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戏节：运营举步维艰但始终坚持
青戏节
撰文/ 樊果 编辑/ 杜晋华
9月3日至30日这28天里，有63部作品在北京的12个剧场和表演艺术空间轮番上演。时间跨度之长和剧目数量之大，让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成为了亚洲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戏剧节。今年是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第5个年头，而追溯2008年创建之初，恐怕没人想到，短短5年这个大学生戏剧节的衍生品能走到今天这个规模。5年过去了，当初青年一代导演和演员的欢呼与激情似乎已经尘埃落定，需要我们正视的除了作品，还有举步维艰的运营、层层把关的审批等等。
前世：青年戏剧人太需要发声了
说起这个让其他城市热爱戏剧的观众艳羡北京的戏剧节，就要从它名字的几度变更说起。
2001年8月，作为青年戏剧人“孵化器”的大学生戏剧节在北京创办。到了2005年，黄盈、赵淼(微博)、邵泽辉、顾雷、孙小杭等这批从大学生戏剧节成长起来的导演，不少已经完成了本科或是研究生的学习，无法再以学生身份参加这个展现创作才华的平台。因此，2005年第五届大学生戏剧节特设了“青年戏剧单元”，为的就是鼓励离开校园剧社的创作者继续推出新作，同时欢迎非校园的青年戏剧团体报名参加。
经过2005年、2006年两年的举办，“青年戏剧单元”作品增多，影响变大，因此在2007年，这一单元以大学生戏剧节延续项目的身份单独出来，在大戏节闭幕后的8月29日在北京开幕，命名为“青年戏剧节”。在首届，也是唯一一届“青年戏剧节”上，顾雷改编日本当代剧作家松田正隆的《海与阳伞》、王晓鑫改编乔伊斯的《流亡》等剧目上演，这其中也包括了在此后几年一演再演的黄盈导演的作品《未完待续》。
2008年，青戏节正式脱离大戏节，名字前也加上了“北京”两字，同时在时间上避开了8月的大戏节而延后到了9月初。就这样，当年9月10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戏剧家协会、中国国家话剧院(微博)等主办，北京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杨乾武担任监制、孟京辉(微博)担任艺术总监、先锋剧场经理傅维伯担任制作总监的第一届北京青年戏剧节正式开幕。
这一年，共上演11个剧目，每个剧目演出5场，包括了黄盈的《西游记》，赵淼的《东游记》，邵泽辉的《在变老之前远去》，何雨繁的《8008》，李建军的《作品3号：牺牲》，康赫的《采访记》，王翀的《电之驿站》，孙小杭的《十二个人拼出来的》，周申、刘露的《秃头歌女》，姬沛的《白房间》和白爱莲的《浮生六记》。这些剧目，在5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被很多青戏节的忠实观众所谈论，成为没看过的观众口中的传奇作品。这一届，剧剧精品、一戏一格的特色，也成为很多人怀念的理由。
第二届北京青年戏剧节在2009年举办之时，将英文名字Beijing Youth Theater Festival 改成了Beijing Fringe Festival。Fringe 译为边缘，世界上众多知名戏剧节都含有这一名词，例如爱丁堡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青戏节英文名字的改变，为青戏节确立更为明确的定位，可以更先锋、实验，在美学、思想上有所突破，为那些可能幼稚但最具锋芒的剧目提供展示平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青戏节剧目范围不局限在北京地区，而是扩展到全国，当年共上演了来自湖南、济南、上海、澳门等地的34位编导创作的22个剧目。
到了2010年，青戏节终于加上了“国际”两字，西班牙的《卡门》、俄罗斯的《沙滩上的船长们》、韩国的《麦克白》、德国的《另一边：温柔震撼睡眠》等剧目受邀演出，而港澳台单元也出现了香港和台湾的作品，其中，香港爱丽丝戏剧实验室的剧目《卡夫卡的七个箱子》备受欢迎，这一剧团也成为此后青戏节的常客。
在第四届和第五届青戏节，包括2011年黄盈的《黄粱一梦》、2012年赵淼的《水生》等剧目被提前挑选出来参展夏季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这一年的青戏节也有了特别的标志意义——在将国外剧目引进来的同时，也将国内作品推出国门。
今年，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已经开幕，9月3日至30日这28天里，有63部作品在北京的12个剧场和表演艺术空间轮番上演。这是青戏节举办5年以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除往年就有的新作首演单元、精品再现单元、国际荟萃单元、阿维尼翁单元、港台佳作单元、致敬大师单元、戏曲单元外，今年特设创新单元。这一单元又分独角戏、微戏剧狂想曲和镜中世界3个子单元，分别由毛尔南、赵淼、丰翼3位导演负责，让导演成长为策展人，是今年青戏节为培养和锻炼导演提供的新平台。
今生：运营举步维艰但始终坚持
在很多青戏节的忠实观众眼中，第一届、第二届无疑是值得怀念的，剧目精彩，导演优秀。那两年，黄盈、赵淼、邵泽辉等导演脱颖而出，大有成为孟京辉、李六乙之后下一梯队领军人之势，特别是在第二届青戏节结束后，青戏节组委会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获得口碑和票房双赢的剧目牵线搭桥，在北京举办了独立戏剧展，使这些导演的作品进入商业市场，并获得良好的票房。
而从第三届开始，关于青戏节作品良莠不齐、导演水平下降等质疑逐渐浮出水面。同时，参展剧目的增多和更多年轻导演的涌现，也增加了观剧风险，让观众在看戏前不知如何选择，疲于奔波。
最尴尬的还不是观众，而是主办方。
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预算主要来自北京文联的拨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时，青戏节按照国际艺术节惯例，采用“三三制”模式，即由政府、企业、组委会三方解决运作资金。当时文联拨款在50万元左右，企业赞助2008年50万元，2009年80万元。但从2010年至今的3届，青戏节再没有得到过企业的支持，文联拨款分别为100万元、180万元和160万元。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性戏剧节，经费不到200万元，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然而正是这少得可怜的经费，帮助很多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导演有机会将自己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青戏节为这些创作团队支付在北京三环以内、200个座位的小剧场平均一天5000元的场租，同时给予这些导演新作平均每场1万元的创作费(非首演剧目每场平均7000~8000元)。而作为青戏节的协办单位，各个剧场也会给予导演们免费的技术支持。虽然这些资金、技术支持不足以让一部新戏上演，但对导演们来说仍是巨大的帮助。以第一届青戏节的票房冠军《在变老之前远去》为例，这出戏演出5场，获得5万元资助，导演邵泽辉又自筹3万元经费，才使这出戏上演。
在第三届加入国际单元之后，青戏节的费用还用于外团的落地费和生活补贴，平均下来每场也在七八千元以上。因此，伴随着剧目的增多和经费的有限，从第三届开始，每个剧目演出很难再达到5天，多数为2~3天。这也使得青戏节的观众们在演出前如果不多做功课，仔细挑选，就很容易错过好戏。
除了剧目资助，青戏节还要在宣发、剧本朗读单元、戏剧论坛单元等项目上提供经费，虽然举办5年举步维艰，但青戏节的票价在5年内始终保持亲民价格，国内剧目最高100元，国际剧目最高120元，同时提供40元或50元的学生票。票房所得归青戏节组委会，2008年20多万元，2009年近30万元，2010年三四十万元，2011年票房收入达到90多万元。票房全部用于填补青戏节预算的不足。
对话
“很多时候观众的成长要比创作者更快”
记者(以下简称记)：青戏节的剧目从哪里来？剧目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邵泽辉(以下简称邵)：国内剧目都是征集而来，1~4月是征集时间，之后组委会进行初评和复评。除了导演年龄应在45岁以下，没有其他方面的限制。剧目的评选标准可归纳为3条：一是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戏剧创作；二是在艺术性、文学性和美学方面有追求的作品；三是对现实生活有关照。国际剧目方面，一部分是我们在当地看到，觉得好，就邀请来的，比如阿维尼翁单元，就是我们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时挑选的剧目，也有一些剧目是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英国使馆文化处等机构选送的。
记：青戏节已经5岁，但很多人还是怀念第一、第二届的作品，两位觉得这是为什么？
傅维伯(以下简称傅)：第一届、第二届的确好，尤其是黄盈、赵淼、邵泽辉等导演能够从这一平台脱颖而出，但要说明的是，那时候剧目少，观众几乎能关注到参展的所有剧目，也因为剧目少，制作费上比较充裕。当然，观众认为现在的剧目不如从前，也是我们应该反思选择剧目的标准是否需要调整，除了会考量创作者是在“玩”概念，还是认真负责创作之外，也要对“商业”重新认识，不是说获得广大观众共鸣的作品就“商业”，就不是艺术的，要排除在戏剧节之外。当然，这里的商业不是恶搞、搞笑的那种作品。我们是非常认真负责地搭建这样的平台，也希望创作者们能珍惜这个平台。
邵：很多时候观众的成长要比创作者更快，看肯定比做要容易，量也更大。另外，我们要承认创作者不是每年都有话要讲，也能讲好。创作作品的频率不可能变快。第一届、第二届的作品，不少都是导演构思很长时间的，比如我的《在变老之前远去》就构思了4年，除了青戏节没有其他平台能够提供资金让我排出来，所以那两年的作品的确有一种厚积薄发的态势。
记：第三届开始增设的国际剧目单元，似乎抢占了国内剧目的观众，客观上使新导演的被关注度减弱，当初增设这一单元的初衷是什么？
邵：增加国际单元的初衷，一是为了扩展国内戏剧创作者的视野，希望他们能了解国外的戏剧人都在做什么样的戏，帮他们打开思路；二是提高观众的整体欣赏水平，观众水平提高了，必然也会对国内创作者以后的作品有要求，督促他们提高。
记：两位认为哪一届效果最好？
傅：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青戏节最大的愿望是将年轻导演扶上马，送一程。从这个角度看，第二届的效果最好。在第二届青戏节结束时，我们挑选出了一些口碑和票房双赢的剧目举办了独立戏剧展，为这些导演联系剧场，推进商演进程，并整体资助了5万元的宣传费。之后的两届没有举办，一是因为不少导演已经有能力实现商演，二是因为缺乏资金，没有时间和精力做下去。
何去何从不只是青年戏剧人说了算
记：针对不少观众抱怨剧目太多，看不过来，青戏节是否会减量？
邵：青戏节的初衷是为了能够让那些从学校刚毕业，或者在社会上工作几年以后特别想回到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创作者，能够发自内心地做一些不受商业影响、不受国有院团论资排辈制约的作品，所以并没有剧目上多少的规定，更不会像GDP一样去保持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剧目的多少和资金的投入有关系，如果没办法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和企业赞助，剧目数量是不会增长的，缩减规模也是有可能的。青戏节不单单是个节日，不是我们花钱热闹一把就完了，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个平台，给青年戏剧工作者展示创作才华的机会，推出好作品，如果因为经费的减少和时间的紧迫，推出大家都不满意的作品，就得不偿失了。推出优秀作品和优秀的戏剧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锤炼和提高，这是青戏节的初衷也是目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和努力，如何能更好地运作青戏节，使它不背离创立的初衷。
记：如果回首过去5年，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傅：首先我要说的是，心力交瘁，青戏节这样的规模，预算都不到200万元，支撑起来非常艰难。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8月了我们手里还只有文联的50万元预算，到了8月中旬才得到企业80万元的资助，青戏节9月才能如期举行。 前几天我有点负面情绪，跟身旁的人说，青戏节不是我傅维伯的私事，不是孟京辉的私事，这是整个戏剧界的事，这个平台是为了我们戏剧界的未来搭建的，大伙儿来做都不是为了挣钱，那些参加的青年导演，虽然能得到资助，但每个人还不是最少也要搭进两三万元。有这么一批人，哪怕自己掏着钱也要做戏，这些人是对戏剧有理想、有追求的，如果这一点都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这些人将来都做不下去了，那整个社会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们的戏剧也没有希望了。
邵：青戏节是一个平台，就像我们提供的一块土地，不能因为这一年来的人都不会种地或者种得不好，我们就不提供这块地，如果是那样可能明年连地都没有了。青戏节是允许作品失败的，不只是年轻人，每个创作者都有创作失败的时候，但没有这些失败也不会有未来的成功，但我们会尽力帮助大家把地种好。从大环境来说，这两年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至少对青戏节来说，并没有多少改观，政策上对我们的限制有时候更多，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和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大环境也不好，物价、人员成本都提高，普通人的文化消费开支降低，虽然青戏节没有硬性的票房要求，但因为我们今年得到的经费减少，很多活动办起来的确有些捉襟见肘。在国外，很多艺术节得到了企业的支持，当然这些企业也从中获得免税等优惠政策，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政策，对我们拉企业赞助帮助更大。
记：为什么一直没有出套票？
傅：今年的审批变得更困难，很多国外剧目到演出前才拿到审批，根本来不及做套票。所以，希望未来能在政府层面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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