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在《卡拉是条狗》中的表演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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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在《卡拉是条狗》中友情客串
老二突然对自己的“境遇”有了刹那的洞察
路学长的电影处女作《长大成人》正式放映时间是1998年，这比他的同班同学王小帅(《冬春的日子》1993年)、娄烨(《周末情人》1993年)的电影处女作诞生的时间要晚了整5年，很多的评论将这部原名《钢铁是这样练成》的影片视为“第六代”的代表作，其历经3年修改8次的遭遇甚至被当成广告词印刷到了电影海报上(按路学长自己的说法是11次修改)，经过大修的影片不仅作者自己的表达没有完成，连电影形态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可影片
上映后，仍然受到不少年轻观众的认可。撇开影片的表达是否完整是否独立来说，路学长为自己的电影获得合法上映的身份所经历的漫长努力是完全可以写进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之后，路学长有了他的第二部影片《非常夏日》，这部影片也同样遭遇了变更片名的坎坷命运，原先的片名《光天化日》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夏日》。影片公映后，其过于浓烈的商业色彩，以及对市场的妥协，使得一度对路学长寄予厚望的人深感失落，疑问也随之而来，路学长是否会象张元那样主动向主流电影“投怀送抱”，重拍《江姐》，或者象何建军那样彻底告别“地下身份”以失败的《蝴蝶的微笑》完成自己艺术上的自杀。
路学长并没有急不可待地为自己进行任何的辩解，平日里也很少见他在媒体上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创作。路学长是一个拥有合法电影拍摄权利的导演，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拥有了一切，而同样，众多尚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事物并不代表它本身没有尊严，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法则”，对电影而言，同样如此。
2003年3月，路学长带来了他的新片《卡拉是条狗》，在这部影片里，他似乎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蜕变，他以平和而又辛辣的笔触将自己的摄影机对准了掩藏在生命里的真实，这部影片堪称路学长电影生涯的一次小小的总结，他讲述的依然是从《长大成人》和《非常夏日》贯穿下来的关于寻找的故事，《长大成人》寻找的影响自己成长的人，那个人未必是影响他全部人生的人；《非常夏日》寻找的是一个罪犯，那个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的罪犯未必能解决他面临的所有道德困境。《卡拉是条狗》寻找的是一条没有合法身份(养狗证)的小狗，路学长的主人公由先前的第一称“我”变成了“他”。如果说他的前两部影片的寻找仅限于寻找，《卡拉是条狗》的寻找却有了重大的发现。路学长的发现如同对他的电影生涯的自省一样，作为一个导演，他必须拥有合法的身份，也就是说，他需要话语的权利，可是，拥有这个权利的目的是什么？在赢得合法的身份的过程中你有怎样的作为？你必须不断地四分五裂还是依然有勇气回到真实面前？
葛优在《卡拉是条狗》中，扮演的是一个已经在当前处于边缘的一个机床厂的工人，他有个充满嘲讽意味的名字“老二”，而不是“老大”。老二的老婆玉兰是一个下岗工人，他们的儿子亮亮在上中学，亮亮的生命中也肯定有很多的危机，路学长没有把笔墨花在亮亮的身上，而是给了老二。玉兰在老二上夜班的时候带着小狗“卡拉”去遛弯，卡拉被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如果不能在20小时内给卡拉上一个户口，卡拉就要从老二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可办户口的5000元钱对穷困潦倒的老二来说是一笔巨款。老二该怎么办？他会放弃还是会坚持？让我惊讶的是影片并没有去着力呈现老二找回卡拉的艰难，而是逐渐带出老二鲜为人知的“真实生活”，20小时的时间里，老二被遮蔽的真实生活开始显影，他的昏沉、麻木以及无聊和暧昧，混杂在一起，滋生出一种力量，他要“为自己的尊严”而生活。为自己活，为自己的内心生活不受到外部侵犯而活。可以说，老二的处境比那个贫嘴张大明还要艰困，他也完全可以用自虐、自轻自贱的方式来应对现实的无奈和生活中的种种混乱，老二却并不甘心，他在被警察误认为狗贩子抓走的警车上，突然对自己的“境遇”有了刹那的的洞察，对自己的人格被降格被贬损的处境有了发现，他感觉到自己绝大多数的时候甚至连狗都不如。当然，这样的洞察并不意味着老二的外部生活将得到全部改善，他的人生从此踏上康庄大道。可一点点的洞察就足够了，老二对自己的混沌有了自省，他从此将背负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为自己的快乐做决定。毋庸置疑，这样的洞察在国产影片当中是罕见的，也是极其宝贵的。相比那部几乎狰狞地叫着“我愿意当奴才”的《英雄》，《卡拉是条狗》可以说头一次公开地宣称，我是一个人，抑或说我是一条狗，我也拥有完整的人性和全部的尊严，我不要残破的生活，我不必左顾右盼，我是为自己而活的。
路学长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还是一个狗道主义者。他和他的影片《卡拉是条狗》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将因此拥有坦然面对整个世界的力量。身份不再是一个困扰路学长的问题，尊严却是来自生命内里的一种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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