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音乐节井喷季 中国制造伍德斯托克(图)
音乐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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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谢韬 巩晓莉 编辑/谢韬
1969年，一帮嬉皮士、摇滚乐迷、民谣人士、反战青年在临近纽约的贝塞尔地区的草坪上，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文艺大汇演，近半个世纪之后，大导演李安拍了一部叫《制造伍德斯托克》的电影来向其致敬。对我们而言，这便是户外音乐节的前世。而在今生，“不是在音乐节，就是在去音乐节的路上”已成为时下最IN的青春口号。自2000年国内涌现首个案例——迷笛音乐节以来，适逢今夏，我们又破天荒地遭遇了第一个音乐节井喷季，以“张北草原”“苏州活力岛”“杭州西溪有爱”为首的十多个户外音乐节轮番登场，互拼人气……不难遥想，一个中国制造伍德斯托克的时代似乎就要来临。
一场中国文化的“洋务运动”？
就在四五年前，一提到国内户外音乐节，你讲得出名字的恐怕只有一个“迷笛”；一说到这个词，知情者恐怕还会想到美国诗人杰克·凯鲁亚克写在小说《在路上》里的名言——“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再看看今朝，户外音乐节的建设进度都快赶上“西部大开发”“到二、三线城市去”等官方宣传语了，与房价的增长率几乎持平。仅列举排在今年7至10月的：张北草原、杭州西溪有爱、牛鱼嘴山水、苏州活力岛、鄂尔多斯、长城探戈坞森林、无限星空、房山、雪山、青岛金沙滩、门头沟京浪……短短4个月内，近20家旗号揭竿而起，平均每周举办一个，户外音乐节的爆发之势正如油田井喷，似乎再难耐的酷暑天，也打击不了都市年轻一族直奔户外的热情。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除张北草原和雪山音乐节外，这些项目基本皆为首次承办，不少资深玩家在听到这则消息后，幸怏怏地露出“中邪了”的表情。
算上已有数届经验的摩登、草莓、西湖、成都热波、重庆竹林和北京民谣等，还有传奇色彩大于现实意味的迷笛、贺兰山和雪山，这些贴上“中国制造”标签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历经换血、拼接、拆卸、包装和升级，构成了中国音乐产业链上仅次于选秀的又一全民活动。即便如此，我们的音乐节数量及规模，还未追平面积和人口分别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与百分之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969年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共有45万人参与，恰如那个时代最为华丽的收尾，让世人铭记住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目前，中国户外音乐节的最高观众人数纪录是超越10万，并开始逐渐为国际顶级奢侈品牌所关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模式也日趋理性、成熟……差异的鸿沟固然健在，但中国有超过4亿的年轻人，打造出一个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理应是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幻。
筹办大小音乐节，多少有点类似当代中国文化的“洋务运动”。从最初的追求精神解放的自由宣言，到现今更切实际的大众娱乐，也许，一次次的圈地、考察，未必就能为我们划出一片远离喧嚣的青春理想国；纵然乌托邦的梦想早已泯灭，提倡爱与和平的音乐节文化依然是一部可以随手扔给都市乐活族的健康圣经。
不论2012的预言是否将成真，那些不是正在音乐节，就是正在赶往音乐节路上的人，总是最快乐、最幸福的……
中国伍德斯托克推手：音乐节不是赶时髦的文化怪圈
寻找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总离不开那些打造中国式伍德斯托克的推手，他们往往都是酷爱音乐之人，接受过60~70年代国际思潮的洗礼，是活跃于音乐节建设的“大跃进”之路上的一众生力军……
策划者、乐手、普通观众，三者的联系通常比我们表面看到的更为紧密。本报独家对话了6位资深参与者，让他们讲述属于自己的户外音乐节故事。对于这些明白人而言，一个音乐节井喷季的粉墨登场，多少是件令人几分欢喜几分忧的大事——任何趋之若鹜的盲从，都有可能扑灭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音乐节品牌运动，使到手的硕果化为乌有，形成又一个只会赶时髦的文化怪圈。
创始人 政府的介入会使音乐节更加普及
记者：现在媒体经常拿观众数量作为衡量一个户外音乐节是否商业成功的标准，在你看来，到场人数是一项最绝对的指标吗？
沈：计算观众人数会遇到一个问题，有多少是买票，有多少是赠票，还有一些人是蹭票进来的。所以，音乐节不能光求大，成功与否，还要看主办方的管理能力和观众满意度。此外，还要坚持有自己的调调，音乐节最重要的是选择音乐。
张：人数绝对不是第一、唯一的标准。迷笛音乐节刚开始的时候，现场只有1000人，但大家都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成功了。国外很多小的音乐节就举办在广场和集市上，就像一个节日。而我们评价一个节日的好坏，是看它的第一目标是不是针对听众。
记者：现在的户外音乐节和地方政府合作得越来越多，通过政府的介入，你认为更有利于将音乐节变成一项真正的大众娱乐？
沈：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音乐节是什么的时候，政府的介入会使音乐节的知识更加普及。参与进来对于政府本身也是学习，当你给他一个安全的成功的案例之后，就会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所有困难主要来自他们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比如他们会觉得观众站着看演出不安全，其实把人固定住了才更不安全，大家情绪起伏，反而容易发生座椅倒塌事件。
张：国外最早的大型音乐节，比如丹麦和英国的，就是最大众的音乐节，无所谓草根、高雅。其实不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要愿意享受生命、户外、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参加。政府的支持可以减少音乐节主办方的资金压力，这非常宝贵，只是要注意沟通，不要做成《同一首歌》，成了地方宣传的手段。一定要正面告诉相关部门你的特点，提前做好安全预案。
记者：很多户外音乐节开始选址在远离市区的风景区中举办，并且与地方旅游业紧密结合，有人将此形容为一场“圈地运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利弊？
沈：利大于弊。我们缺少真正专业的主办方，经验不足，但所有经验都是累积起来的，对于所有的第一次应当鼓励和宽容。户外音乐节的利还很多，最起码是一个大舞台，所有人都在真唱、真演奏，在音乐品质、聆听习惯上都有一个大进步。
张：只要有人愿意投资做音乐节，只要让各方满意，让年轻人有机会欣赏健康的原创音乐，就是好事，没有什么圈地不圈地的。
记者：户外音乐节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环境问题，我们听到过一些质疑之声，你认为该如何做好玩乐与环保之间的平衡？
沈：我们都可以冠冕堂皇地找环保机构。但像这样的大型活动就会有人的流动和聚集，比如世界杯就是特别不环保的，从根本上来说音乐节的本质也并不环保。我们只能在聚集中宣传更好的生活方式，音乐节也会变成环保组织的宣传平台。这就是生活，总需要寻找乐趣，能做的只是把坏影响降到最低。
张：音乐节的环境污染要比工业造纸厂低很多。因为举办时间短，耗电量有限，碳排放也较少，顶多是踩坏草皮，排放生活垃圾，但即使这里不生产，其他地方也在生产垃圾。我们首要保护的还是绿色植被，活动结束后要使之尽快恢复。
记者：与国内相比，你所体验过的国外户外音乐节是否更加有趣？国内与国外的音乐节文化有所差异？
沈：人不一样，玩法也不一样，国外观众更疯。硬件设施还是有差距的，但这种差距正在慢慢变小，和国外相比，真正差得远的，其实是音乐节的数量，我们这几年才几十个，而欧洲有几百个，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有机会体验。现在还仅仅是序幕，但国内策划团队的成熟速度却远远没有音乐节成长的速度快。
张：我觉得没什么差异，只要是欢乐的海洋就都一样，就像原始人，哪怕围着篝火，达到狂欢目的，这个节日都是优秀的。中国户外音乐节的发展是不可复制的，和西方不一样，我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的历史。
活跃乐手 希望音乐节的环境更加自由
记者：音乐节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无疑为乐队带来了更大的商业利益，在你看来，这也是刺激整个行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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