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0日，崔健在旅游卫视录制了长达两小时的现场演出。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他频频露面，但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演出已经是5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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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开场白就是：“崔健你好。我保证我不会故意挑衅，但可能问题比较尖刻一些，如果你不高兴可以随时打断我。”
崔健说：“行”。
然而在采访中，崔健还是压抑不住地冲动了一次，至少我认为他当时真的恼火了，绝
对不是装的。
当时我问：你有没有信仰？
崔健说：你现在问的是最粗野的问题。
我感到很意外。事实上我明白贸然谈信仰是粗野的，只是寄希望于崔健不明白。当时崔健想都没想，指责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是一次充满了快乐的愤怒的冲动，可惜的是没继续谈下去。
(一)
记者：摇滚的决定性元素是精神内涵，还是外在形式？
崔健：我的回答只能代表我自己，我认为摇滚不必非证明自己的精神气质不可。
记者：能否理解为形式至上？
崔健：形式是很专业、很技术的话题，目前中国很多人还不认识摇滚乐的形式。你说你认识吗？你每年花多少钱消费摇滚？
记者：我基本上不消费摇滚。
崔健：这就是了，你还不认识摇滚乐呢。你也许只是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摇滚的说法，你还不了解技术呢，没法谈形式。
记者：早些年，一位女歌星从国外归来，谈到你时说你早期的摇滚是初级的，因为你的旋律性太强。你怎么看？
崔健：很多人不喜欢我后期的作品，说我旋律性太弱了。有人看了几本书，知道中国有摇滚乐了；再看两盘西方的录像带，就觉得自己已经了解摇滚乐的模式了，没有那个模式就不对……那不是可笑吗！
记者：你后期作品的旋律性减弱，是不是因为人家说你旋律性太强，你就主动往“国外先进摇滚”上靠？
崔健：如果我面对一个很懂技术的人，我知道怎么回答你。可你不懂技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记者：你能否假设我是懂技术的，然后你来讲述我来传达？毕竟读者中有懂的。
崔健：我如果随便说，会给人一种错觉。我经常说了一些话被人解读，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很多人根据“理论”，把人对号入座……我只能说我很注重形式，也很注重精神气质等内涵的东西。摇滚是心灵上发出的一种声音，是不能够被概念化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摇滚不是谁都能谈的？观众不是谁都能当的？否则要闹笑话？
崔健：恰恰相反，摇滚谁都能听。我觉得真正的摇滚观众需要的是心灵感应，他不会把形式上的东西看得太重。你应该去现场感受一下。如果你一年都不去摇滚现场，你就不配写摇滚乐评。
记者：如果说摇滚的精神内涵被定义为独立、自由、反抗、心灵的放松等等诸如此类，那么，如果我不通过摇滚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上述的精神境界，比如我通过扭秧歌就可以独立、自由、反抗、心灵的放松，是否可以说扭秧歌的精神内涵也可以称做摇滚精神？
崔健：我看不行。因为摇滚包含着自身的创作，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的创造性，同时它还对现有生活发问。
记者：从观众角度讲，他的“自由的创造性”体现在哪？能够被你唤起？
崔健：参与。摇滚的观众都是参与者。
记者：我再冒昧地问一个可能很傻的问题。我参加过气功师的带功会，现场很多人都被带得扭啊跳啊喊啊，其外在形式和摇滚听众差不多。你看带功的气功师，有没有一种心灵默契的感觉？觉得，哟，这人跟我差不多。
崔健：如果你把摇滚和气功相提并论，也许是你对自由创作缺乏理解的一种表现。气功不是创作，不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东西的描述……
记者：你说过观众也是摇滚的一部分，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观众呢？
崔健：我觉得我最喜欢观众参与，最喜欢懂得参与的观众。其实无所谓，只要你真心喜欢摇滚就行。这么多年来，什么样的观众我都遇到过。就像人不能只吃一种菜一样，胃口经常需要调剂，也许上次喜欢这个，下次喜欢那个。
记者：那就是说，如果我抱着体验气功师带功的动机去听你的演唱会，并且在台下手舞足蹈，你也不会嘲笑我是假观众？
崔健：真的无所谓。既然是参与者有很多，人就肯定五花八门。真正参与摇滚的观众不必要看我怎么反应。
记者：在录像带中我看到西方的摇滚现场，有观众会昏倒在地。如果你的演唱现场有人昏了，你会不会嘴上不说但内心怀疑这个人是个傻×？
崔健：在现场昏倒肯定不是普遍状态，估计那是因为太激动了。我的现场从来没有人昏倒过，我不会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做假设。可我想今后也不会(有人昏倒在现场)。
(二)
记者：我不懂摇滚，但接触过一些搞摇滚的。他们把头发弄长，胸前戴一骷髅，平时抽烟骂人，抱着吉他在台上晃。从形式上看挺摇滚的。如果谈到精神，他们平时欺软怕硬，巴结名人不惜胁肩谄笑，还装什么人格独立和自由？还典见着脸跟我谈什么摇滚？
崔健：那叫“摇滚行为艺术”！那不是摇滚。你关注的是摇滚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摇滚乐本身。
记者：是。因为摇滚乐手自己总强调意识形态问题，我当然就最关注这个问题。
崔健：我跟你讲，搞摇滚的什么人都有，特别干净的，特别恶心的都有。大学教授有，不抽烟不喝酒多得是，西方甚至有传教士在做摇滚乐。你刚才说的那些人，是最表面的、最不值得谈论的一些东西。
记者：你和别人聊天，提到了一些词，比如“和谐”、“宽容”、“社会”、“责任”等等。这是年龄带来的变化吗？
崔健：这就是成长。40岁的人肯定有40岁人的反应，我和20多岁的人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在舞台上我觉得我体力比以前好了，而且我的每个专辑都是自己从头亲手做到尾，将要出版的新专辑也不例外。
记者：有消息说，今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要邀请您？
崔健：这都哪跟哪……我都没听说过。上春晚不应该是我的事。如果有人根据这个消息来谈论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了，那都是特别可笑的事儿。话说回来，春节晚会上摇滚节目，如果自己能上却不上，那是傻帽，必须得上，那是责任！只要有机会，只要能控制住质量，我不会拒绝的。
记者：你如何理解“合作”与“精神独立”的微妙差别？
崔健：都是相对的。没有冲突你体会不到独立的意义，没有妥协你体会不到坚持的意义。
记者：有没有你年轻时觉得这是丧失原则，后来又想开了去做了的事？
崔健：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并不是特别固执、一句不让的那种人。你看我作品可能觉得我狠……其实我和所有人一样，就像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三)
记者：作为朝鲜族摇滚乐手，你是怎么看待民族、血统、国家这类问题的？
崔健：你这问题正好触及了我最多思考的问题之一。按照血统和国家、民族和国籍来看人，我是最反对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就应该是多元化的。人不能生活在一个太单调的关系之中，纯而又纯的血统、文化那都是天方夜谭……这问题如果三言两语，最好别谈。说简单了，被人误解就不合适了。再说，朝鲜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不要弄成一个外来血统好不好？
记者：作为父亲你是传统的吗？
崔健：我觉得任何父母可能都是传统的，等你做了父母你就知道了。我有了孩子后，我就发现我有些地方是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有人说：“任何父母，相对于其他父母也许是开放的，但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保守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记者：刚才你说“等你做了父母你就知道了”，我就觉得有点沧桑。你现在有没有中年心态？
崔健：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我的音乐是始终年轻的，有些年轻人的音乐，怎么听老气横秋的。
记者：你有没有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一个提携者的角色，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然后感到很欣慰？
崔健：这都是很枝节的事，真的。我完全没必要考虑这些事(提携后进)。我能做就做了，不做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做。你往前走，你每天都要碰到问题，你要花时间去解决。别人也许觉得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是在艺术方面我更愿意成为自私的人。
记者：我突然想到，你刚才说要为摇滚负起责任；现在又说愿意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崔健：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为摇滚界负责？这话你肯定是生搬硬套来的。
记者：上春节晚会，你说这是责任。
崔健：我刚才说的以自我为中心，是说要为自己的艺术而自私。上春晚的责任是面向观众的，我要自带灯光，自带音响，展示摇滚人的真实活动情态……是这方面的责任。
记者：那你更多的是为“界”负责还是为“自己”负责？
崔健：(笑)前若干年碰上你这样的最容易犯错误。
(四)
记者：你有没有信仰？
崔健：我没有参加任何教派，但我不愿意轻描淡写地谈论信仰。信仰不是让我们拿来谈的，拿来炫耀的。如果想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专门找时间来谈。
记者：有人说你是“中国摇滚教父”。我觉得这个称号对任何人都应该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心理冲击，你愿意谈一下吗？
崔健：一谈到教父，就是长辈，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形象，我不愿意当教父，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记者：如果一个人生活很好，尊严日趋完整，他没必要维持愤怒、刻意反抗吧？
崔健：精神状态不是维持出来的，而是一种反应。人如果善于触景生情，碰什么事就要说，必然就会有反应。所以说，这种精神状态，与其说是维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健康的象征——你碰到什么事，你会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直觉和情绪的正常反应。这种反应是与你的音乐创作紧密关联的。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即兴，没有即兴你会感到窒息。我希望我今后的音乐都有即兴的部分，那可以让人透气。最近我接触了很多来自民间的民歌手，那种歌真的都是非常透气的。
记者：你关注思想界呢，还是触景生情？
崔健：思想不是靠看书看出来的。如果看了很多书，却因此丧失了心灵，那最好能少看一本书就少看一本。真正的音乐都是心灵的反应，你不要去制止它(灵感)，不要限制他的表达。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灌输式的教育，教育者的身份都是长者，这种教育方式会限制你发觉自己的方式和最大的可能。我觉得中国不缺乏思想，但缺乏哲学。东方传统思想可以给人以归宿感，而哲学提供的是开始，是出发，接下来就是挑战，结果是无限。
记者：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役”？
崔健：做了摇滚，就没有退役这说儿。摇滚已经成为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舍的，退役是会得病的。摇滚不是服役，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如果不喜欢了你就不应该再去做摇滚，如果你仍然喜欢摇滚，你就要带着冲动去做，永远带着冲动。
记者：能否谈一下今后的打算？比如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崔健：具体的每一步，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想以后如果能够留下一些摇滚理论给后人的话，那就是最满足的事了。□本报驻京记者 陈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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