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不断注入电影市场,票房一路红火大跃进的年代,选择“顺流而上”,是徐峥做出的自主选择,也是他的聪明之所在。
三年前,《泰囧》的巨大成功,让徐峥从一个处于瓶颈期的演员,一跃成为中国最卖座的电影导演,头顶平添了一座标注着“13亿大导”的光环。处女作就一飞冲天,徐峥作为导演的起点太高了,以至于连他都不止一次地调侃说:“我注定是一个票房越来越低的导演”。
要知道,这是一个大众对造神和毁神同样热衷的年代。《泰囧》之后,徐峥需要在更多的瞩目之下,小心迈出下一步。是“逆流而下”选择自我表达任性一把?还是“顺流而上”继续满足观众的期待?徐峥并不是没有犹豫过,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理性、务实的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三年后的《港囧》,就是这样一部符合主流观众期待,完成度很高的商业作品,合格、合适。在“囧途喜剧”的命题之下,徐峥执意为《港囧》升级出一个“中年危机”的情感内核,一边用“初恋”的意象勾起很多人对“青春未完成”的执念,一边植入粤语老歌和港片元素,让70、80后观众集体陷入怀旧大潮,确实做到了“不止于笑”,想要的太多也暴露了徐峥心里的拧巴和不甘心。
故事里,曾经的文艺青年徐来,和现实和解,回归主流,选择做一名内衣工业体系之下的“艺术家”,说的就像是徐峥自己。他追寻过、纠结过,做了一场梦,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
如今的徐峥就像是一个商业精英,一手让《港囧》的票房风生水起,一手玩起资本游戏,也为他准备着手打造的影视帝国“欢喜传媒”赢得了更多未来。
顺流而上的徐峥,懂得顺势而为,在拥抱资本和话语权的路上,审慎踱步,却也有着自己摆脱不掉的矛盾。他既得益于票房又被票房所限,也让这条路注定会是一条“囧途”。
监制、主编:陈弋弋
副主编:钱德勒
采访主笔:胡小楠
策划编辑:梵一
摄影:夏祺
电影编辑:连荣莹
一个“自主”的选择
在大多数的时候,作为整个创作团队的领军者,徐峥需要面对太多选择。
《泰囧》成功后,选择接踵而来。《港囧》并不是徐峥唯一的选择。有这么一个故事,徐峥很喜欢,讲的是“一个人在绝望处境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死亡有关”,“有一点黑色”,也会“探讨人性”。
合作多年的摄影指导宋晓飞劝他选择《港囧》,理由很简单——保险。“因为观众的支持度,还有期待度都不一样,如何突然变成一个悲情的导演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在中国做得好的大家都捧你,不好了就往死踩。所以确保第二部要成功的话,大家都推荐拍这个”,宋晓飞说。
徐峥最终放弃了那个黑色的故事。他自己的理由是,觉得自己“导演功力不够”,还想“再练一到两部”。另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大众对徐峥的期待始终是《港囧》,何况他也并不打算在“喜剧”之外,急于给自己贴上一个“悲情导演”的标签。
作为一个心思缜密的上海男人,徐峥左右权衡,决定回归囧途。
2013年3月的时候,徐峥找到《泰囧》的编剧束焕,聊起了《港囧》的故事。中间有过一版“强情节”的本子,延续了《泰囧》的路子,将焦点集中在徐来和拉拉的双人闹剧上,初恋和妻子只是脸谱化的角色,也没有太多的情感要素。
这版剧本束焕很喜欢,徐峥并不满意,他不甘心只拍出另一部《泰囧》,希望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升级。束焕回忆说,当初为《泰囧》写剧本时,大家就是想玩一把好莱坞类型片的东西,状态很轻松,但是到了《港囧》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徐峥甚至也会觉得《泰囧》是自己特别想拍的,很有创作欲,而《港囧》更像是一个任务。
最终,他还是为这个“任务”找到了契合的突破口。有一天,读到村上春树的小说《再袭面包店》,这种“未完成”的行为对人们潜意识里的影响,启发他深化了“男主角为圆一吻之梦远赴香港”的故事。在徐峥的家里,有一个专门用来开会写剧本的小房间,重新找到方向那一刻,徐峥高兴得在房间里跳了起来,欣喜若狂。那是编剧束焕很少见到的徐峥感性的一面。
徐峥还为徐来这个人物找到了一个原型,是曾经和他一起学表演的大学同学,在国外学完服装设计之后,阴差阳错地去日本成为了一名内衣设计师。“那也是一个工业系统,就像我们做电影一样,他也有很多竞争,他也需要拿出好的设计来,也有艺术指标,只不过我们普通人看不见而已。但是从旁边者的角度,你就会觉得他本来是个文艺青年,现在变成在一个现实当中了。”
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错位,徐峥也曾经历过。“我原来也是文艺青年,但是你演那个电视剧突然一夜之间所有人叫你‘猪八戒’,我觉得这种心情很好理解。我今天就接受这个现实了,我可以跟别人说:对,猪八戒就是我,我就是猪八戒。你要知道,你是不可能不拍这部戏的,就你自己内在的性格来讲,到最后你还是会选择接这部戏,它是有一定原因的。而那种决定,其实就决定了你人生道路的不一样,没有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而是不同而已,因为那是你的选择,你得对这个选择来负责任。”
用情感诉求来升级《港囧》,这也是徐峥自觉的选择,“并不只是说是我自己个人high,或者个人喜欢”,“我们给角色的设定是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情感方面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商业片所应该具备的素质”。
他还谈到如何用音乐去引起共鸣,“我们这部电影音乐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作曲以外还有那么多音乐的原因。我希望观众笑着笑着突然就被感动了,但当他被感动的时候他可能又笑了几下,我还挺想要这种结果的”,说这些话的徐峥依然是很理性的,就像一个严密的科学家在分析某项发明的工作原理。
片子出来以后,有人说徐峥太会“算计”,他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说自己的“考量”还是有诚意的。换句话说,其实也是一种“计算”。
徐布斯的秘密武器
在《港囧》的一次媒体试映会上,徐峥穿着肥大的工装短裤,打扮很随意,在好友赵英俊的眼中,这是徐峥最常见的打扮,他总是穿得“大大咧咧”的,因为“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儿”;距离电影上映只有一个月,活动开始前,他还在抽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部署着《港囧》的宣传工作,他眼神凌厉,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后的布局,就像一个挥斥方遒的军师;面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时,徐峥看上去会有些不苟言笑,有着强烈的权威感,就像是一个冷静、克制的CEO。
这种权威感并非与生俱来。
第一次当导演拍《泰囧》时,徐峥就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囧况,电影拍到一半,武术工作组和美术组之间的矛盾,激化到必须割舍其一,才能继续。当时徐峥也慌了,他并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有着200多人的剧组的核心人物,导演在创作的同时也要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他和宋晓飞几个人在宾馆里关机了3、4天,甚至动过放弃的念头,想回到北京重新整理后再出发。宋晓飞劝他留下,因为好不容易才找到投资,一旦撤回北京,宝强和黄渤的档期都会有变数,电影很可能就会流产。最终,这件事还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徐峥留下来,拍完了《泰囧》,也才有了后面的13亿传奇。
《泰囧》成功之后,徐峥拿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话语权,开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树立起身上的权威感。待到这次再拍《港囧》,到了香港以后才发现,有30%的场景很有可能拍不了。宋晓飞问徐峥,是走是留?徐峥选择留下,此时的他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也能应付起各种各样的“囧”况。
比起“导演”,徐峥更像是“项目经理”,事无巨细地参与《港囧》从创作到宣发的整个过程,也在营销战中,将“用户思维”发展到极致。他总能预设“用户”可能的反应,抢占先机,小心部署。
《捉妖记》票房超越《泰囧》的历史性一刻,当人们还在好奇徐峥的反应时,一款《泰囧》祝贺《捉妖记》的定制海报已经新鲜出炉。这是徐峥自己的点子,借鉴沿袭了好莱坞的“老规矩”,像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和詹姆斯-卡梅隆这些好莱坞大导当年都这么玩儿过。
在公布包贝尔加盟《港囧》的发布会上,徐峥安排了包贝尔自己读出网上的负面评论,既是先发制人又有好玩的噱头,虽然后来包贝尔当众落泪的反应并不在徐峥的意料之内。
每次《港囧》的发布会都能玩出不同的花样,徐峥一会变成“徐布斯”用大数据分析《港囧》,一会又变成“维港秀”的内衣设计师,最后一场发布会却又“返璞归真”,玩出国际电影节的高端范儿。他清楚地知道一个好的发布会的使命为何——“每一个发布会都有很多信息,这个发布会要传递什么东西,有点像在做剧本。我觉得最好的营销就是说:我是什么样子,我让你知道,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比你想象的还要好。”
在《港囧》上映前后,五花八门的宣传物料几乎铺天盖地,徐峥再化身成一个玩心不改的广告大师,为这个项目试尽了各种新鲜元素,甚至还学习过不久前一夜爆红的“吴亦凡即将入伍”H5广告。他放下身段玩起“自黑”,在各种有趣的动态海报和H5游戏中,把自己的光头形象打造成憨豆先生一般的“喜剧Icon”。
“花招”背后,徐峥为自己规划了强劲的幕后团队。就在今年,徐峥的真乐道公司吸纳了很多前媒体精英加盟,由这些人组成的营销团队,为他贡献出各种各样的点子,最后全由他拍板定夺。在任何时候,徐峥都以精准的判断力,由头到尾地掌握着整个项目的主控权。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非常佩服徐峥的商业头脑,在宋晓飞看来,早在《泰囧》的时候,徐峥就已经展露出异于常人的营销才能。编剧束焕也觉得徐峥看上去,“挺像一个商业精英”。经过《港囧》,徐峥再次证明,他依然是内地电影圈少数几个可以把编剧、导演、监制、表演和宣传一条完整的流程都跑下来的“产品经理”型电影人。
在这里所谓的“产品经理”无关乎贬义,而是精准定位,小心推行,做出能被主流大众认可的商业电影,他们聪明、敏感,永远知道观众想要的是什么,这种特质反而带着一种中国电影产业目前最缺少的“匠人精神”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