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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 网络情歌歌词研讨会日前在黄山(屯溪)举行，近20名艺术家、诗人、小说家、评论人参与讨论，研究诗人介入歌词领域的种种可能。以下是会议实录：
卢(中强)：人口促进委员的生殖健康网会要做一个网络情歌大赛，但我们不想做一个太常规性的活动，因此召开这个会议。在我们这个已经被改良的音乐市场中，大行其道的却是一些低劣的歌词，对现今的歌词现状，我们是比较忧虑的。此次会议通过让诗人写一些
歌词，谱上曲子，丰富我们歌词创作的内容。另外，大家的朋友诗人周墙刚刚开了这么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新安山庄，大家也是过来聚会一下。
沈(浩波)：实际上一开始卢中强找我开这个会，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会找我开这个会？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觉得不太对，后来知道是找了很多诗人来开这个研讨会，我一直觉得好象关系不太大，可是后来卢昨天晚上找我聊了一下，我也明白了他的很多想法。他的一些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虽然我们对目前的歌词确实不是很熟悉，但是基本上对最流行的东西还是有所关注吧，也确实是觉得现在的歌词怎么是有点……好象是和我们越来越没有关系了。过去向罗大佑的歌词起码还是能有一些感动在里边的。可是现在一些歌词像周杰伦啊、两只蝴蝶啊、老鼠爱大米啊，我不知道是我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还是普通人离我们越来越远，还是两个中间缺少了一个层次的东西，现在的歌词都是那种——总结出来是语言直白也好，不知所云也好，浅陋直白也好，好象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这个会要开的一点意思。我想抛砖引玉吧。想想再说别的。
卢：为什么是网络情歌大赛？是因为(网络)更有利于这个歌词的传播。(有些歌词)如果要在电视上放，可能就要遇到一些审查的问题，可能在网络上传播这些歌词，那么环境就要相对的宽松。
张(小波)：(现在的创作人)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歌词，我们不懂。但是我是在想李亚伟、马松啊，默默啊这些人他们的诗歌是可以谱上曲子来唱的。我把方文山、李亚伟的作品做一个对比，我是感觉他的诗歌一方面是有爱情等东西在里面，另外它有一些流传因素，非常可怕……现在的歌词，比打油诗还差，只能是口水诗。尹丽川是把诗当歌来写，但没人关注。
尹(丽川)：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听到和歌词有关的事情是我认识的一个台湾的写歌词的一个人。当时公司找他给周杰伦写词，但是写完以后没有被采用。制作人说你写的怎么和罗大佑似的，你要向方文山学，然后她就伤心地和我抱怨。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一代是听罗大佑的歌词长大的，那种歌词怎么说呢，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说，他充满着人文关怀、感情的厚度。但是现在可能确实不强调这个了，现在都是比较个人情调，比如老鼠爱大米，我个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受不了。但是它能流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的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我们还是喜欢我们的这些。至于说诗和歌，我觉得就是应该分开吧，因为现在都是分工越来细的，诗歌就有诗歌的特点，而歌词就是要便于传唱。比如说刀郎，他的歌里就是有一两句话特别打动你，那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刀郎的歌词也不错。我对歌词真的没有研究，我原来觉得中国最好的最诗化的歌词是张楚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歌词，但是那样很带诗意的歌词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也是一部分人喜欢他吧。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有一个东西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让网民啊、知识分子、混的人等等都喜欢。
我知道在八十年代 ，象张蔷、张行他们的专辑也是卖上千万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不管怎样，只要出来就能流行，象网络歌曲也是这样吧，因为它刚刚开始流行，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审美标准，所以刚冒出来，就一下子就流行开来，但是慢慢随着这个产业的兴起，还是会有竞争，可能那个时候再慢慢培养审美倾向，不断从实践和失败中慢慢培养。
马(松)：诗歌如果找对方向后退一步，就可以成为脍炙人口的歌词，举个例子，邓丽君的歌以诗经里 “蒹蕸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的原句为原型，改为“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这就说明在诗和歌词里面存在着一个极其巧妙的通道，稍微轻轻地往后退一步，诗就能传唱。一首好歌，好歌的性感和骨感在哪里？
李(亚伟)：我觉得尹丽川提到的张楚，他好的歌词太少了，如果他能创作二三十首，他就是一个接近崔健的大师级人物。他的成功不是他的摇滚和外在的东西，而是他的歌词里诗性的东西，和摇滚没有关系。有很多音乐人，诸如唐朝乐队、轮回乐队，最大的压力或者尴尬不是他们喜欢的欧美的摇滚的东西无法模仿、难以学习，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通病是他们赶不上崔健的精神内涵……所以我觉得卢这次召集这个会是很有意思的，他要找诗人要歌词，大家多谈谈歌词的东西吧。
卢：我们做这个比赛，要在网络上先期征集一些东西，我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要找中国最顶尖优秀的诗人写一些歌词。有没有可能你们往后走一步，就是像马松说的，朝着歌词创作的方向，找到这个通道，但并不是迎合。将来会有很多人写一些东西，我会做一个这样的唱片，这样的唱片有可能会形式大于内容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它会是一个符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有可能这样的东西做得比较好的话，往下我还会延续的去做。
赵(野)：我觉得这个尝试肯定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尹丽川说的诗和歌肯定是两回事，但是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交叉起来的，就是怎么样丰富的问题，怎么样交叉一部分的问题。我觉得他这次这个活动有些矫枉过正的意思，但可能就是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应该的，而且很有意义的。我认为是歌词——有人说歌和歌词的比重是一半一半。我觉得对一个歌而言，可能音乐要占70%或80%，歌词占20%到30%。但是现在有很多很烂很烂的歌词，因为有好的旋律就很流行，很能传唱。这个其实危害性很大，我觉得，特别是对年轻些的小孩子。他们因为这个旋律、这个音乐，他们就会很喜欢这个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对语言还不成熟，还缺乏判断力。他们觉得这些歌词就是好的语言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危害性是很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来主持这个活动，请一些诗人来谈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义。能不能把歌词净化 ，或者做的更好一些。
卢：在座的王小峰是乐评人，和音乐是最有关系的，我请他过来，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私下和王小峰聊过，他对此也很有兴趣，他在音乐和文化上是一个跨界的人，他对当今歌词的现状也一直不满甚至是愤怒。因为我一直看《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些乐评，我觉得他对这个事情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想请他谈一下。
王(小峰)：现在这个歌词大家都觉得有问题，其实主要一个原因是……过去的人们都有一种情怀， 现在这种情怀没有了，没有的话写的东西肯定是糟糕的。再者就是中国进入一个很商业的时代，在这个很商业的时代里边，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产品去卖。我不知道在座的诗人，你们在写诗的时候想过没有，这首诗能给你们带来多少钱？但是写歌词的人不是这样。先告诉你，一首歌词，3000块钱，6000块钱，10000块钱。当价码不一样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写歌词的时候是有要求的，你要写成什么样，要写给哪个哪个歌手唱，他能唱什么样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跟写诗是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点，歌词现在写的不好，跟中国的教育也有关，中国的语文教育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大学，这个教育很成问题。如果我们拿一个十几岁的学生跟台湾的十几岁的学生去比，我们不见得比人家强。拿一个二十几岁的学生跟台湾的二十几岁的学生去比，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家强。这就是我们在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一次无意间看了现在学生学的语文课本，我觉得太可怕了。汉语的一些美的东西基本上在语文里没了。完全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这些原因导致现在的歌词写的非常非常烂。
还有，比如大家都说林夕、方文山写的不好，但他们可以把歌词写一辈子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把歌词当成一种创作。我曾经和大仙说过他写随笔，写500，800或者1000，就跟拧水龙头一样，是一种商业的状态。林夕、方文山也一样，他们写歌词是一种商业上的生产。那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很喜欢他们的词呢？首先觉得很酷，为什么酷呢？我曾经问过一些喜欢这些歌词的人，他们说：很简单，我看不懂。再加上有周杰伦或是其他的歌星，所以他们觉得歌词是好的。我采访过方文山：你为什么要把歌词写成这样 ？他说：我是看动漫长大的，动漫给人的感觉像分镜头一样，他有画面感，所以我要把歌词写的也要像分镜头一样，要有画面感。我们这一代对文字的解读，是和画面配合在一起的，我只能写出这样的歌词。他是一种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的产物，这就是对文字的一种忽略，通过文字追求一种其他的效果。
刚才有人说张蔷、张行当年如何如何，其实我也在回顾80年代初期或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流行音乐为什么会流行？像张蔷 、张行为什么能够流行？其实很简单的一点，张蔷在当时唱歌时候我听到的一种感觉，她是一种带有性诱惑、很骚的方式，把歌曲给表达出来。现在所有人都在骚啊 ，张蔷再这么唱，肯定没有市场，那个时候人性从一种被压抑被扭曲向正常状态转变的时候，张蔷出了磁带20多盘，每张都可以卖百万以上，这就是带有一种启蒙性质的。就是跟当年邓在大陆的流行一样，张行也是，等于是张行跟张蔷定义了歌的性别的取向问题。以前中国的歌曲是没有性别取向的，一首歌男女都能唱，但唱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我对歌词对诗歌都也不太了解，只是我的工作对流行音乐行业的人打的交道比较多。我对现在的歌词也不是很满意，但是我也没办法，真是靠在座的这些诗人能把歌词这个领域的问题能给解决能给拯救吗？我觉得也不见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诗人的生活状态和词人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看提纲里有一点是研究出受众，创作出适合受众年龄审美的好词。我觉得今天的受众是非常复杂的 ，十几岁的人年纪，差个一两岁，他们的审美取向就会很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现在更年轻一点的人有多少了解，对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了解。实际上现代人是挺复杂的，我觉得有一点，如果你们了解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头，本身跟二十岁的人、三十岁的人差不多的 ，但他们这些小孩总是被一些外在的、表层的东西所迷惑，让人们感觉他们喜欢的是这种东西， 所以方文山、林夕的歌词一出来，他们很喜欢。事实上，解决一个歌词的问题 ，还是你能抓住歌词的本质。前几天我在写邓丽君，我才发现，词作者当年写的很通俗，甚至很庸俗。但是被邓唱出来，大家都觉得挺好， 这是为什么？至今现在喜欢邓的人是不分年龄的。有些歌词就是分年龄的，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卢：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我之前强调的一个形式。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式，针对这样一个现状，无论是从歌词的创作还是音乐的现状，其实这件事情要做起来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 如果说我要制作一张这样的唱片，昨天我很翟永明谈过，台湾现在已经有一张类似这样的唱片了。
翟(永明)：台湾有一个女诗人叫夏宇(李格弟)，她长期写歌词，靠写歌词生活。她写过很多作品，其实她的诗写的是相当好的，她写了很多流行歌曲，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是她写的，她自己跟一个乐队合作，做过一些唱片，把她的诗做成唱片。我当时听了，我觉得挺棒的。我想我们对歌词的理解应该放的比较宽一些，有时候诗人的吟颂，就是把吟颂跟音乐结合在一块的，但也不是摇滚。我觉得那张唱片很棒的。
卢：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说明这两者还是可以结合的，昨天我和默默聊，默默你也写过歌词 。
翟：我觉得王小峰说的有点对， 诗人的状态和写词人写歌词的状态还是很不一样的，诗人关注的也很他们不一样，诗人关注的也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很专业的状态 写诗人是很随性的，想写一点写一点，但是对歌词是不了解的，也有人让我们写歌词，但是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我们跟市场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这个中间会有一个点，关键是我们怎么找到这个点。
卢：其实现在这个行业，做这样一个事情是很冒险的，没有人敢去冒险做这样一个事情。现在成功的往往都是一些复古的、冒险的，包括刀郎，他当初其实也是在冒险，因为他的音乐是很复古的，回到了80年代初的那种感觉上了。还有《两只蝴蝶》，它的旋律其实也是很复古的，制作人在做的时候还是很冒险的。那我想我们做这么一个文化符号的产品(诗人写词出唱片)，不一定有商业价值，但还是很有文化价值的。
默默：我觉得歌词的文化是青年文化，我家里有两本书，一本叫《英国青年文化现状》，一本叫《美国青年文化现状》，都谈到摇滚和歌词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他的优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歌词好坏你也没办法，我有时候打开电视，看到那些郭富城唱的，我觉得耳朵受到了侮辱，就赶紧换频道，但是也有一些好歌词，比如我们的那个时代，我记得很多啦，欧阳菲菲、凤飞飞，比如罗大佑、苏芮。罗大佑在2001年到上海搞演出，真的好象疯了一样。崔健到上海来搞演唱会就不行，张学友的卖的满票，那在北京张学友三分之一的门票远不如崔健，这就是接受美学上有很多地域上的差别的问题，上海就是接受张学友，它就是接受港台的，它是一种殖民文化，对港台歌曲很追捧，崔健就不成功。
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听赞歌长大的，没有听过像邓丽君这样的歌。79年听邓丽君的歌，头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如痴如醉，感觉要晕过去了。邓教给我们什么叫女性，什么叫爱。苏芮带给我们的那种青年的苦闷、反抗的东西，在苏和罗的作品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外一些情歌，而象凤飞飞、张小玲等人的音乐里传达的就是很普通的情绪，没有那些特别的东西，也迎合了普通的青年，不是给那些愤世嫉俗的人，还是传播下去了。不同的歌曲在每个时代都给不同的受众，一个好的歌词肯定都切合了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天意的东西。比如刀郎的流行，他是一些老歌，一个怀旧的东西，计划经济的时代，对比在这个经济社会的残酷、尔虞我诈，生存的压力，刀郎的流行不是在青年人当中，而是在中年人中流行，切合了我们中年人的集体无意识。我认为歌曲的主流它主要是迎合青年文化的，歌词最主要的是情歌，比如《诗经》70%都是情歌，第一首就是情歌，包括罗大佑最红的除了《东方之珠》，就是《恋曲1990》，其实我觉得诗歌、歌词本身还是属于青年文化。我觉得诗和歌不是分的很清楚，我认为诗歌是按照汉语而写的，汉语有一个听觉部分和视觉部分，现在的确有很多诗人忽视了听觉部分，其实他的作品是只能读的只能看的，古人对诗的要求还是要朗朗上口。我曾经听过华东师大一位佛学家吟诗，他读诗的时候的摇头晃脑，他吟的真好，这个诗就不用谱曲，我听的真是陶醉了，有一次喝了黄酒，就开始吟了，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作曲家。有的诗人擅长把听觉和视觉都表现的比较好，那就是比较好的歌词。但是有些如果缺少听觉的话，语言上不适合表现听觉的话就要弱一点，我们这次是要策划这样一个听觉和视觉都结合的比较好的东西，要验证青年的集体无意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接受美学的判断的一个问题。我写过很多歌词，比如我写过一个歌词叫《孔子》，还有一个叫《庄子》，还有一个叫《墨子》.....等等八子，反映很好啊：长江黄河，中国的泪，你趴在膝盖上折磨中国几千年.....我不把它当作歌词写，我有个心理障碍，我觉得歌词太商业，不如诗歌。我有次探讨，艺术家里谁最势利，肯定是画家最势利，接下来是小说家，再就是诗人。诗人如果势利都比不上画家、小说家。画家要颜料要法国进口，要最好的画布，他必须要买，作品也要有下家。小说家写长篇小说也能说随便就给谁念一下，也要有作为载体，而诗人的创作工具一张手纸就够了，而且任何一张甚至是菜谱反面就可以创作，而且写完以后马上就可以传播了。画家的作品的传播要通过画廊，要巴结画廊，小说家要和编辑搞好关系，而诗人不需要。所以写歌词也象王小峰说的一样，它是个商业化的行为，就提不起劲。90年亚运会的时候，有个张亮，他特别痛恨这种俗文化的，每次听到“我们亚洲、我们亚洲”都很痛恨，但是在哪里都能听到，餐馆、商场、酒吧各种地方，每个地方都能听到。终于有一天，他自己也不自觉地哼唱起来了。我觉得这种文化，怎么避免疑惑这种坏歌词的出现，我们似乎也无能为力。这样说好像比较悲壮。
朱(大可)：我来随便说两句，这次来我感觉是被骗来的。我到进宾馆才知道是和爱情歌曲相关的，我这个人听歌从来不听歌词，只听旋律，所以我不会唱卡拉OK，只能记住旋律，对歌词从来不关心，就连《国际歌》的歌词我也唱不出来，让我讲歌词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一刚才我听各位讲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今天的歌，长期以来，有个很重要的宣传作用。比如《我们亚洲》，让你听到呕吐为止，听到恨得咬牙切齿。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到85、86年，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提供一个想法，有三种类型可以参考：
一种类型就是崔健这种，他实际上是一种垂直的运动，他是一个代表着一种反叛的，以一切形态反叛的，有某种精英色彩的，但是转换成了一种平民的、大众化的，企图以这样一种话语来传播，这种反叛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塑造了一种“流氓”形象，崔健的歌是完全的情歌，从一无所有开始，这种反叛的、流浪的、行走的，这完全是“流氓主义”的表现形式，我这里说的“流氓”决不是贬义的，恰恰相反，这在历史上最后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反叛的和年重要的标志性的东西。包括莽汉、撒娇诗派。
还有一种运动是一种水平运动，纯粹是一种把平民的、市民的欲望转换成歌词以后传播，就象《老鼠爱大米》一样。这个歌就是五个字，就象一个咒语一样，那为什么这个咒语会传遍全中国呢，它是一种欲望，低级的欲望，泛滥、大肆传播的时代，这个词最恰当地表达了平民的一种欲望。老鼠是一种隐喻，就是我们最普通、最低贱的生活，存在着对大米的欲望，对平民欲望的颂扬，我不认为它是个坏事。
第三种，它由一个民众的，纯粹的，或者人最普通的欲望，最后转换成最普通的东西。邓丽君和罗大佑就是这样，尤其是邓丽君最为典型，她本来就是一个最纯粹的情歌。邓丽君第一次让我们感觉到情歌的东西，她不是一般的情，她通过喉音来表达了很明显的色的成分，非常的生理化，让人很明显的联想到床上、枕边的一些东西。其实歌曲除了歌词以外，音乐本身、演唱本身是非常难界定它是否是黄色的。但是只有在当时的中国， 很保守，一些人就认为它是黄色歌曲，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也极度与身体相关了。表达当时整个的在一个气氛之下，身体被禁锢后的解放的渴望。所以她最后变成了反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声。我觉得今天我们来找诗人写这个东西，究竟要做什么？仅仅是美学上的一种偏移？产生一种新鲜感，刺激市场。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由诗人带入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这种带来的东西可能是无意识的，使得歌词在今天、在当下的社会获得一种更高的、更多的层面，象《老鼠爱大米》，它很简单，就是一个欲望的、单一的层面。可是也许诗人的介入可以获取更多的层面(除了那些简单的层面)，也许写成情诗就有一个欲望的、身体的最基本的层面，它还有其它层面，使得它获得更大的丰富性。我觉得这方面是今天诗人介入歌词创作的一种可能性，可能提供的很大的空间。
默默：从邓丽君开始，全部价值观，情感全部摧毁，重新构建。所以我觉得青年文化特别的有意思，那么以后卢中强在判断一首好歌能不能卖的好，他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未来青年文化的信心，去控制它，引导它。我觉得发行都可以控制的。
卢：我以前是做音乐的，但现在和音乐没多大关系，现在就是和张哥(张小波)、李哥(刘亚伟)混在一起。但就通过和他们在一起，我发现他们是有大智慧的，他们的生活里渗透着一种很幽默的东西。其实这样的东西，就目前歌的形式而言是最缺乏的。现在的歌，大部分比较滥情，最缺少的就是一些黑色幽默、大智慧和解构的东西，像《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样有智慧的歌太少。这类歌曲所表达的生存和感悟才应该是网络音乐的主流和发展方向。这种智慧和幽默的东西，应该成为我们流行文化的主流，同时能带来商业上的价值。但现在我们对网络歌曲的理解完全是曲解，因为你看《老鼠爱大米》，大家认为这种水平的歌曲就是网络歌曲，这是一个曲解。
以前做音乐的时候，我们写词都是命题作文，要写小资的、苦情的等等，写这种命题作文久了，就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审美判断。如果我要做这样一张唱片，这样的东西出来后的反映更有意思。而这样的效果是职业歌手无法达到的。
朱：我经常看到，比如说坐车，开车的底层法官是受过教育的，再比如说民警，警官学校毕业的，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同时经常是在官方的机构里工作，很多人特别喜欢刀郎。从这里可以看到刀郎跟时代的契合和改造。小公务员是最喜欢的，喜欢刀郎。
沈：现在很多歌，只要是旋律好听的话，现在的歌词已经是毫无意义了。我现在觉得也是。《两只蝴蝶》等，回到了《纤夫的爱》，《大花轿》那个时代了。它能够传唱，你也没有必要去抗拒它，所以你也会跟着唱，那么如果说过去来讲，你比如像从崔健、张楚啊、罗大佑，甚至到后来像校园民谣高晓松那个时代，他的歌词和旋律是有关系的。你如果把歌词换掉的话，感觉就好象不可行了。但是现在很多像周杰伦的也好，还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络上的歌也好，实际上你换一套歌词或者换一套意思完全相反的歌词，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现在我觉得十几首的网络情歌突然流行开，我突然觉得现在是一个不需要歌词的一个时代。就像刚才默默说的，我们现在要把握未来的一个价值潮流，但可能对现在来讲，一是你根本没法把握；再一个是，现在的小孩，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你去附加任何价值，他们根本不需要，你说他们会唱刀郎的歌，也会唱周杰伦的歌，也会唱《两只蝴蝶》。你会发现这三首歌的歌词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没有歌词的时代，正是因为歌词不受重视，他没有价值了。所以说现在作词的人他不会好好的来给你做一个歌词。作出一个什么样的歌词，因为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歌词，结果都一样。要火你就火了，要死你就死了。只要是周杰伦来唱，你包括像方文山的那些歌词，实际上写的很差的，你换一个人写也是一样的。你不管他们的歌，哪些歌手来讲，方文山的歌词都是写得很差的。那你换一个人来写歌词，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只要在符合他那样的节奏。所以我觉得现在既然是一个不需要歌词，没有歌词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卢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正是时候。既然大家没有价值了，不需要价值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定位定得低一点。那么我们只要把歌词写得更美一点，更好一点。就算是大众的一个普及的美学教育，这也是个好事。同时，也因为这个歌词本身不被需要，那么你写出什么样的歌词是都有可能流行的。所以说反倒是一个契机。
王：我觉得，刚才大家说刀郎，我就想起86年的时候我听西北风。后来我就采访一个在那个时候做这个事的人。为什么那个时候邓丽君那么受欢迎，而我们出不来邓丽君，也出不来邓丽君那样的歌手，实际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刚刚开放了没多少年，在各方面的，经济上也好，人民生活上也好，她那个还没有显示的特别明显。所以那个时候，像《黄土高坡》，还有《我热恋的故乡》。《我热恋的故乡》里面有一首歌词，叫“我的故乡并不美”。事实上，这句歌词就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写照。在经历过10年文革之后，这个国家满目疮痍，大家在唱这首歌，或者感受这句歌的歌词的时候，是比较真切的。那么到后来，一些像崔健这样的，它能有一种觉悟和清醒的这些人，他可以发出一种声音。就是“我要抓紧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的那种不由分说的感觉。他有一种挣扎，一种想对现实的拍拖。到后来摇滚乐时期，实际上崔健已经不是摇滚乐时期的代表了。他当时也说出一句话。“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他实际上也是对现状的总结。到后来张楚、唐朝、郑钧，魔岩三杰的人。他们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中心了。在当时还有校园民谣。它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风气的兴起。就是中国在经历过一些动荡的时代以后，人们好象突然明白了，来硬得不行，只能来软的。所以风花雪月的东西开始流行。校园民谣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实际上呢，我当时听过的校园民谣有很多，我在市场上买过的磁带有20多盘。就是不同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那么为什么大家今天谈校园民谣只谈一个高晓松，一个老狼，一首《同桌的你》，其他的校园民谣怎么都没了。其实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些学生写得东西，其实是不错的。但为什么没有流传，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态已经不对了。
包括那个北京大学曾经一些学生出过一张专辑叫《没有围墙的校园》。其中有一首歌叫《星期天》 我是在1987年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 我忘了当时是谁唱的，写这首歌歌词的人就是84年庆祝建国35周年游行的时候 ，在被单上写“小平你好”的那个人。那么那首歌其实确确实实比《同桌的你》更能反映当时学生的那种生活状态 。但是到94年的时候，那首歌就显得比较落后了，尤其是当学校高校扩招之后，学校的门槛越来越低，学校校园内的文化氛围和校园外的文化氛围那种落差越来越小的时候，校园文化体现的更加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有一种风花雪月的东西更符合全社会的一种审美心态。后来，差不多在当时，像《一封家书》这种实际上跟中国经济的发展、民工潮的出现，是有关系的。到了现在这个刀郎，我在听到刀郎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包括我经常去一些农村乡镇，我发现那个才是中国，而不是我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我们看到的。中国，实际上，你到了一个社会最底层，你会发现它是很粗糙的。那么刀郎的歌流行，如果说我们抛开歌词里的东西我们不去考虑，单从他的音乐、单从他的演唱，他带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中国现代的那种粗糙感，再加上他的词写的还易于上口，所以他非常流行，这是很正常的。那么今天卢中强你搞这个活动，让在座的诗人搞出一批歌词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时代来描述一下。那么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是诸位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怎么去抓住这个时代，可能一句话就抓住了。
张：《老鼠爱大米》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根本不会流行。但现在它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我也不自觉地会唱了。它粗看是无厘头，什么都没有。但站在历史的角度，在我们这个特定的时期，有这么一首歌出来，它至少达到了一种平衡。至少你觉得它会消解很多东西。这种消解，我觉得是很需要的。它平衡了我们社会每个阶层的精神或者心理诉求。上午我跟一家报纸在谈，比如什么我们的文化在国外流行，中国的文化输出，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目前怎么可能做文化输出？但是他说我们在美国院线也有一些中国的电影在上映，有《功夫》、《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叫乱力怪神，这在中国的传统里叫“子不语乱力怪神”。在中国它是不入正道的东西，竟然在国外流传开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我是这么认为，没有价值是因为没有人出来。比如讲，现在的罗大佑没有了，当然我们是缅怀的了，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全新的罗大佑出来，他是有担当的，有关怀的，哪怕是在情歌里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歌曲，没有这种支撑。没有支撑，我不是说它没有意义，它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应该有支撑。我觉得，《熊猫》那首歌，里面抒发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它没有对外界有扩张、没有竞争，什么都没有。尤其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需要人文关怀。我觉得可以思考创作这种歌词，哪怕是制造吧，有意识地制造、有关怀地制造，与现在的东西抗衡。
这些年我们看了很多学院派民族唱法的演唱，当时我看到那种盛大的礼仪式的东西，所有人假模假势地唱，所有演唱者的那种笑，都是眼波流转，做抒情陶醉状。这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央视民歌，全是洪大叙事的东西。那个东西对我们的民歌和我们戕害是最大的。
卢：我想听一下北村老师的见解，北村老师作为一个作家，也许有不一样的见解。
北村：刚才说到熊猫这首歌词，我就接着这个话题说，如果你们用熊猫这种戏谑的玩法，来改变歌词界现状，非常危险，因为歌词界的问题就是玩出来的。一段时间能玩一些效果出来，好像挺新颖，再玩就玩死了。我们开这个会，现场我看没有一个搞音乐的，除了卢中强自己，可见用心何其险恶(笑)，当然意义也是在这个地方 。
且不说歌词脏乱差这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还是要作一个切割， 比如说摇滚和现在的流行歌曲要分开。在我印象中，摇滚谈不到歌词好和不好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崔健现在刚做出来一个东西，我的确是他比较忠实的一个听众，一直听过来，一直等待，最后还是去买了他的碟。我老婆跟我说不要去买 ，后来还是买了。听完了以后，我不能一言以蔽之，说好还是不好 。没办法评他好还是不好，是因为他比较坚持 ，但是我觉得这个碟的确是比较空洞。为什么？他难以为继了。他再没有有力的立场坚持他的批判。
我一个朋友叫旺望忘的平面设计师说，崔健仅仅是从文化立场上反文化，会走绝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实际上，像崔健最早是以反讽为主要手段，他现在实际上已经被解构了，到现在这个时候，他沉默了那么长时间 ，基本上是无言以对了。还要再出击，实际上只能是撤退了，连原有的批判力度都丧失了。本来他的对象是比较庞大的一个对象，现在他的歌词写的对象 ，比起过去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就发觉，你文化上的反抗，到了一个程度，也许很早就到了一个高度，现在要继续，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比文化更有力的价值糸统，你就很困难。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你马上就被他吃掉了。所以，摇滚的问题不是歌词水准的问题，是文化深层的问题。
再谈流行歌曲。比如说 ，周杰伦的一首歌 ，前面几句好像音是“怎么该 怎么该” ，后来我考察了一下，是客家话里边的“干什么 干什么 ”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个符号，没什么意义。为什么说这个？我举三个例子 ，说明三个符号的区别：比如说，基督教有一首歌，歌词很简单：哈里路亚。唱哈里路亚是赞美主 。但它的抒情对象是很清晰的，就是它的上帝，终极价值，很清楚的。再一个例子，西方摇滚有一首歌，全首歌只唱一句：克里什那！克里什那！这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祗的名字，这个神实际上对西方只是一个对价值的猜想而已；再说到现在的流行歌曲的词 “怎么该 怎么该”，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无意义的指代而已，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实际内容。我比较这三个符号，是想说明，无论是摇滚还是流行歌曲、抑或宗教歌曲，歌词是很重要的，歌词一定是抒情的主体，是它发出的有意义的声音，或者说如果你忽略了歌词的重要性，你就有可能错误地认定：你不是一个有感情有体验的抒情主体，慢慢地，你就会失去抒情性，然后失去了旋律的美感。很多人以为，歌词只是一个配搭，以为他可以独立地写出好旋律，他忘记了，对歌词的感受才是感动的重要源泉，否则旋律将成为无根之草。西方古典音乐没有歌词，但作曲家是一个认可意义和深度的艺术家，在这个角度，作曲家就是诗人。
流行歌曲作为主流价值，应该以人类积极的价值向度为主，而不是播散无意义或下流虚无的体验。 比如说，西方的主流价值基本上还是以一种正面价值做主导 。比如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很少出现裸体和性啊， 但是欧洲的新电影里反而赤祼地表现性。所以主流文化里基本有一个主流价值。在我们社会中却不是这样，我们的流行歌曲完全是被不重要的价值引导，如商业的取向和制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没什么好讨论的 ，商业的问题用商业的方法来解决。现关键是写词的人怎么样，是不是把它当艺术？歌曲再商业也无法跟卖一双鞋一样，它是心灵的表达。你内心没有感动，就失去美感和想象力，旋律就产生不了优美性。歌词也提示一种无意义的口语性，像是话语泡沫。这个口语性与圣经式的具有伟大感动力量的口语性无法相比，前者是肤浅的嘟囔，后者是深度的叹息。
这一次的活动能对歌词创作起到什么作用？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比较怀疑。但它很有意义。至少让人明白，歌唱首先得真，由真产生善，由善产生美。现在的问题是，能唱歌的以为自己就能作曲，能作曲的人以为自己就能作词，这是最大的误会。你失去了歌词的心灵深度和美感，你的歌就至少失去了一半的感动源，歌就大打折扣。这就是现在没有有什么好歌的原因。制作公司进行市场调查的时候有一个误判，比如某歌星必须定位小资，原因都是外在的，以为她的气质是小资的，或者现在流行小资。其实最重要的是首先有好的作品，首先要强调拿出好作品，感动人的作品，然后才去引导市场。不能忽视听众是人，人的最大特性是人性，人性的最大有特点是心灵，心灵最能读听懂的是爱。
但这次的会议能产生好的商业效果， 今天把这么多诗人请来谈论歌词问题， 在媒体上一宣传出去 ，说白了这么个会就是要颠覆原来的作词的观念， 就要狠狠的打掉原来的方法，进行深度颠覆。这场斗争所代表的意义还不是一个歌词创作的问题 ，是文化问题。诗歌在大概十年前就退出中心舞台了，今天诗人重新到流行歌曲界反攻倒算，意味着什么？诗跟词不一样，但是在古代好的词人就是好的诗人。诗人这次如果只是要玩一把，没有意义。如果要是真想介入歌词创作， 还是一个很深层次文化的问题，问题就严重了。你的诗为什么退出舞台？只是商业原因吗？不是，是你的诗失去了歌唱性的问题。
歌唱性的问题很重要。这个歌唱性不是一个外在节奏的问题，诗人要写出像歌词的节奏的诗，这比较好达到，但你要在你的诗中过歌唱性这一关，你很困难。这是一个内在的歌唱性的问题 。你的诗一唱出来，就知道你的诗在心灵意义上曾经失去了什么？这没法改变。我举个例子 ：一辆吉普车或越野车，最重要的是通过性问题，这是它的最重要的指标。同理，歌唱性是歌词的最重要指标。比方说，有人写过这样的诗：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大意)。这词怎么唱？还有一些诗人写到低级的器官体验，怎么歌唱？也许他会说，当我写歌词的时候我不会出现这些东西。我就要说，那你就是分裂的。所以，今天要解决歌词的问题，是一个恢复心灵写作的问题，不是加入几个诗人进行修辞改造的问题。
以这个事件为先导，变成一个修正主流话语的行动， 和主流文化寻找结合点，非常困难 ，但可以引起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深远意义，因为这几乎会改变文化的现状。我们的现状是，歌曲失去了感动，失去了美感，歌不好听了，这是傻瓜都懂的问题。现在好听的歌曲凤毛麟角，只有这样的歌，无病呻吟，莫衷一是。刀郎为什么红？没有任何深层的原因，他还没有流行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你可以说他很粗糙，但他随意使用了新疆音乐的要素，还好听，挺上口 ，一个月后，所有车里都放这个。我个人想法跟大家可能不一样，我觉得他流行是非常的简单的原因，就是还能听，其实刀郎的演唱水平是很差的，歌曲也只是那一首《2000年第一场雪》还行。但他流行了。可见，我们真是没东西吃。
歌没有感动了，里边没有感动，只有感觉，感动诉诸于心灵，是不可重复的最独特的心灵体验，是创造性的基本点…… 感觉是诉诸于刺激强度的 ，所以感觉是刺激不到应有的强度就必须加大力度 ，否则没有感觉。这就是现在很多歌词故弄玄虚、莫名其妙的原因。在作曲和编曲上也穷途末路，加大技巧的分量，以至于把味精当粮食吃，不倒味口也难。感觉是诉诸于刺激强度的。必须要不断加强刺激强度，才会觉得它的存在。所以现在的歌只要旋律稍微好听一点就行了，如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好东西可提供给大众了。
综上所述，歌词不好，是因为作者失去了作为抒情主体的地位，也失去了抒情对象，心灵失去了感动，产生不了美感。商业立场使作者从艺术家变成了市场动物。这次的会议说是要进行一次诗人介入歌词写作的行动，不如说是一次恢复歌唱性的运动，我们不能丢弃这一条最重要的大众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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