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童年片段
梁文道的童年，是很多70年代贫困家庭的典型生活写照之一。因为家贫，父母要出外工作求温饱，在请不起保姆照顾一名只有四个月大的男婴的情况下，最后选择将男婴交托给外公外婆抚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外公外婆身在像近又像远的台湾，梁的父母不能随时付出一元八角搭巴士探望他。或者因为还未及懂事已被送离父母身边，梁文道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童年缺憾，还用“好free”去形容他的童年。“对老人家来说，有个孙仔跟他们生活是一件开心事，因此他们把我照顾得好好，再加上初中时过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因而变得非常独立。”
回忆童年片段，全家均为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别难忘小学时的教学模式。“当时入读那间天主教小学的规模虽然很细，各年级都只得一班，老师来来去去亦只得几个，但却很开放；二三年级时，老师已开始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老师教书，他们则从旁协助，从而培养出学生自我学习、发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中学，神父亦会跟我们讨论哲学问题，他们是十分注重知识训练的。”梁文道自言，其语文基础，便是靠小学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及报纸而成，还有外公对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四书》等，令他从小养成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是外公令我学会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教育及价值观”。
民族主义者
或许受到不同政治环境的影响，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中成长的小朋友，很少会被培养出一份爱国心。梁文道则相反，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已是一个民族主义很强的人，崇拜孙中山，纵然由始至终，台湾人都视他们为外省人。“我们这些外省人很多时只会跟外省人联络做朋友，这群人口中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国，他们仍然将北京讲成北平，怀念早餐食用的豆汁、听京剧，看梁实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书，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国时期，我便是一个浸淫在旧中华民国文化中成长的人。”
直至升读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机会接触到国内的刊物，感觉开始有点不对劲，到中四返香港读书，对中华民国的强烈民族情绪，更在一夜之间崩溃。“原来自己过去在台湾所读的中国文学及历史只是残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认识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另一回事，再看国内的历史书籍，亦有它的问题，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两边的问题，于是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及感情，是建立在一个甚么的基础上。”
“是香港启蒙了我！”梁文道感叹。
逃离生活
梁文道说过，初中时是一个坏透的学生，成绩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父母没将他送到台湾去，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个反叛的人。梁文道的反叛，从台湾回到香港，一直都没改变过，只不过随著思想及环境的改变，反叛形式从过去的拳头交过渡成有文化的反叛。17岁在应付高等程度会考（即现时的高级补充程度会考）的同时，投稿《信报》的文化版，撰写剧评，据说还挑起了一番笔战。考试将近还像火麒麟周身瘾，梁文道说并不是写作有特别的魔力，只是他不吐不快，想透过文字将自己的意见抒发出来，“写作亦是我逃离学校、制度及生活的一个outlet（出口）。”梁文道说，“闷”是他渴望逃离的原因，从小过已讨厌活在任何制度下，不满自己像行尸走肉的他，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想要甚么形式的生活，只因为他觉得长远的目标实在太不切实际。
跟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样，叛逆青年总喜欢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作为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在1989年正在大学修读一年级的他为抗议“四个坚持”，竟于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对峙，令他于学界一脱成名。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做得不错！”他大笑着。“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会除裤，但去到那个位却变成一脉相承的动作。对于当年10多岁的我，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感觉很骄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还笑言，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梁妈妈还是数日后透过麻雀脚通风报信才知晓，家人对他的出位举止亦见怪不怪。
没脚雀仔
《阿飞正传》中，旭仔自言是只无脚的雀仔，没地方可让他停留下来。加入商台前，梁文道从未做过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长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凤凰卫视，亦只做过七个月合约长工，一星期只需返两日半，活像一只无脚的雀仔。这样的生活，与跟他同年约30出头，未毕业已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较，梁文道确是特别过人。他解释：“我是读哲学的，选得这一科，根本没得担忧，想得清楚一点，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但因为我成绩差，毕业后便到一间小学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课老师，每日由大埔踩单车到沙田上课，日子过得很快乐。”去年从自由人摇身一变成为商业一台总监，这只无脚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他却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并不代表想从此停下来，“我从不考虑自己可以做甚么职业，因为对我来说，只要符合两个条件，甚么职业都可以做，一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说到理想，这只声言自己从不会想得太远的雀，突然变得很认真，还将理想分为大围及个人两方面，“大围的理想，其实抽象又虚幻，对我来说却很具体，就是如何协助香港及中国变得更加好。我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谈电视节目，针对对象是国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家，节目中我跟他们讨论环保问题、功能问题及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等，只想增强他们的鉴定能力，学习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书院，目的只想为香港建立一个更开放及更有知识的团体；写稿则希望参与文化政策讨论及时事批论，令香港变成一个更开放、民主及自由的社会。“虽然外间人会觉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个方向，商业一台总监一职，只是朝方向迈进多一步。”梁文道常说；"我们要相信自己！”
添思考味
梁文道希望透过传媒这巨大的力量，为香港及大陆做点事，而选择成为商业一台这个全香港收听率最高电台的总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足以证明他并不是自己口中没有长远目标的人。半年过后，在梁文道监督下的商业一台，有人觉得它中产了，但他并不喜欢“中产”这个两个字，“应该是思考及关心的范围都大了，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细眼的东西，但有impact（冲击）。”令到他著意扩阔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为他发觉过去十几年间，香港人的眼光愈来愈向内萎缩，“报纸的国际版一直减少，香港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亦愈来愈低，对历史没兴趣。”就如有大学教授跟他说，有次给一班一、二年级的学生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在之后的讨论会上，竟然有几位学生问：“原来德国人曾杀犹太人？”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他认为，虽然已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满思考性的节目，如陶杰主持以扩阔国际视野为题的《光明顶》；介绍国内社会潮流的《亲中派对》；余若薇主持的政论节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打书钉》等，但改变还未足够，跟心目中的目标依然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还将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评论员，即将在《薇言大志》节目中找来10个十多廿岁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让他们在节目中开咪谈政治，在报章专栏中发表政见。
打书钉
一直想知，像梁文道这类书评人，是否只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是好的书籍才看，答案是：“我已经尽量选择，但问题是世上实在有太多质素好、作者又花了很多精神和时间去写的书，只看好书，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更何况在工作需要下，必须去看一些坏书，去了解现今香港人的思想及潮流。”什么是坏书？梁文道说可以是一些质素很差但畅销的书，“每次要阅读这些坏书，都会把它当作报纸的资讯来看。”或许这感觉会好一点吧！好与坏这问题，亦引伸到他对香港出版界及传媒的狠评，“香港出版界的现况有点像台湾，关心的题材都很内向、很本地化，书籍稍为偏离本地化的主题，便立即滞销，好弊！”
一旦打开话题，梁文道便滔滔不绝，大谈香港的简体书市场愈趋蓬勃是因为大家的英语水平下降，只有选择简体版的外国翻译书；当香港报纸只懂上网抄袭皇马消息，国内的《足球周刊》却已亲身访问球会会长，面对此困局，他不脱评论家的本色，“从现在起，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一定要调整做事的心态，再不能单单考虑香港市场，而是整个大中华，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去扩阔市场。”见他满怀大智的模样，最后忍不住问他，对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么抱负，他却宁愿以下一步要求来代替抱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不会停下来，对所有事物及观念更加开放的人，自己不停改变之馀，亦可以改变到人。”这个大得像抱负的下一步，实在不是常人能担负得起，梁文道能否有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尽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出版著作
大陆出版文集
《常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2009-3）
《我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读者》（法律出版社，2009-9）
《我读》（上海三联书店，2010-1）
《我读2》（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11）
《我读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6）
《我读4》（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4）
《关键词》（中信出版社，2014-6）
香港出版文集
《弱水三千　梁文道书话》（书评集录， UP Publications，2006）
《读者　梁文道书话Ⅱ》（书评集录，上书局 / 2008/7）
《味觉现象学》（食评集录，上书局，2007.7）
《访问　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访谈集录，上书局，2009.7）
视频节目
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客座嘉宾
看理想--《一千零一夜》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