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刚结束的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以其成功的商业运作开创了中国摇滚演出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本报特约请策划人黄燎原先生撰写此文，剖析演出成功的秘密和对中国商业演出的借鉴意义。
一个成功的音乐节一定要有商业回报，你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如果你认为你是先锋的、前卫的、实验的，那为你投资的人和你具有一样的眼光和勇气！
越急功近利的演出越赔钱。所以，我宁愿坚持我的陈词滥调。一个“变色龙”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
中国摇滚远够不上“光辉”的程度，但我们期待“光辉”，而且中国摇滚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在我看来实实在在是充满着理想和奋斗光辉的。
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已经烟消云散，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该走的迟早都会走的。表扬的文章看了不少，批评的甚至是谩骂的也都消化了，在此一并致谢。既不是开场，也还不到谢幕，一切都在过程中，走着瞧吧。
2003年有朋友找我为今年银川的摩托车旅游节策划一场开幕的摇滚演出。既然是策划，就一定不能做成普通的商演。普通的商演既不刺激又不好玩儿，而且赔钱率很高，现在中国本土歌手和乐队的演出市场已经烂成一摊稀泥了，再这样下去谁还来支持我们的“原创音乐”？所以在策划时我非常慎重地考虑了音乐节的商业结果，因为我知道一个成功的音乐节一定要靠商业支持，而且一定要有商业回报，你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谁的钱不是钱？！我坚持我的理想和信念，我反对单纯的利己主义，文化是大家的，如果你认为你是先锋的、前卫的、实验的，那为你投资的人一样是先锋的、前卫的、实验的，他们和你具有一样的眼光和勇气。
对近些年摇滚乐演出在商业上失败的考察和思考，是我前期想得最多的问题。
我发现越急功近利的演出越失败越赔钱，这也包括所谓“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我自信自己是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我也不像一些人一边抱着所谓摇滚大腕的大腿，一边还唱着所谓独立乐评的调调，我宁愿坚持我的陈词滥调，宁愿抱残守缺，一个“变色龙”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
于是我一如既往地希望给这个音乐节加入一点点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学术思想”，于是当我确定以中国20年摇滚发展历史为线索做这个音乐节时，我提出了“歌唱的中国摇滚音乐史”的概念。
在对选题的论证中，我左手掰右手，反复思考商业着眼点，最终选择了“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以中国“地上”顶尖摇滚乐团冲击低迷的演出市场。有人质疑“光辉”两字，认为中国摇滚还远远够不上“光辉”的程度，但我们期待“光辉”，而且中国摇滚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在我看来实实在在是充满着理想和奋斗的光辉的。
我也曾经想过三天的音乐节会有多大风险，比如因为第一天的火爆而失控，比如因第一天的失败而全军覆没，比如观众的热情是否可以持续三天等等。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相信乐队相信观众，因为我相信乐队已经在斗争中成长在坎坷中成熟了，他们不会轻易放手来之不易的机会，也不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相信他们都只是为着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而来。观众因为都是冲着这些乐队而来的，再加上摇滚乐的现场本来就是不必担心其温吞的，所以观众的坚持应该没问题。另外，在三天乐队的搭配上我也绞尽脑汁，除了将崔健、“黑豹”、“唐朝”三驾马车分开，还要考虑每天的演出节奏、高潮和对观众的吸引力，既要有缓坡又不能让观众的情绪掉下来，用什么样的乐队让他们去期待，用什么样的乐队去重新唤起他们的热情。
选择老乐队并不表示我轻视新生力量，但选择老乐队也并非像有些媒体说的是因为我情非得已，而仅仅因为它是我今次的策划而已。
我希望借用老乐队的影响力，在中国摇滚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让观众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摇滚乐。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它不仅聚焦了传媒的目光，也聚焦了观众的目光。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新旧之别。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些人他们在现场玩得比谁都开心，但回来后又满嘴脏话，口是心非，令人作呕，而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都有文化，真不知羞耻。
音乐节的音响和灯光是我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摇滚乐的魅力在现场，轻视灯光和音响，就等于是轻视乐队和观众，所以，我们刚刚定下了演出场地，就请中国最优秀的调音师邵勇去了银川。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全国主流媒体对这次摇滚音乐节报道的重视。贺兰山是中国摇滚的福地，不管任何评说，现场的观众可以作证———他们度过了三天难忘的狂欢节。下一站不管是哪儿，我有信心成功。虽然一次两次甚至五次的音乐节也许都不能改变什么，但做永远都比不做强。
黄燎原(作者为著名音乐人，贺兰山摇滚音乐节总策划)
相关报道见C71版[ 责任编辑：罗远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