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傅聪 阅读傅雷”钢琴独奏音乐会深圳举行(2)

　　某种意义上，后面这些头衔较之“翻译家”更值得探究，一如“傅雷心灵”比“傅译”更难以替代。在那些文字背后，傅雷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我们眼前。——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傅雷之死的反思才刚刚开始。

　　一切命运都取决于个性。1963年7月22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也是傅雷一生未曾舍弃的理想。

　　事实上，作为“五四”一代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傅雷从未放弃他的社会责任与公共关怀。抗战胜利以后，愤于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筹建。1945年冬天，他曾与朋友创办综合性的《新语》半月刊，一共办了8期。其间，他在《新语》、《民主》、《周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过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直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把那些洪钟大吕般的文字，和这位温文儒雅的翻译家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是真实的傅雷。慷慨悲歌、刚直不阿，是傅雷性格中最具识别性的要素。同时代人说起傅雷，总是“孤傲如云间鹤”。郁风一次和傅雷辩论，反驳不倒，情急之下，说傅雷是“老顽固”，而傅雷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老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傅雷在精神道德上是有“洁癖”之人，正如他所强调的“classic”，不仅仅是古典，还带有使他自豪的最优秀、最完美、第一流。一种高尚的美学一旦成为宗教，就不能容忍人性的一切邪恶奸诈。

　　一生在两个理想之间彷徨

　　尽管如此，与司马迁、“竹林七贤”、徐文长、李贽、龚自珍、鲁迅等一大批东方知识分子相比，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翻译巴尔扎克，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安全。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1964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分，“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这其实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艺术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文人理想的本能留恋。正如傅雷对自己的定位“intellectually(理智)是纯粹的东方人，emotionally(情感)＆instinctively(本能)又极像是西方人”，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中，崇尚“真善美”的西方人文主义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士大夫情怀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一直在深深纠结。

　　可以跨过“傅雷心灵”吗

　　细看傅雷的最后几年，便不难理解他精神步步退守的轨迹。作为一个国家信念濒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傅式“家国”教育梦似乎彻底破灭了。此时的傅雷，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以外的事情了。他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约从1959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出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50多种。

　　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也就是当“治国平天下”、甚至是“齐家”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正是这些拓片、碑帖和异类花鸟掩护了这位英雄向精神丛林的深处撤退。在那里，它们为自己的灵魂敷药。

　　今年是傅雷诞辰100周年，各处都在举行纪念活动，傅聪也将在5月9日来到深圳，举办他的“聆听傅聪 阅读傅雷”钢琴独奏音乐会。赤子之心犹在，残酷的历史烟云却早已消散。傅雷的一生，一直希望在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上找到一条让中国富强的路，建立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舆论。这种寻找，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今再看“傅雷遗产”，其重心或许在于，以正大又博大、高远又高贵的中西人文遗产守护文明价值，守护生命意义，在今天还有没有可能？还有没有力量？通往人的自主、尊严与美好生活的道路，可以跨过“傅雷心灵”吗？傅雷以他的死回答了这问题，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