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家和明星不是一步之遥。大艺术家永远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所谓明星，是要跟着太阳和月光走的。
郭德纲在2005年末、2006年初迅速蹿红全国，为了表彰其可与“超女”一争高下的超级人气，媒体又送给了这个“非著名相声演员”一个新称号——“超男”。
“超男”郭德纲将日渐式微的相声艺术重新带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这门进入庙堂之后就开始衰老的艺术似乎在眼下、在民间，又有了焕发青春的无限可能——北京东城区文化馆的“周末相声俱乐部”开张两年来几乎天天客满，而津门的周末相声俱乐部也有崛起之势。
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著名笑星王汝刚，历经改革开放后滑稽戏的三度盛衰，面对滑稽戏这门同样来自民间、同样处境尴尬的艺术，面对突然蹿红的曲艺同行郭德纲，作为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的他，有着自己的看法。
既爱又恨情景剧
随着1993年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诞生，“笑的戏剧”——滑稽戏开始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发现不用进剧场，不用掏腰包，就能在电视前收获令人捧腹不已的笑“噱头”。
渐渐地，滑稽戏的演出市场开始萎缩，越来越多的滑稽演员加入到情景喜剧的演出当中。从1995年9月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亮相荧屏以来，这部经典沪语喜剧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并由此带动了《红茶坊》、《开心公寓》等一批情景喜剧的热播。时至今日，海派情景喜剧仍有一大批痴心拥趸，每晚定时收看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情景喜剧让频频出镜的滑稽演员赢得了知名度，却也让他们的短处一览无余。纷纷出笼的海派情景喜剧，演来演去还是那部分滑稽演员，忙于在各个剧组奔命的演员根本谈不上角色塑造。再加上此类情景喜剧剧情雷同，差不多都局限在狭小社会空间内(茶坊、公寓、咖啡店、奶茶铺)，使得故事情节细微而简单，留给演员的发挥余地就更加有限了。
“一年365天，要天天出戏，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现在往往是剧本匆匆写完，演员匆匆开始表演。艺术创作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快餐怎么可能一直精彩？”有鉴于此，王汝刚不再出演《红茶坊》中的“王老板”，但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甘心就此从荧屏消失。
“演员都去演电视剧，团里要搞演出，人数凑不齐，我还要去找电视台商量。”剧团养人，电视台用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悖谬多少像是一场滑稽戏。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作为一家自负盈亏的区属文艺院团，完全靠演出来维持剧团的生存和良性循环。在其他院团的演员工资纷纷打折扣的时候，团长王汝刚依然保证了团员的全额工资。演员除了能够获得团里一份2000元左右的工资，还可以依靠出演电视剧收取劳务费，但电视台却无须向剧团缴纳任何费用。
“现在我也觉得很难，以前搞舞台剧是良性循环，现在滑稽戏却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尴尬在哪里？情景剧已经受到大家的欢迎，舞台剧也有人要看，不少人打电话到我们团里，你们怎么老不演出啊？我们也想演出。但是反过来，情景剧拉走了部分观众，摄制组拉去了部分演员，剧团又没有很多资金去把演员留住，就像球队一样，换位是要给钱的！现在我养人，你在用，我不是死给你看嘛！”
“这几年，上海滑稽剧团开始得到国家每年60%的拨款，所以他们的团员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样的区属剧团，步履艰难啊。”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演员们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填饱肚皮，而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追求。
“现在的诱惑实在太多，我们这里最次的演员，跑到电视台演出，一次也有三四百元，这是在剧场演出远远达不到的。”不要为了目前的一点小钱，误了以后的大前程。王汝刚的如此诤言又有几人能够真正领悟？出名要趁早，赚钱趁当红。人心各异，浮世难同。
明星大师绝非一步之遥
郭德纲潜心几十年学说相声，媒体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造出了这颗娱乐新星，以至于有人说郭德纲的相声，不是剧场相声，而是媒体相声，是媒体炒作出来的相声。谁都知道媒体造星是把双刃剑——往往红得快，黑得也快。
从艺20多年的王汝刚对此颇有心得。“现在的演出是不做宣传不行，做过了头的宣传也不行。不做宣传，没人知道。宣传做过了，没有神秘感不说，而且容易给人造成过高的期望值，结果看了以后觉得不过尔尔，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
“剧场效果不一样，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十八般武艺都让别人知道完了，还有什么新鲜感可言？”小剧场演出坚决不录像，事先绝对不做剧情简介之类的详细宣传，是王汝刚一直坚持的底线。
王汝刚承认，对曲艺艺术而言，个人的艺术创作举足轻重。一个剧种的领军人物往往能够带动整个剧种前进，或者说为这个剧种走出一条轨迹。
“但这决不是唯一的轨迹。梅兰芳是一个轨迹，他毕竟只是一个花旦；裘盛戎也是一条轨迹，但他只是一个花脸。现在郭德纲让相声变得如此‘闹猛’，但他很难超越像侯宝林这样的大艺术家。不是我看不起他，因为大师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侯宝林经过了几代人的熏陶，郭德纲的优势是什么？他传统段子用得蛮多的，但是传统段子有瑰宝，也有很多糟粕，不是每个传统段子都能拿出来用的。”
“郭德纲把受到冷落的相声抬了起来，但我还是希望我们的从业人员坚守这条底线——宁可暂时受到冷淡，但是不可让大家很快忘记。”
早年成名的王汝刚很能理解郭德纲憋着一股子蛮劲儿向前冲的黑马之姿，但他更欣赏超脱豁达的名利观。“大艺术家和明星不是一步之遥。大艺术家永远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所谓明星，是要跟着太阳和月光走的。太阳亮你也亮，今天有月光，你也有光。如果我把电视关了，你还有光，就是艺术家，没光，不过是一颗过眼的流星。”
回归剧场
100多年前，相声从老北京的天桥地摊上蔓延开来。同样，上海的滑稽戏也是从马路边、菜市场唱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曲艺的生态就是原生态，讲究个自然随意。
茶馆酒肆，三五张方桌，三教九流，喝茶聊天嗑瓜子，就酒下菜划大拳，讲的人眉飞色舞，听得人兴高采烈。把人逗乐，得到“银子”即是成功。
王汝刚感慨，“北京的天桥把式，上海大世界、城隍庙的把戏，越是这种地方越能锻炼演员，就看你能不能拉得牢观众。反倒是从这些地方闯出来的人，更加明白观众到底爱看什么。而我们现在的演员动不动就是大剧场，要知道舞台高了，和观众的距离也远了。”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有各的艺术魅力，也各有各的观众群体。从本质上讲，滑稽戏的土壤根源在普通老百姓中，离开了这片土壤，作品难免缺少那份烟火气息。
记者清楚地记得四川笑星李伯清在茶馆说书时的悠然自得、妙语连珠。待到成名出现在荧屏上时，那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李伯清不见了，畏畏缩缩、结结巴巴，让人不禁为之捏把汗。再等到李伯清说着川普话登上央视的时候，四川人已经感受不到他们的笑星“咯吱”人的本领了。
演员没有剧场就像农民没有土地一样可悲。郭德纲坚守10年，选择了一条他认为艰辛但却正确的道路——回归剧场。同样，上海的一些滑稽演员也深深地意识到，现在是滑稽戏回归剧场的时候了。
王汝刚说兰心大戏院、上海大剧院中剧场每周都有一次他们剧团的固定演出。这些演出在事先并未特别张扬的情况下，上座率都在80%以上。
其实，类似郭德纲的剧场相声在上海已经存在了很久。
著名说唱演员黄永生主持的一个茶座形式的上海说唱“大家唱”已坚持了6年200多期，每个月都有2次活动。参加茶座的说唱爱好者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只要愿意，都可以上台一“秀”。
另外一个草根人物外号“蔡嘎亮”。他在上海虹口国际电影院内的茶座已经表演了6年。其间因为言语无忌，并且带有“颜色”而多次被叫停。但是同样的执著让他每次都挺了过来。有人称他的表演是上海脱口秀的雏形。每天晚上，三四百个农民工和中老年观众，在“蔡嘎亮”前言不搭后语的说唱表演中享受着粗浅的快乐。
借着京、津两地相声俱乐部风生水起的高潮，上海的滑稽俱乐部也在运筹之中。王汝刚透露，已经有四五家单位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场地，也许不久的将来，上海人就能在民间剧场里欣赏到票价低廉的滑稽戏了。撰稿／陈 冰(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