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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编剧的《空谷兰》剧照
包天笑编剧的《空谷兰》剧照，该片主演朱飞、张织云、杨耐梅均为当时的著名影星
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以“明星”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影人开始从流行文学中寻找养分，而当时深受市民喜欢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成了他们首选的目标。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制作，
或者是这一派小说内容的翻版。
这中间，1924年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介入电影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郑正秋将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改编成了电影，而小说家包天笑也在这一年受聘于“明星“公司专司编剧，先后编写了《可怜的闺女》、《空谷兰》、《多情的女伶》等剧本，逐渐成为电影界“鸳鸯蝴蝶派”文人的代表。从吸收“文明戏”到改编流行小说，电影在都市流行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电影笔记
流行小说的电影故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与电影的那场实验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历史印记，这里出现了中国电影的第一场官司，更重要的是，它是通俗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潮流的滥觞。
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就是当时广受欢迎的以才子佳人情节为主的市民小说。当时，上海和北京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包括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家庭、武侠、侦探、滑稽等各种类型。1924年的《玉梨魂》是最早一部改编“鸳蝴小说”而取得巨大反响的电影，它由郑正秋编剧，改编自徐枕亚的同名骈体小说。后来包天笑、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甚至为电影公司所聘，专门从事编剧工作。
后期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可以说是现在所谓“小资言情写作”的鼻祖，他的小说《啼笑因缘》的改编权官司发生在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通过出版社向张恨水购得了演出改编权，准备重装推出，大捞一把。谁知，南京大中华影片公司正巧也准备将《啼笑因缘》改成电影，并向当时政府的内政部门注册了。于是两个电影公司打起了官司，双方明争暗斗的结果是最后不得不通过杜月笙和黄金荣才将事情摆平。这场以《啼笑因缘》版权纠纷而引发的官司，史称“《啼笑因缘》双包案”，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桩影坛官司，有野史据此称当事人为“中国娱乐圈维权先锋”。
无论如何，这种通俗文学迎合了当时有闲阶级和一般市民的口味，后来成为中国电影题材库的一个重要源头。小说和电影一直以来就是真正的合作联盟。扯远一点，其实通俗小说从来就能制造畅销电影，在国外也是一样。《乱世佳人》、《教父》、《廊桥遗梦》……直至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冷山》，莫不如是。
可以说，正是通过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电影实验，中国电影获得了从流行小说中取经的优良传统。早年写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起家的王度庐，后来改写武侠大获成功，几年前在国外大放异彩的《卧虎藏龙》就是根据他老人家的作品拍摄的。原来70年前如是，70年后还是如此，这是一个笑话，还是一种回眸？萧三郎
现在时
电影与文学，各在水一方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又掀起了一次小说改编的热潮，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改编成了《红高粱》，叶兆言的《花影》改编成了《风月》，还有余华的《活着》、池莉的《生活秀》、海岩的《玉观音》……与“鸳鸯蝴蝶派”相隔80年之后，现在的作家是怎么看待电影与自己创作的关系的呢？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作家池莉。
新京报：传统文学评论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不大，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池莉：我还是那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作品这个东西，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有价值，而且其价值很大；对于不喜欢它的人来说，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新京报：电影是很多中国作家走向公众的敲门砖，您怎么看改编对作家的影响？电影和文学的影响力哪个更大一些？
池莉：任何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它们在自己的受众中影响最大。小说改编成为电影对于作家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发生，任其自然吧。
新京报：您自己为何不参加自己任何作品的编剧？
池莉：因为我只是喜欢个体创作，也因为我更偏爱小说。
新京报：当代影视改编对作品的选择与当年的“鸳鸯蝴蝶派”电影热是否有可以类比之处？
池莉：我以为，几乎所有艺术家创作的选择永远只是自己内心的驱使；每一个艺术家的内心都充满了他所处时代的印象和个体经验。本报记者术术关键词
《玉梨魂》
继《孤儿救祖记》之后“明星”公司又一部以女性的不幸遭遇为卖点的电影，讲述年轻的寡妇梨娘与儿子的老师何梦霞相爱，但因为自己的寡妇身份她强制自己继续过守节生活。包天笑
“鸳鸯蝴蝶派”代表，在1924年加入电影圈之前一直在媒体工作。在从影期间一共编写了7部电影剧本，其中很多是改编自自己的译作。1925年的《空谷兰》是他的代表作，改编自日本小说《野之花》。影片讲述了一个家族内部纠纷，情节曲折煽情，上映后票房大收，成为制片方“明星”公司继《孤儿救祖记》之后的又一个商业奇迹。(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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