特魅力。谢谢。

　　主持人(张树荣)：谢谢徐沛东书记，谢谢中国音协。张勤表扬你说你很认真，因为时间的关系，上午的会议就到这里，下午的发言会更加自由和精彩。下午基本各位专家包括新闻界的朋友都可以畅所欲言，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像前面领导所讲的，虽然前面有十年的成就，但是这十年当中也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下午在探讨的过程中，不可能全部都是成就方面的东西，因为音乐节还要继续办下去，往下怎么走，降局长说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希望大家在下午在百忙之中留下来，吃完饭继续探讨，因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讨会，方方面面都非常重视，特别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希望通过大家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很多问题探讨一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很好地总结作为今后发展的动力，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

　　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