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网络歌手”的大潮之后，“超级女声”从2005年5月到8月，掀起了比“网络歌手”有过之而不及的狂潮。据称，在最后几场现场直播中，其收视率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无数的少男少女乃至大批的成年人都卷进了这股热潮，“超女”们成了千家万户茶余饭后的谈资。原因何在？
一、全民娱乐化造星运动的社会基础。
注意观察近年来的大众文化走向，我们会发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大众文化正在以加速度实现着全面娱乐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决定性的因素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以及媒体全面追求娱乐化发展方向，后者更是最关键性的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传媒相继进入商业化时期，电台生活节目和娱乐节目首当其冲，随后是期刊的娱乐化和报纸的娱乐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电视媒体也逐渐开设娱乐节目。稍后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则开拓了具有更大自由度的娱乐平台。
不过，直至上世纪末，就整个媒体而言，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倾向与艺术化倾向尚能保持相对的平衡。它表现在正常文艺评论和娱乐化炒作的共存，大众文化选择特别是青少年文化选择的相对多元。
然而，新世纪以来，娱乐化的倾向获得了失控状态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各类媒体上，这种进程愈演愈烈。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成为多数媒体首要的任务目标。其结果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成为了唯一的目的。它带来了大众文化消费的新高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种新节目样式的引进和大规模炒作的高度膨胀。
同时，应当注意到，在当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青少年普遍陷入了理想失语和价值失衡的状态中，传统的音乐教育面对日韩娱乐文化、港台娱乐文化以及欧美娱乐文化的冲击显得软弱无力，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大规模发展，“虚拟人生”已经在几代青少年间形成了某种价值取向，“一举成名”，追求当下的宣泄和释放成为普遍的态度。这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青少年(某种程度也包括相当数量的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和处于明确功利目的驱动下的媒体相结合，构成了“网络歌手”现象以及“超女”现象的社会基础。
“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档节目借鉴了国际上行之多年的娱乐节目样式，掀起了一个全民造星运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超级女声”节目的操作模式。
“超级女声”是一个典型的由强势媒体操作的娱乐化节目。它的策划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零门槛”的参与模式。“超级女声”采用了“零门槛”的参与模式，即所谓的“海选”。它没有任何身份和条件的限制，凡是愿意参与的，都可以获得录制节目的机会。这就在女性中特别是少女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为，通常国内任何类似的比赛甚至是娱乐化的节目，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参与限制，一般总要有初选、初赛等阶段，而不能取得参加复赛决赛的资格的不可能和“镜头”有缘。“超级女声”则恰恰使得每个参与者都获得了上镜的机会。这一模式在以往前所未有，也同时引发了相当部分电视观众的兴趣。
2 、“超级女声”使用了娱乐化的评选方式。它的评委各有分工，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歌唱评选。而是有的评委偏重音乐、有的偏重仪表，有的则以“找茬”为己任。因此，在前期的海选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评委毫不尊重选手的人格，不但大量使用挖苦讽刺的语言，甚至有人身攻击。而所有现场全被多方位地摄入镜头，成为节目的一部分。这种做法适应了相当部分电视观众幸灾乐祸的心理，自然大大有助于收视率的提高，也容易引发争论，而这些争论在操作者的手中又可以巧妙地成为炒作的构成元素。
3 、“超级女声”之所以在今年大获成功，还在于选择了在今年来飞速发展的手机短信业和互联网作为合作伙伴。手机短信在近两年来在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奇异的奇迹，“短信文化”早已不限于必要信息的沟通，而是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娱乐现象。正是在此基础上，“超级女声”与移动通信的合作极大限度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热情。加之短信投票又没有ID号唯一性的限定，只要你愿意，同一个号码可以无限发送。这又给歌手的支持者们以极大的参与鼓励，以致出现有歌迷斥巨资雇人发送短信的现象。
4 、“超级女声”在接近决赛的阶段采用了“PK”淘汰制，这加剧了比赛的残酷性和挑战性，也增加了比赛的紧张性和戏剧性，对选手和观众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在现场，则组织了不同歌手的歌迷组队声援。凡此种种，都有效地刺激了观众的参与和社会舆论的传播。
以上这些操作模式虽然在国外已经不是新鲜的招数，但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仍属首次。无论在参与的广泛性上还是对观众的刺激性上都具有新奇感，特别是满足了电视观众的心理宣泄欲望。这就构成了“超级女声”节目的成功条件。
三、“超级女声”得失的文化思考。
1 、“超级女声”在收视效益、社会影响和经济上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但也引发了关注和批评。支持者方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零门槛”的参与方式毕竟搭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平台，避免了层层选拔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弊病，给青少年实现个人追求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第二，面对当下大多数媒体自觉为港台明星、日韩明星大肆宣传的状态，国内媒体发动内地的造星运动毕竟是一件好事。第三，作为一个娱乐节目，它的操作模式有很多值得重视的经验，对推动国内娱乐业的发展来说，它的成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四，它的口号“想唱就唱”对于青少年一代来说，不妨可以理解为一种培养自信、自尊，敢于表现自我，敢于竞争、敢于迎接挑战的积极态度。反对方的意见则有以下几条；第一，“超级女声”如此大规模的炒作会加剧青少年的浮躁心态，助长她们不安心学习而期望一举成名的不健康心态。第二，“超级女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歌唱比赛，不过是一个娱乐节目，但如此操作和炒作会导致大批青少年误以为歌星就能从这里产生，对于歌坛的发展是一种误导。第三，“超级女声”在节目运作如上所述的对选手的不尊重在道德层面上不可取，对年轻的选手来说也很不公平。第四如此榜样必然会导致其它媒体群起仿效，这将导致大众文化向低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方向大幅度倾斜。第五，炒作须有度，否则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必定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近日某女生盲目减肥以致身亡就是一证。
2 、应当看到，上述正方两方的意见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对“超级女声”节目指出的长处和问题也都有理有据。对此问题的思考其实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如上所述，“超级女声”节目的出现、发展和走红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倒是值得社会科学界、文化事业界包括产业界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讨。特别是如何在青少年中重建理想观和价值观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任务。此外，我们必须在媒体上恢复生态平衡，假如炒作成为了媒体的主流，媒体就丧失了良知，而丧失了良知的媒体只能去培养丧失了基本价值判断能力的受众。
3 、“超级女声”是否会影响中国歌坛的发展？
对这个问题业内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个平台给歌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会成为歌坛后备军的重要来源。另一种则认为不太可能，因为从节目的制作初衷和具体操作就不是歌手的选拔，而是明星人物的选秀。在这种操作中脱颖而出的“超女”尽管在歌唱上具有相对的优势，但距离一个歌手的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比赛中没有要求歌手演唱原创歌曲就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卡拉OK式的歌手绝少能够在演唱原创歌曲上取得突破。
这两种意见角度不同，各有道理。但更深层的问题是，“超级女声”的运作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英国也有类似的选秀节目，也具有极高的优势率，但那个节目的档次要高很多，音乐上的要求很高。重要的是，媒体和唱片公司是联手合作的，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它所推出的新人几乎毫无问题地可以直接在歌坛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国内的文化产业还远没有到达这样完善的状态。如同网络歌手一样，网上的火爆过后，究竟谁能真正进军歌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超级女声”制造人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面的问题则是如何完善中国娱乐产业链的机制。否则，各自为战的结果更可能是不断地制造着昙花一现的昨日星辰，最后却发现还是在原地打转。
4 、创作、制作、推广与其他。
“超级女声”的演唱曲目提出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她们选择的曲目绝大多数来自海外，不论是港台、日韩还是欧美(欧美歌曲的大量演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而很少有内地作品。这就给内地的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何以在共同生活环境中，内地作者的作品反而不如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反过来说，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也对海外作品情有独钟？
回首以下中国近20年来两次原创作品的发展高潮，每一次都是在内地媒体的强力支持下产生的。第一次是19年前“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出台，如果没有北京电视台的追踪拍摄和播放，那台音乐会多半也会如流星一闪——盒带的订数仅仅3000，只是北京电视台播放之后才大伙特火。第二次则是’94新生代，某种意义上说，那一批原创作品和歌手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全国范围内设立的“原创歌曲排行榜”。可见，中国原创歌曲的发展和本地歌手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态度。这次“超级女声”打造了内地明星，但不知道能否在此基础上再度出现媒体与内地音乐人的第三次历史合作？有一点值得考虑，那就是如果“超级女声”抑或日后的“超级男声”们都是唱着海外的歌走上舞台，中国的歌坛依然不会有什么希望，相关的文化产业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起色。
另一方面，从“超女”们拥有如此众多的“粉丝”，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乃至应该去做以下踏实的社会调查，那就是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歌词？什么样的旋律？什么样的风格？说到底，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音乐，流行歌曲尤其是青少年亚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标志。如果不能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创作也就成了没有对象的空镜子。
“超女”的热潮落去，还会有新的热潮涌来。我们希望的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真正的健康向上、真正的“歌咏志、诗咏言”，不但是青少年，而是整个社会各个层面都有自己喜爱的歌声和音乐，我们也才能构筑真正的心灵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