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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竞争。如果你去是为了得胜，那么，反之就是失败。再说参加非竞赛单元也可以为我喜爱的其他电影增色。”———阿莫多瓦
人物聚焦
《坏教育》是一部黑色电影，非常黑色，纯洁如钻石。
多年来，每次会面，阿莫多瓦都会谈到他要拍一部关于他本人在教会学校的学习生涯的电影。现在他终于来了。虽然很多人自认为已经了解了阿莫多瓦和他的电影，但是他还是让世人吃惊、激动、感动。就像所有真正的电影一样，《坏教育》是不可言说的。没有什么线索告诉我们这部电影是什么，也没有线索告诉我们，这部抽屉或镜子一样的电影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技巧，以及种种奇迹般展现在屏幕上的复杂性到底是什么。
种种奇迹并不是天创，而是多年的工作的成果。阿莫多瓦在自己的故事和电影之间有意保持距离，对人物的创造持谨慎态度，这些人物生活在欲望和冲动中。导演爱他们，这爱也投射到了屏幕上。
记者：几年来你一直想着这部电影，为什么你需要这么长时间来完成它呢？
阿莫多瓦：如果没有一个较大的距离的话，这部电影是无法拍摄的。十年前，事情会很不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是部好电影。距离使这个故事酝酿得更好，使我记忆的阴影变得稀薄，较少影响故事、人物。
当然我自己的故事是电影处女作的绝佳选题，不过这就要涉及我自己和神甫的故事了。最好是我把这部电影拍出来，我不能一直再花个十年写啊改啊。为了能够把故事写完，我首先就得把它拍成电影。
记者：看上去你是通过这三个故事展现了西班牙过去的三个时期(1964，1977，1980)，进而描绘西班牙社会的发展？
阿莫多瓦：对，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黯淡的年代、镇压的年代和快乐、自由、享乐主义和轻浮风起云涌的年代，民主的实现，自我毁灭这一自由的发现，我将它们做比较。如果没有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Ignacio不会存在，我也不会存在。
记者：这是你的故事……还是别人的？
阿莫多瓦：我和每个人物在一起，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个自传电影，但是我讲述的不是我的生活。
记者：就像在《对她说》中出现的摄像机？
阿莫多瓦：嗯。《坏教育》玩弄了这种镜像效果，不同时刻和时代，重复某些情节能创造一种恒定、持续的气氛。这一点让我着迷：每部电影是惟一的，表现了人生中的某一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惟一的。即使是重拍，影片也不是同一部。
想象一下《坏教育》的什么续集，那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明天重看此片，你将看到不同的东西。当神甫这一人物参加死亡一场的拍摄的时候，场景是虚构，但是看着电影拍摄过程，就像在镜子里一样，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人物于是分身，变成两个或者更多。
观众进电影院，是为了在屏幕上攫取自己生活的反射。我过去从来没有运用过此类反射。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将它看成一部黑色电影的？
阿莫多瓦：开始，它有点像个恐怖电影、哥特故事。然后，成为了两兄弟的故事，然后，我发现伯兰格这个还俗的神甫，这个人物使我想到了黑色电影。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幽默在电影中彻底不见踪影，直到后来才重新出现。
在寻找人物的过程中，我想到了梅尔维尔的主人公们，他们严肃、深沉、非常男性化：一个刻板的男人与他一个旧日男学生重逢，而后者变成了女人。那学生给了他一剂海洛因要把他杀掉。这个场景使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人物。
记者：为什么马诺洛神甫要还俗？
阿莫多瓦：我首先想避免做作不真实，如果人物一直是教士，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我讨厌教士，但是为了表现我的厌恶而拍一部电影会显得很无聊。我从小接受的是宗教教育，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精神病患学校，我们的精神无可避免地被扭曲。我很早就失去信仰，但我对宗教仪式很感兴趣：我在人物身上表现了我对那些宗教仪式的印象。于是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就成为了人物的礼拜仪式。当孩子唱着罗西尼的垂怜经，他并不是唱给上帝听，而是唱给另外一个孩子听。唱歌的孩子，听着的孩子，和神甫，神甫没有朝着上帝，而是看着孩子，这形成了个三角关系。这一仪式可以使我表现出人物间的关系！
记者：这部电影在西班牙引起了什么反应？
阿莫多瓦：在影片首映那天，电影院前有极右派的游行。但这是因为右派在选举中失利，所以这些游行更多的是反对我，而不是反对电影本身。
记者：为什么你参加了戛纳的非竞赛单元？
阿莫多瓦：我不喜欢竞争。如果你去是为了得胜，那么，反之就是失败。再说参加非竞赛单元也可以为我喜爱的其他电影增色。来源法国新观察报编译刘晓艳(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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