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大师祖宾·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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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祖宾·梅塔抵沪
去年12月29日晚，世界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携以色列爱乐乐团在上海展览中心为市民们献上了一台岁末的音乐盛典。当日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对祖宾.梅塔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访问。这档题为《从梅塔到梅塔》的专访是祖宾.梅塔先生在沪期间唯一正式接受的媒体采访。
10年前演出记忆犹新
1994年11月24日，著名的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来上海演出，是最轰动的音乐会之一。当时上海人均月收入才490元，而市面上最高的票价有1000元，但是这样买票的队伍还是从人民广场排到了福州路。
梅塔对此也记忆犹新，“我确实清楚地记得上海观众的数量非常多。在北京的那场演出也是如此，人民大会堂几乎都坐满了。十年之前，这场演出看来是真的引起了公众们的兴趣。”
梅塔至今仍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我记得1994年时演出的场地是个不大的礼堂。我们同意乐团在北京的演出向电视台公开，随后中央电视台便来拍摄了。而我在上海的舞台上排练的时候，我又看到了电视摄像机，而我们并没有同意过让电视台来拍摄。于是我就问：为什么摄像机又出现了？有人告诉我，这只是家地方电视台。我问他，有多少人可以看到这节目？他回答说，只有两亿人。这是我来到上海以后记住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的地方电视台居然有两亿观众。当然后来我们还是给了这家电视台拍摄许可权。那是场很不错的音乐会，我和伊扎克怀着对彼此的热爱完成了这场音乐会。我们总是喜欢彼此合作。
谈到如何决定和伊扎克.帕尔曼一起来上海演出，梅塔表示，当以色列和中国于1992年建交后，我们决定立即向中国人民展示友谊的姿态，所以1994年的时候，我们从别的地方筹款，决定免费在中国演出。他认为他们带来的是真诚的心，并且促进了两国的友谊。
我兄弟现在还说上海话
对于中国音乐，梅塔坦言自己当时并不了解多少中国音乐。但提起中国，他表示，他知道的太多了！梅塔从小在印度长大，他表示，小时候，他总是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布料和食物都是来自中国的。“我还记得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的时候，我才16岁，也许更小，我们挥动着两国国旗，呼喊着‘印度和中国是兄弟’的口号。”
梅塔透露，他和中国的关联大多是缘于他的叔叔。他表示，他叔叔在上海住过20年，是棉纺厂的老板；他的兄弟也出生在上海，是个很优秀的钢琴家，而他就是在上海跟着一个匈牙利的教师学习钢琴的。梅塔还回忆：当他兄弟四五岁第一次回到印度的时候，根本不能和他对话。“他只会说上海话，而我只会说印度语。我兄弟现在还说上海话，尽管他住在密歇根。”
梅塔自小就对上海有了最初的印象，“在20世纪20年代，很多大艺术家像海菲兹、克莱斯勒都来到了上海，因此上海的文化总是有着和西方文化共通的一面。当我长大以后，祖母还总是会跟我讲上海的事。这使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很特别的亲近感。我在孟买的房子里就布满了中国式的艺术品，而不是印度式的。
鼓励孩子从小学音乐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批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学钢琴或者其它乐器，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因为对音乐很感兴趣，而是懂乐器可以使孩子在考中学、考大学中加分。对此，梅塔坦言他想过在自己的国家里推进这类计划。“但是印度有太多的民族音乐，印度的音乐已经完全是人们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音乐，所以西方音乐在印度很难找到入口。但这在上海就容易许多。这里的人们对西方音乐的态度非常灵活。”
梅塔认为印度有很多音乐天才，但是中国有很多了不起的天才。“我的父亲在洛杉矶有个青年交响乐团，其中的一半团员竟都是中国人，他们的水准非常高。”他还表示，中国家长送孩子学习音乐的做法是有益的，即使他们的孩子将来不会成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或小提琴家，但有机会接触很多不同的文化和音乐，有朝一日等这些孩子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段经历是多么的令人难忘。
梅塔认为音乐家的灵魂应该像孩子一样。他承认，有时候自己会显得有点幼稚，“因为最美丽的东西总是萦绕在我们周围，我们会忘记去观察和面对。”但他同时认为音乐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我其实很入世。比如说在以色列，今天人们生存的形势非常艰难，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用音乐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团结到一起。这不是孩子的游戏。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差点做了医生
成长在一个音乐的家庭，父亲组建了孟买交响乐团，但梅塔表示自己学音乐并不是父亲的旨意。他表示，他父亲没有逼他学音乐，他完全是自发学习音乐，“因为在家庭里我每时每刻都享受着音乐。”他还透露，事实上，他父亲希望他做医生。后来在读了两年医学预科后，他才明白，自己没法做这行。于是才问父亲，我是不是还能回过头做一个音乐家？
梅塔回忆说：我告诉父亲，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当一个音乐家。我的那个在上海出生的兄弟那时正好在维也纳，他又比我大3岁，所以我的父母也就把我送去了维也纳，加入了音乐学院。我虽然出生在印度，但我接触更多的是西方音乐，它是我表达自己的语言。1954年我去维也纳学习的时候，我比很多当地的同学所懂得的西方音乐还要多得多。
35年演出超过1800场
成为一代音乐家后，梅塔参与了无数场演出。对于具体演出数目，他坦言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表示，单是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在一起的演出大概有1800场了。“我曾经执棒过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在洛杉矶交响乐团我待了17年，接下去就是在纽约爱乐乐团的13年，而以色列爱乐乐团和我合作至今已经35年了。从1986年起，我担任佛罗伦萨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从1989年起，我也担任慕尼黑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梅塔还指挥过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使古典音乐在市场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有人怀疑这是不是属于古典乐界出现的“越界”潮流，对此梅塔表示：“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并不是‘越界’，他们唱的都是著名的歌剧唱段，只是在最后唱了音乐剧选段。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也具有歌剧的因素。”
我是个民主的独裁者
作为指挥，如何看待自己和乐队之间的关系。梅塔笑称，我是个民主的独裁者。“因为音乐家必须有音乐表达上的自由，但如果他们的表达不合乎我的总体观念，我当然会干涉他，告诉他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除此之外，我给他们很大的自由去表达自我，这很重要。但是在一支交响乐队中，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纪律，一个人要决定很多事情，那个人就是指挥。”
“图兰朵”是我生命的记忆
1998年梅塔在北京紫禁城献演了“图兰朵”。梅塔对此也记忆深刻。梅塔认为，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这是意中两国最伟大的合作演出之一。他表示：“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和我合作得漂亮极了，虽然我们并不懂彼此的语言，但却可以互相理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因为他的演绎非常地道。当然我也在音乐上给予他帮助。我们首先在佛罗伦萨歌剧院进行演出，然后我们把它带到了北京。在北京的演出更加壮观，服装和演员数量更多，张艺谋把紫禁城作为舞台的背景，这正是理想中的情境。我们举行了9场演出，座无虚席。这次经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的生命里，这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1998年中国长江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灾，梅塔不但将演出改为义演，还向灾区捐了款。对此他很谦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威尔第的‘安魂曲’，义演所得款用以建造两个小村镇，因为中国人民是我的朋友！”于超 /齐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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