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伍德斯托克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今年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十年周年纪念，导演李安拍了一部《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这部影片和其原著小说、埃利奥特·提伯的回忆录《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个关于骚动、音乐会和人生的真实故事》，都不是关于那场伍德斯托克演唱会，而是关于一个不小心参与组织这场盛会的青年、1960年代美国同志作家兼设计师埃利奥特·提伯，如何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冲撞，如何在与伍德斯托克的相遇中认识自己；一如许许多多参与那个演唱会、经历那个时代的青年。
滚开我的舞台
伍德斯托克的本质是一群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战争与暴力的漫天烽火中，建立一个“爱与和平”的音乐乌托邦，一个伍德斯托克国度(Woodstock Nation)。
事实上，那只是不甘被打败的嬉皮的最终一搏。因为1960年代后期，更多的是黑暗、死亡与血腥。
1969年1月，共和党的尼克松宣誓就任总统，反战运动持续高亢；5月在伯克利附近的人民公园，警察和社区运动分子为了公园的使用权而激烈对抗。6月，学运激进派“气象人”从“全美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分裂出来，主张暴力行动；6月28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不甘于被警察长期骚扰的“同志们”起身抗暴，开启了同志平权运动；8月初，吸引许多嬉皮跟随的邪教曼森家族成员犯下严重凶杀案。
就在这一个灰暗的夏天，将近50万人奇异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爱与和平”的音乐盛典。
1969年8月15日到18日。几个年轻人看到摇滚乐已经在1960年代后期成为青年文化主要力量，看到爱与和平已然成为时代精神，就在纽约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举办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
演唱会的阵容包括那个时代大部分的民谣和摇滚巨星，除了最重要的三个：滚石、披头士和鲍勃·迪伦。
歌手们在舞台上日夜轮番上阵。台下的年轻人在雨后的泥浆中歌唱跳舞，在河中集体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实践“做爱不作战”。
有人说，伍德斯托克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都没发生：当时有50万人，而且食物几乎匮乏，但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与不幸。当地警长说：“姑且不论他们的服装和想法，他们是我24年警察生涯中最有礼貌、最体贴和最乖的年轻人。”
伍德斯托克成了摇滚史上的永恒神话。然而，它也体现了摇滚乐与音乐节在青年文化、反叛、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多重矛盾。
伍德斯托克原本就是一场商业生意。即使后来主办者愿意拆掉围篱，让演唱会变成免费，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和华纳公司谈好纪录片电影版权，所以能获得更大收益。
到底嬉皮或摇滚所建构起的反文化，和当时的新左翼是否产生有机连结？又是否有改变体制的革命潜能？现场当然有人唱反战歌曲，民歌之后琼·贝兹也唱起工运老歌《乔·希尔》，要把嬉皮文化和工人传统连系起来；活动组织者也宣称他们尊崇自由、反战和民权的理念。
演唱会上有一段象征性的冲突。新左派阿比·霍夫曼希望摇滚青年们可声援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运动分子约翰·辛克莱。因此在谁人乐队表演时，他冲上台去抢麦克风说：“你们怎么可以在这边爽，却看着约翰·辛克莱只因为持有一点大麻而被捕。”话没说完，谁人乐队的吉他手皮特·汤森踢他，说：“滚开我的舞台。”
这段冲突常常被认为呈现了嬉皮、摇滚和新左派的分裂。然而，即使被赶下来，霍夫曼还是在后来写下《伍德斯托克国度》一书：“他们是一群疏离的青年，他们致力于合作而非竞争，他们深信人们应该有除了金钱之外更好的互动工具。”
和平只存在那三天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上写着：“三天的和平与音乐”。和平真的只存在那三天。
伍德斯托克结束后四个月，1969年12月4日，黑豹党成员弗瑞德·汉普顿在家中被警察击毙；两天后，加州阿特蒙的滚石乐队演唱会上，一人在骚动中被保全“地狱天使”刺死，为1960年代摇滚的恣意纵情划下悲剧终点。摇滚乐演奏起哀戚挽歌：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嬉皮之后贾尼斯·乔普林都在一年内死亡，他们都是二十七岁。
伍德斯托克天真地想逃出体制，但他们最终未能改变捆绑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政经权力。他们没有阻止战争，也没有改变美国种族主义。伍德斯托克国度很快崩解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很快成了新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嬉皮文化与另类文化的商业产品，而不需要有任何意识形态立场。反叛的乌托邦背叛了自己。
当然，伍德斯托克青年们构筑起的这座小小城邦，并未随着他们离开那个巨大农场而被荒弃在历史中，而是进入后来每一代摇滚青年的集体意识中，不论是他们留下的梦想，或是那些灰烬。
伍德斯托克的幽灵
四十年前的台湾，处在封闭世界的摇滚青年们深受震撼。台湾滚石唱片创办人段钟沂说，他虽然不喜欢吉米·亨德里克斯或贾尼斯·乔普林的音乐，却在他们身上看到反体制、反权威的姿态，也逐渐了解摇滚乐是愤怒的。尤其在那个看电影前必须先在戏院站起来唱国歌的时代，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演唱会上用电吉他性感地弹奏出美国国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革命。
1990年代中期，台湾终于出现户外的摇滚音乐节。岛屿南方的“春天的呐喊”，几乎是一个迷你版的伍德斯托克。在那里，带着笑容，牵着情人的手，躺在草地上，破烂的舞台旁，是年轻人自己摆的各种摊位。乐迷和乐团没有界线。
几年后，台湾的音乐节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商业。“春天的呐喊”不再是摇滚的呐喊，而是阳光少年与辣妹的欢呼。2000年开始，在北海岸出现了也是以独立音乐为主的贡寮国际海洋音乐节，并让人有海边伍德斯托克的错觉。但这活动在更大的商业赞助和官方支持下，很快吸引了二三十万人次。更多去的人不是为了音乐，而是去享受阳光、沙滩、啤酒，当然更不是为了抵抗主流的反叛态度。
在台湾，音乐节成为更专业的摇滚竞技场，创意市集，或是地方政府和商业体制赚取政绩或金钱的机器，而不再是任何反文化的地标。
张铁志(台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