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郭敬明心态好 从他身上学到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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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和郭敬明在《我知道》中搭档
新浪娱乐讯 提到“撒盐”，郭敬明想起的是“牛油果”，崔永元想起的是“拍黄瓜”；提到“红日”，郭敬明想起的是李克勤那首歌，而崔永元想到的是吴强先生的著作。真人秀填字游戏节目《我知道》的两位导师真的是“混搭”——浑身不搭。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觉得他挺棒的”，60后崔永元认为来这个节目从80后郭敬明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年轻一代的规则意识”；郭敬明(小四)对崔永元的感受则是“人非常好，很随和”，“我前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还问我要不要紧，一点儿没架子”。在小四的眼中，崔永元“知识非常渊博”，但“当今流行文化可能是崔老师的短板”。
《我知道》8进6的比赛在中秋节的前一天(9月7日 )晚上录制，这期题目难度明显增加，场内竞技感提升，煞是好看。澎湃新闻记者在当晚节目录制前专访了崔永元，他看起来比电视上瘦了许多。采访中提到刚考入大学的女儿，崔永元一脸幸福和骄傲。
去美国自费拍转基因纪录片、以抢救的心态、把主持节目的钱基本都拿来制作口述史，既要搞教学研究、又要做口述历史的分类整理、“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200个小时新的素材”，他还向记者透露年底要在上海交大做一个教育博物馆，“我收的东西多了，不仅有连环画，还收了清朝的教科书，到时候你可以过来看看”。
记者问他，“既然这么忙怎么会想到来做导师？”他回答说，“身边人总和我说，最好别脱离电视节目，有点儿一线的实践、也能亲身感受到媒体的变化，这种工作偶尔会干点儿，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口述史上”。
【对话】
“我们这代人是忧国忧民的”
澎湃新闻：你以前玩“小强填字”吗？会因此执迷吗？
崔永元：很少，每次报纸来了，我就上去填几个，不执着，填不下去就算了。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出题，我不适应题面上有这个字，答案里还有这个字，因为我都是从过去猜谜语、打灯谜那儿来的。
澎湃新闻：汉语的填字游戏和西方的填字游戏区别还是蛮大的、排列组合的空间也更大。
崔永元：嗯，如果这个设计者用点儿心，就特别有意思，这几天录制节目的过程，其实也在检验自己的知识储备的过程，自己有些储备几乎是零。
澎湃新闻：比如说？
崔永元：比如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港澳台歌星名曲，脑子里几乎没有。第二类是已经掌握了的那些文史类知识，以为自己很知道，但现在让你给一个标准答案时，还是很含糊，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把握。这个节目挺好，在家里做题你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你甚至还可以翻翻资料，而节目需要坐在摄像机前，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还真的要点本事。
澎湃新闻：作为导师，评价一下自己在现场的表现？
崔永元：谨慎小心。我说出去的话得负责。我和电视台和南方周末都在强调，后期你们要好好查查，看我说的对不对，别露怯，个人露怯倒没什么，如果电视机前有谁信了(错误讲解)那才悲剧呢，毕竟这是传递知识的一个过程。
澎湃新闻：你能否评价一下另一位导师郭敬明？
崔永元：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头两天我有点不太适应，想他怎么这么直接呢？后来我还挺接受的，因为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这个活法儿，特别追求生活质量，希望活得快乐，所以他劝选手总是说，希望他们快乐、希望他们对父母好。谈节目也是，如果节目让观众特别快乐，他自己也特别满足。我们这代人是忧国忧民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小强填字”还想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睡觉之前愣愣神儿，也想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不光想自己国家的，还想别的国家的，活得特别沉重，改不了。我觉得这也是系统训练，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记得90年代末，我去CNN采访时和他们的编辑聊天，我问“什么是你们感兴趣的新闻”，他们说就是“家里扶着栅栏的女主人谈论的话题”。他们的新闻结构和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特别爱讲身边的事情，特别爱讲大家的福利，跟大家的社会待遇、社会保障有关系的话题。我们中国人的新闻特别爱看全世界发生了什么，倒是和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新闻不太受重视，以至于这些年出来了一个门类，叫民生新闻。很奇怪，理论上讲，新闻就应该是民生新闻。我们现在却把民生新闻专门提高到一个高度，就说明过去少，没太重视。
澎湃新闻：其实纪录片也就是记述当下的、眼前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愿意看纪录片，也是希望从这些纪录片中看到当下的真实发生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
崔永元：对，我是90年代初开始做纪录片，那时候哪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都是专题片，一讲就是“大河文明”，很少讲一个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很少讲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纪录片这是后来慢慢发展的。我倒觉得这是媒体的方向，应该关注这些具体的人。
澎湃新闻：所以这次的选手们还是挺有意思，有14岁的少年，有通过旅行改变认知的姑娘，也有博学汉语知识的外国人。南方周末的文化部总监袁蕾对我说，其实不用“煽情”和“塑造”，选手的知识储备和答题风范就能看出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你怎么看待这些选手？
崔永元：我可喜欢他们了，特别是高磊，我看着他老是恍惚，感觉像是回到了民国，他的头发也是中分的，长的样子也特别民国，他整个陶醉在书海里，讲自己的经历也是，他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那些长篇巨著都是在书店里看完的。我私下里和他聊天，他讲到蒙古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人，那个名字非常长，为了记住它，他就把它改成谐音，后边还是句骂人的话。丹麦的一个什么湖的名字，他也知道。比赛时一遇到港台歌星，他就很干脆地说，“过！”他拒绝让“这些”占用自己的记忆空间，他只是津津乐道“那些”，他是“很有正事儿”的一个人。我问他能不能到我那儿工作去啊？他说，“我再想一想”。
澎湃新闻：如果不是作为高磊的导师，而是他的对手，你觉得会怎样？
崔永元：我肯定p不过他，也许连他四分之一都不如，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在社会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站在你面前，比你想象的还要好，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人心里特温暖。一个有钱的人坐在我前面我没什么感觉，一个有知识的人坐在那儿，还真是很震撼的。
“世界上没有老少皆宜的节目”
澎湃新闻：很多评论者认为近些年大众语文能力下降了，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崔永元：传统的汉语确实在放松，网络语言它符合汉语的一些约定俗成，但大家对它太宽松了，不管是“火星文”还是“网络语言”，其实它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能够留下来，大部分是会在使用过程中被淘汰。包括我们平时写长微博，也是面临着自己纵容自己，有时候想一个词想不出来，有个新词“酱紫”也挺好，就用着吧，还能哗众取宠。其实是我们自己对文字的修养，对文学的敏感度在降低。
现在的时代，最好是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不要把一个结论塞给观众。而且这些年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现我们过去在验收上有偏差，我们特别愿意验收一个有价值的、特别正确的信息，当我们开始投入到口述历史中去的时候，发现“正确”不是这样表达的，“正确”通常是和历史相近的5个答案，或者8个答案，因为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这个最应该值得注意，而且在文本阶段就该考虑这个。
澎湃新闻：编剧李樯在《黄金时代》的剧本中做了尝试，他其实和你的观点很像，他认为我们对历史都是局外人，没有谁能够准确客观地说出历史，所以他采用“对镜叙述”这样的手法来写萧红那群人，你看了这部电影了吗？有何评价？
崔永元：我还没看。但我就说说萧红本身，我就觉得验收简单，说明还没有对她研究透，我们对于萧红萧军定义得太简单，无非就是“文学的引领者”、“偏左翼”，几乎就是扣了一个帽子。我注意到现在翻盘是从鲁迅开始的，大家重新把鲁迅还原，还原成更接近鲁迅真实的样本，萧军萧红还没到。
澎湃新闻：大众喜欢的真人秀、电视游戏节目，包括像《汉语桥》、《我知道》、《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种语文类节目，你觉得通过娱乐性的结构可以传达严肃的东西吗？
崔永元：没问题，绝对可以传达。但我们的制作人员一定要有宽容的态度，你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摆上台面，甚至是你反对的观点。像我们过去是没有的，我在节目里允许你们发表多样性的观点，但我的情感是有指向性的，我会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只不过我还允许你说，我想传递的是我认为对的。比如说，那天我们录像有点晚，节目组要延长，郭敬明就不同意，因为按照合同到时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想了想，我们受的教育是大公无私，拖再晚也得配合，但是郭敬明受的教育是规则意识，我们没有，站在这个角度去审视他的行为，你觉得挺棒的！他们这代人能做到，我们这代人确实做不到。我们想遵守规则的时候，有人就会把大家、小家硬邦邦地抛在你面前，你一下子就软了，你觉得那个是真理，是不能动的。但是现在我就特别赞成这个(规则意识)，个体都谈不上尊重，谈什么大家，哪还有集体荣誉，集体荣誉就是由个人荣誉构成的，所以真的要实实在在地尊重每一个个体。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次录制节目我向郭敬明学到的，以前不觉得，现在觉得守规则真是一种美德。
澎湃新闻：陈虻(原《东方时空》制片人，2008年去世)曾预言真人秀会取代谈话节目，你觉得真人秀之后呢？
崔永元：现在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真人秀，真人秀要讲究得多，所以我说差50年，美国早期做的《学徒》比我们现在做的节目精彩多了，一个选手要有十几个机位呢，拍出来像大片一样，我们实际上是盯着人一遍再一遍拍，真正的真人秀还没来呢！脱口秀也一样，我最近看到黄西，也在和他讨论脱口秀和新闻节目有什么区别，脱口秀和相声有什么区别。其实脱口秀很好玩，它是跳跃性的思维，它没有一条线，或者说它有一条暗线，说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你只顾笑，等全都听完了你会想，而且它不要中国传统相声里那种“一张嘴就乐”的爆笑，它要曲艺里所谓的“后反劲儿”，就是你一听，先愣了愣，然后你越想越好笑，它要的是这个。其实脱口秀很在意思考的过程，而我们的是嚼烂了给观众吃，脱口秀还是比娱乐高级些，像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种族歧视等问题，讲得很清楚，它也有对当下社会的关照，比如出了什么法规或者什么事件，觉得不鸣不平，就会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澎湃新闻：这种知识类的电视节目，我们和国外的制作差距有多大？
崔永元：非常大，差50年都不新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你现在看到很多，会一下子涌出二三十个类似的节目，但都差不多没区别，我觉得一定要个性化有特点。现在电视人特别趋向于寓教于乐、老少皆宜。其实世界上没有老少皆宜的节目，要么老，要么少，你不要想影响所有的人。这就牵扯到节目的定位，我们老想着收视率，吸引更多的人，实际上是谁都吸引不了。
我现在看真人秀，各个台都非常多，但是特别一样。像法国和德国都有哲学节目，那个看的人非常少，但并不妨碍他们谈哲学，也谈得非常深。法国第五频道有个谈话节目，我在做《实话实说》的时候就看了，看不懂，看人家的节目形式，从头到尾，没有掌声也没有笑声，你今天打开和明天打开都这样，所以说，他们特别有定力，这样他们就能创造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大家好好说话。
你看现在我们录节目最多的手势是“加快”，我们原来没有节奏意识，现在我们有节奏意识了，对信息的筛选和接受一点都不讲究，只要节奏好，哪怕有一个人哭了，这个要保留，让她多哭一会儿，因为观众爱看。但有一个人给你讲了起源、发展、结论，没有人愿意听，就希望你直截了当地说结果就行。我年龄大了，偏严肃，他们都希望我回到以前那个爱讲笑话的年代。大家把这个看得太重，这样的媒体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另外，现在传递知识最有效果的是先塑造一个偶像，然后通过偶像的嘴往外说才行，年轻人对载体更挑剔。(来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