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大众艺术行业，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因而，其兴衰变化始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国人的神经，人们曾经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复兴和辉煌而兴奋激动，也为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失落和萧条而扼腕叹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电影行业和电影市场的每一步发展变化，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市场的风向标。
进入新世纪之际，党的16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实现“三个文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第一次写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增加文化消费产品的心声，从而不仅对中国电影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为中国电影在新形势下走出低谷，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关口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影视产业”确定为今年“中国电影论坛”的主题，无疑是独具慧眼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项举措。
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门外汉，笔者无意对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评头论足，而是应邀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角度，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中国电影提出的新要求的角度，就中国电影可能采取的发展战略思路和体制改革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浅见。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与中国电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发展中的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的赶超战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华民族将从根本上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这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同时也是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既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因而，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机遇和挑战，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中国电影面临的战略环境，从而高屋建瓴地制定出既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电影生产规律的中国电影发展战略。
产业发展机遇。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首先是一个经济总量的概念。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意味着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从2001年的约1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万亿美元，超过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与日本不相上下，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成长阶段，经济总量的急剧扩张必然带来产业规模的大幅度扩张。作为一个目前仍处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会促使钢铁、能源、化工、交通、汽车、轻纺、房地产等传统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也必然会催生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能源、新兴原材料、现代农业、环保、文化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作为兼有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特点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①，无疑是这一历史性机遇的受益者。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旅游、会展等文化行业的快速发展，已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一点。
市场容量和消费结构变化的机遇。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的大幅度扩张必然带来市场容量的迅速扩展和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依据我国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即达到约4万亿美元来测算，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从2001年的780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000美元左右，国内零售消费品市场的规模也将成倍增加，按与GDP同步翻两番来测算，将从2001年的37595亿元人民币①增长到2020年的约15亿元人民币。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阶段，反映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将会出现历史性的变化，消费者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将会大幅度增长。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分别从1978年的67.7%、57.5%下降为2001年的47.8%、37.9%。近日，国家统计局有关权威人士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支出已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其增速明显超过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增长。然而，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目前绝大多数消费品都出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文化市场方面的消费品却仍有效供给不足，以致我国文化市场至今仍有3000—4000亿元的巨大的结构性缺口②。由此可见，在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因而也是最具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产业部门。
政策支持机遇。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既是一个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过程，也是国家发展战略从侧重经济增长到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过程。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因而，在一段时期内加快经济发展以实现物质文明的飞跃，使人民群众尽快实现物质生活的“小康”水平是必要的。然而，单一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严重失衡就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甚至出现内乱，导致政权更迭，或招致国际干涉，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毁于一旦。因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总量的概念，而是如党的16大所指出的那样，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全面进步。而文化产业既是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实现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为此，党和政府不仅要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相应的资本投入等措施来鼓励和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而且，为体现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引导作用，还要通过举办大型的文化节庆活动、政府采购，以及组织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等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也是一般转型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国家对文化产业支持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这对于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福音。如上所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给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然而，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的，机遇不仅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且，机遇之中往往隐含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在前几届中国电影论坛的有关论文里，电影界的一些专家和有关人士对这方面已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里，我们着重结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市场和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做进一步的分析。
市场需求多元化的压力和挑战。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市场需求多元化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市场需求多元化的具体表现，一是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各类消费群体对不同价格的产品有各自不同的消费偏好；二是由于民族、职业、年龄、文化水平和审美心理的差异，各类消费群体在价格大致同一的情况下，对不同内容和外观的产品有各自不同的消费偏好；三是由于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变化，各类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消费偏好处于经常的变动和不断重新组合状态，尤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其变化之快，有时令人几乎难以把握。以致我们既要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同时还要考虑市场消费偏好的最新变化，以及以什么样的产品来创造需求，引导潮流，从而最终赢得市场。这就给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竞争的压力和决策的难度。行业竞争的压力和挑战。如前所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给各类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带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然而，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来临并不必然带来所有产业、行业的同一均衡的发展和规模扩张。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市场对某类消费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弹性，当某一产业或行业由于竞争力不强而其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时，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潜力就会受到压抑而难以释放出来。因而，这一产业或行业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萎缩状态，难以与其它产业或行业一样实现同步发展；其次，对消费者而言，一些关联度较高的产业或行业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如电影和电视剧、书籍和报刊杂志、健身和旅游等，其相互间都具有一定的消费替代关系。当其中某一行业由于竞争力不强而其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时，消费者就会寻求相关替代性的消费品，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在相关产品上得以释放。因而，这一行业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萎缩状态，难以与其它行业一样实现同步发展。例如，在黄金周和节假日期间，如果市场上没有足以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好电影，电影爱好者或者选择在家做家务而压抑消费，或者选择看电视节目、玩网络游戏、外出旅游等方式来实现对电影的替代性消费，如此等等。
应当指出，由于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文化产业领域，数字电视、互连网、网络游戏等新兴行业的兴起，以及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旅游业、演出业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已经对电影市场的供给缺口形成一定的替代作用。如果电影行业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重新崛起，那么，这种替代作用还将进一步增强，而电影市场也将出现新一轮的行业萎缩。
国际竞争的压力和挑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在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与国际社会相互融合的步伐越来越快，程度越来越深。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以及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已成为国际经济普遍适用的原则。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力并非是取决于资源的比较优势，而是取决于是否拥有成熟的经营理念和新颖的创意，先进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手段，强大的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全球化的市场营销网络等资源开发、整合和运营的综合竞争优势。就电影行业而言，国际跨国公司，尤其是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所具有的综合竞争优势是目前中国电影所难以比拟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进口大片对国内电影市场的冲击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阵痛”，付出昂贵的“学费”后，通过借鉴、吸收、消化和“扬弃”的过程，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借鉴过来，为我所用，从而最终达到振兴中国电影的目的，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探索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电影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既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有把机遇看做压力和挑战，把压力和挑战转换为改革发展的动力，制定正确的改革发展战略，才能从困境中奋起，走向阳光灿烂的未来。
二、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若干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分析
近几年来，中国电影明显走入低谷，出现行业性的萎缩和亏损，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要求很不适应，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原因何在呢？对此，电影界的一些专家和有关人士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从现象上看，近年来中国电影出现的问题，是我国文化市场逐步开放后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进口大片冲击的结果，也是电视、互连网等新媒体迅速发展而对电影市场分流的结果。其深层原因，则是我国传统的文化体制对电影应有的市场活力的体制性束缚，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电影的结构性问题和更深层次的观念和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
首先，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中国电影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至今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表现在：从电影的宏观管理来看，国家在广播影视部下设电影局，负责对电影的行业管理，其主要职能，一是制定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年度计划和行业管理规章；二是负责实施对电影的投拍立项批准制度和影片进入市场的前置审查制度；三是负责组织对“主旋律”电影的审查、投资和管理工作。这表明我国电影的生产经营仍然是在国家行政的严格控制之下，仍然具有传统的行业管理和计划管理的特征。从电影的微观主体方面来看，经过20年来的渐进式改革，以中影、长影、上影和16家地方电影厂为主体的国有电影企业，在组建集团、转换经营机制、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强化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而导致的政企不分、企事不分、权责不明、机制不活，以及历史包袱沉重等传统体制的基本特征依然如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致电影行业的国有资产和电影资源大量闲置，国有电影厂的产量和效益普遍大幅度下滑，一些厂家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和人员工资都难以为继。从电影市场体系方面来看，应当肯定，经过近年来国家对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几次改革，传统的以国有投资为主体的三级发行放映体系已初步解体，但新的市场化的发行放映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出现不少的市场空白，中西部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看电影难”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国有电影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导致电影要素市场发育迟缓，电影行业在利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方面，以及电影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体制性的障碍，从而制约着中国电影的体制改革步伐和行业发展壮大。其次，中国电影进行结构调整的步伐缓慢，结构不合理仍然是困扰并制约中国电影改革发展的一大难题。从所有制结构来看，随着一批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发行放映公司逐步发展壮大，长期以来电影行业单一国家所有制的局面已经有所变化，但国有电影厂家单一国有投资主体的局面依然如故，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分离的二元所有制结构。这种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无论对利用社会资本嫁接改造国有电影厂家，还是非国有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购并、存量转让、增量投入等方式利用国有电影资源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也难以使中国电影行业真正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从电影行业国有资本的布局结构来看，虽然国有资本在电影行业的下游——发行和放映领域的退出有一定进展，但总体来说，国有资本在电影全行业的布局过宽、战线过长，以致电影行业国有资本的质量不高、回报率过低，甚至于亏损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明显改观。从中国电影自身的行业结构来看，近几年来一大批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发行放映公司的迅速崛起，对于调整中国电影“两头小，中间大”(即电影产品链条的上游——剧本创作与拍摄和下游——市场发行放映这两个环节的规模偏小，能力严重不足；而中游——电影生产环节的规模偏大，剩余能力较多)的“橄榄型”行业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行业结构。从国际经验看，电影在本质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创意产业，因而，“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行业结构是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个规律，中国电影就难以从目前的困境中奋起，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最后，从中国电影的产品结构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过电影行业各方面人士的不懈努力，我国电影产品的品种结构已较为丰富，初步形成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电影观众的多元化的产品格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以农村、农业和农民为题材的影片数量和品种仍然太少，无法满足具有8亿人口的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需要。二是反映历史题材的电影偏多，而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偏少。三是在各类题材的电影中，一般化的电影偏多，而精品电影偏少。因而继续调整电影产品结构，以满足广大电影爱好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仍然是中国电影行业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以上所述中国电影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长期以来在观念和指导思想上，片面的强调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精神产品属性，而忽视了其娱乐功能和物质产品属性所造成的。事实上，电影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产品，不仅兼具意识形态和娱乐的双重功能，而且也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双重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将逐步淡化，而娱乐功能的地位将会逐步上升，因而，由其物质产品属性所决定的产业属性将会逐步强化。党的16大在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同时，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实现“三个文明”的重要途径，明确了包括电影在内的多数文化部门的产业属性，可以看作是这一认识的新飞跃，也是对近几年来有关这方面讨论的总结。
三、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思路
制定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必须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国家总战略为依据，按照党的16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电影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行业使命出发，以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影视文化，满足国内外电影观众的消费需求为目的，立足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沃土和多元化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开发、整合和运营国内外的电影资源，从而高屋建瓴地提出既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电影生产规律的中国电影发展战略。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的中国电影发展战略，需要在各方面专家的参与下，进行大量、艰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才能实现，因而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笔者不揣浅陋，只是尝试性的提出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框架和一些发展思路，以抛砖引玉，供电影主管部门、有关专家和各界人士参考。战略期。所谓战略期是指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时间跨度。战略期一般有近期、中期和远期之分。近期战略的时间跨度一般是3—5年；中期为5—10年或15年；远期则在20年以上。鉴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是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总战略目标，即2020年为依据的，因此，我们认为，将中国电影发展战略的战略期确定为15年为宜。也就是说，可以2004和2005两年的时间来研究制定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然后从2006年开始实施，通过15年的战略实施期，到2020年实现中国电影发展战略所提出的目标。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跨度的战略期，既考虑到今明两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政府主管部门、电影行业、企业和各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准备期和适应期，同时也有利于和国家十一五(2006—2010年)、十二五(2011—2015年)、十三五(2016—2020年)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跨度相衔接。
总战略目标。依据前述对中国电影面临的战略环境、主要问的简要分析，同时考虑到国家总战略目标对中国电影的要求和中国电影行业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提出一个15年时间跨度的中期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中的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的电影行业的赶超战略。因此，我们既要解放思想，高屋建瓴，立意高远，在战略目标中体现出跳跃式、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要实事求是，立足现实，脚踏实地，将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措施有机的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据此，我们认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中期发展战略目标可以考虑表述为：以发展、繁荣我国的电影市场为目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发展创新为动力，通过对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经营模式的借鉴和对国内外电影资源的优化配置，到2020年，在完成对国有电影厂家的战略性改组，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以及电影业上下游一体化与专业化综合配套的行业结构和3—5个影视产业基地的合理布局，实现电影年产量和行业利润比2003年翻两番，其中精品和出口不少于三分之一，成为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重要影视产品生产基地。
战略重点。所谓战略重点，是指在实施发展战略过程中所必须着力解决的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带动其他有关问题的化解，从而确保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根据我国电影行业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将如下两个问题列为战略重点：
一是实施影视基地建设战略。所谓影视基地建设战略，是指以素质好、实力强的大型影视集团或优势影视企业为龙头，通过投资、控股、参股、购并、联合等市场化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电影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在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上下游一体化和专业化综合配套的影视创作与生产的区域性中心。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是基于目前我国电影行业生产力布局过于分散，大企业不强，小企业不专的弊端。因而，所要解决的是关于我国电影行业生产力布局的总体安排问题。实施这一战略重点，不仅有利于电影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将有限的电影资源集中使用，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和综合竞争力。同时，以基地建设为平台，通过市场导向和政策倾斜双轮驱动，可以强有力的带动电影全行业的战略性改组和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根据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中影、上影、长影三大强势集团的现状，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在中、西部另外再选择1—2家具备条件的影视集团或优势影视企业，最终形成3—5个影视产业基地的格局，从而使我国电影生产力布局的地理分布更加合理。
二是实施二元化的市场发展战略。就国内电影市场来说，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目前仍处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客观上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两个电影市场；就国际电影市场来说，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基于在客观上存在着以港、澳、台和东南亚为主体的华语电影市场和华语以外的其它电影市场。因此，这一战略也可称为“双二元市场发展战略”，同时也是将差异化的市场战略和重点市场战略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二元化、差异化的市场原则来选择电影题材，进行剧本创作和电影制作，引导和开发市场，加快电影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带动整个电影行业的战略性改组和电影企、事业单位经营机制的转换，实现我国电影行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的市场化转变。
战略阶段。战略阶段是指实施发展战略所必须经过的若干各具不同工作重点的步骤和过程。考虑到目前我国电影行业的实际情况，同时为了与未来国家三个五年计划相衔接，我们初步考虑，可以将中国电影发展战略的实施步骤，进一步划分为实施振兴战略、成长战略、国际化战略这样三个既互相衔接，而又工作重点有所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2006—2010年)，实施中国电影的振兴战略。其工作重点是依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集团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对国有电影企、事业单位的战略性改组和全行业的结构调整。主要内容包括：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国有电影企业的过度负债和不良债务，分离富裕人员和企业办社会的历史包袱；国有电影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实施大集团战略为重点的改组、改制和转换经营机制；建立国有电影企业的出资人制度，探索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改革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兼并、破产等措施建立国有电影企业的退出机制；推进电影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国有资本的布局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以电影集团和优势企业为龙头，推动各类电影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电影存量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广泛筹措资金，对电影行业主要厂家的技术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同步进行电影行业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电影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推行以制片人为中心、以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新型制片制度；继续推进院线制度改革，加快电影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振兴战略的实施，基本完成我国电影行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初步实现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的市场化转换，在影视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方面，实现全行业的恢复性增长，促使中国电影走出低谷，进入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第二阶段(2011—2015年)，实施中国电影的成长战略。在这一阶段，一方面，要继续进行电影行业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发展和完善各类公司制企业、企业集团的法人治理结构，以资产经营责任制、目标经营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年薪制、期股和期权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各项基础管理和专业管理制度，形成以激励和约束相结合、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用人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为中国电影行业的腾飞奠定坚实的体制、机制和管理基础。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中国电影全行业的业务整合和发展上来。要加快电影、电视、音像和网络企业之间的横向合作和业务重组；抓紧培养各类影视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广泛推行以制片人为中心、以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新型制片制度，逐步与国际电影经营模式接轨；在继续加强电影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电影资源向企业集团和优势企业流动。通过成长战略的实施，初步形成3—5个以大型影视集团和优势企业为龙头、上下游一体化和专业化综合配套的影视产业基地，使行业集中度和综合竞争力有明显增强，影视产品不仅在数量和品种上有较大增长，而且在质量上有较大提升，经济效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同时在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华语电影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第三阶段(2016—2020年)，实施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战略。在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基础上，这一阶段的工作要以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为中心，大力开发和优化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电影资源，在经营理念、经营模式、企业体制和机制、管理制度、人才结构、技术装备水平，以及市场开发和营销策划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同时，在影视产品的题材和内容方面保持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全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到2020年，实现电影年产量和行业利润比2003年翻两番，其中精品和出口不少于三分之一，成为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重要影视产品生产基地，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国家总战略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新世纪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实现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在电影行业的产业政策、法规体系、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管理创新、人才培养、市场建设、剧本创作、营销策略、资本运营等方面制定一整套综合配套的保证措施，是一项需要多方面专家和行业人士广泛参与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
1、建立双向调节引导电影健康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始终是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直接投资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市场不能没有电影，而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一个宽松、和谐、规范的宏观环境。为此，我们认为，应当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双向调节引导电影健康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实现政府由主要“办电影”向主要“管电影”的历史性转变。
所谓“双向调节”是由电影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电影的娱乐功能和产业属性决定了政府应当主要运用法律手段、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来调节电影市场；另一方面，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精神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还应当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投资来对电影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和引导。在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中等发达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为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样做也是必要的。政府在主要运用法律手段、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来调节电影市场时，应当做到“不越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在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投资来对电影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和引导时，应当做到“不缺位”，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在把握二者关系的边界时，应当做到“不错位”。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辨证关系，需要很高的领导艺术和管理经验，这也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中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2、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主体的电影投融资体制
从国际经验看，由于电影广泛采用了现代技术，加之其大银幕、封闭式环境的独特观赏方式，使之具有其它艺术门类所难以比拟的视听效果。因而，电影作为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文化行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做保证，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电影主要依赖国家的财政投资，这种由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弊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已暴露无遗。为此，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主体的电影投融资体制。
首先，由于电影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仍然是一个投资风险较高的行业，同时电影的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能也决定了国家有必要对电影进行投资。因此，国家财政要继续对电影产业的投资给予积极的支持，把以“主旋律”和“精品工程”为重点的电影项目的投融资纳入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年度计划，形成国有资本的投资增长机制；二是结合电影行业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将国有资本从中、小型电影企业退出的收入，用于对国有电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人员安排和坏帐处理，或国有电影集团的再投入，形成国有资本的投资补偿机制；三是在产业政策方面，要继续降低投资门槛，鼓励集体、民营、外资，以及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进入电影行业，采取投资、控股、参股、购并、租赁、承包、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投资电影的剧本创作和影视制作，或对电影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更新，或对国有电影企业进行嫁接改组，形成电影行业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多元投资主体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四是在条件成熟时，有计划地安排电影行业若干具有竞争实力的企业集团或优势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或企业债券，强化资本市场对电影行业改革发展的支持力度。五是探索新的投融资渠道。如设立“中国电影发展基金”，对中国电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关人才进行表彰奖励，或对有关中国电影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资助等。其资金来源，建议由国家财政拨付一部分，其余由有关企业、个人(包括名演员、名导演和国内外各界人士)捐赠。近日，号称“亚洲第一女富豪”的香港企业家龚如心拟投巨资，计划在北京、上海等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建立设备先进、条件优越，能通过互连网同步放映影片的电影院①。这充分说明，只要政策、体制和机制对头，实现中国电影跨越式发展所需资金就不愁没有来源。
3、建立以公司制为主要财产组织形式，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多元投资的电影市场微观主体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企业体制不合理，机制不活，不仅宏观调控会扭曲变样，而且，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应有的动力和活力。电影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它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电影体制改革应当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熟经验，把电影企业改革作为电影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把建立以公司制为主要财产组织形式，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多元投资的市场微观主体，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电影企业改革的目标。
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电影企业。因为国有电影企业不仅具有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我国电影资源的绝大部分，是发展我国电影产业的主导力量，而且由于国有电影企业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多、历史包袱重、改革难度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国有电影企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搞好搞活国有电影企业，是能否实现新世纪我国电影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在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行业特点，依据我国文化产业和电影全行业的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总体安排，在解决国有电影企业的过度负债和不良债务、分离富裕人员和企业办社会的历史包袱，建立出资人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改革，以实施大集团战略为重点的企业改组、改制和建立国有电影企业的退出机制，三项制度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基础管理和专业管理，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存量调整和增量投入，以及如何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等方面，制定系统配套的改革方案。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正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相信不久中央和有关部门将会总结试点经验，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对国有电影企业的改革发展做战略性的安排。
4、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规范发展、多元市场主体的电影市场体系电影市场是电影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中国电影行业的一个薄弱环节。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电影市场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以国有投资为主体的三级发行放映体系已初步解体，但新的市场化的发行放映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而，在这一过程中难免出现诸如发行渠道不畅、拖欠款、票价高等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以及影院设施落后，甚至个别地区看电影难的问题。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阵痛”，依靠传统的执法检查、扫黄打非、罚款停业等行政性手段已无济于事，而只能通过进一步加快改革发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规范发展、多元市场主体的电影市场体系才能最终解决。
实现这样一个改革目标，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是要继续完善电影市场的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二是要继续开放电影市场，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引进新的市场主体，加强电影发行放映队伍的建设，加快对城乡电影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步伐。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规范经营者市场行为和在影票价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多元市场主体有序规范竞争的市场格局；三是要培育电影要素市场。应当指出，电影市场是由电影产品市场和电影要素市场有机构成的一个统一市场，如果只有电影产品市场，而没有人才、技术、产权等电影要素市场，那么，电影市场还是一个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市场。从目前全国市场体系建设的总体情况来看，产品(商品)市场已取得长足的发展，而要素市场则相对滞后。电影行业的情况更是如此。由于电影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对电影资源及其人才、技术、产权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造成极大的障碍，严重影响了电影市场的发展和国有电影企业的改组改制，从而也制约着电影行业的发展壮大。电影要素市场发育迟缓的主要原因，除了在思想观念上对要素市场认识不足外，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计划体制所造成的电影行业严格的行政壁垒，使得电影资源和要素在电影企业和部门的垄断下，变成一种“凝固”状态，从而影响了电影要素市场的形成。为此，首先是要打破电影企业和部门垄断，使得电影资源和要素在企业、行业内外能够自由流动。其次，电影主管部门要对全行业要素市场的建设进行规划，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可以考虑首先建立内部模拟市场，如人才服务中心、剧本交易中心、设备租赁中心等，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规范市场行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使电影要素市场从起步时就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齐勇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