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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出演张思德
由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公司、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电影《张思德》已进入最后也是最紧张的拍摄阶段。从4月1日中影集团下达一号生产令到现在，短短三个多月就要“白手起家”拍竣一部电影，这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先例。《张思德》将会是一部怎样的“主旋律”电影？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60年前毛主席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能否通过这部电影在今天影响更多的人？抱着诸多疑问，记者日前来到延安。
《张思德》剧组的“活动范围”多在山沟里。尽管延安现在已经种了不少树，但记者还是一路“蹚着土”扎进山沟。见到导演等一行人，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皮肤之“黑”。以导演尹力为代表，剧组成员由于终日暴露在烈日之下，肤色黝黑超乎我们的想象。这里的海拔有一千多米，沟壑纵横，黄土高坡上没有任何遮拦，使得天光甚亮，直到晚上八点钟还可拍摄，无形间给剧组加班加点创造了“理由”。
记者到达杨家沟时剧组正在拍摄一组过场戏，说的是张思德和战友背着一只羊回到部队驻地准备给大家改善伙食，窑洞前却乱了起来，原来是一批伤员刚从前线被送回来，大家都忙着去抢救。只见小小的一片山坡布景十分细致，几孔“破旧”的窑洞遮着印有红十字的门帘，山坡上一辆旧式的大卡车呼啸着冲下山坡，与送伤员归来的马队相遇。张思德他们则从一辆车门上印有“宋庆龄基金会捐赠”的黑色老爷车上跳下来，看到伤员，心情一下变得十分沉重。尽管这组镜头体现在影片中只是短短一会儿，却被导演要求反复拍了六遍之多，在场记者无不感叹比起现在诸多电视剧流水作业似的拍摄方式，这部电影的拍摄显然无处不是在“精雕细刻”。
《张思德》的“诞生”：整个过程好像打仗
说起《张思德》的拍摄过程，导演尹力像是在说“快板书”。
“今年3月12日，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打电话给我，说9月8日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的日子。他向我提议是否可以拍摄一部以张思德事迹为主题的电影，借此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3月18日，我约了作家刘恒请他出任编剧，随后又约了中影集团的文学策划部主任和总经理韩三平，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加入这部影片的拍摄，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中影拿出了100万作为《张思德》的启动资金，4月1日就下达了一号生产令。”
为了尽快地“找到”张思德，尹力率众人奔赴了陕北。“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米脂、绥德这些更偏远的地区去寻找外景地，我和刘恒则是把延安遛了个遍。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南泥湾等等毛主席当年生活过的地方给了我们不少灵感，刘恒告诉我他不想把张思德这位英雄描写得‘高、大、全’，而是想从细节入手，表现这个小人物，而恰恰这样的小人物在革命队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4月30日，刘恒把《张思德》剧本传到了尹力的电子邮箱中，尹力迅速把剧本送到有关部门审查。终于在5月9日，《张思德》剧组得以成行，15日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接下来的每一天，拍摄的紧张程度好像打仗一般，附近的老乡见后得出“拍电影的人都不睡觉”的结论。实际上，这“不睡觉”的苦衷只有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因为这部片子真的应了“时间紧、任务重”这句话，白天需要加紧拍摄，而大量的布景任务只能在夜间拍戏的间隙完成，所以大家只能是白天黑夜连轴转，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导
演把片子带回北京剪辑，尹力只能利用夜里在旅馆临时机房中完成片子的粗剪。
《张思德》的准备：选景曲折制景复杂
有人用迅驰来形容尹力导演拍戏,这不仅是说他思维敏捷，也是形容他拍戏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家都知道他对电影的每一个细节都“抠”得很仔细，剧组中如果有人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在记者面前，这位要求严格的导演惟独对《张思德》的美术设计师卢月林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设计师，卢月林有几十年的影视剧设计经验。卢月林告诉记者，从事黑白片的场景设计还是自己工作多年来的第一次:“我曾经参加过另一部‘倒计时’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的拍摄，不同的是，那部电影开拍时有完整的剧本，我可以根据它准备演员所需要的道具，构思电影的画面。但《张思德》决定拍摄时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无所有’状态，我和导演来到延安选景，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原来今天的延安由于大搞绿化工程治理荒山，处处呈现出郁郁葱葱
的风景。这虽然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但却给电影的拍摄增添了许多难度。为了找到黄土高坡的感觉，卢月林等人每天驱车几百公里,转遍了延安周围的县，终于在榆林、米脂一带发现了真正的黄土高坡，但是山上的窑洞不是太破就是太新，于是，在他的指挥下硬是在山上搭起了逼真的旧窑洞，连窗户纸都做出了风吹雨淋的痕迹。有趣的是，本来摄制组与当地有关部门在拍摄前签订的协议是电影拍摄完毕就将这些布景拆除，但现在村民们已经对这些可以乱真的窑洞从心里接受下来，要求把这些布景保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除了选景的曲折，《张思德》每场戏的制景工作也相当复杂。导演要求“重现历史”，但是有关张思德故事的细节却无从考证。比如延安时期的“洛杉矶幼儿园”该是什么样子？为了找到毛主席那部“介于吉普车和轿车间模样的车”,卢月林转遍了北京的旧车市场但一无所获，最后他把北影院中的一辆古董“雪佛兰”轿车进行了改造，为了达到导演提出的“每一个道具都禁得起拍特写”的要求，车门两侧分别写上了“宋庆龄基金会捐赠”和“洛杉矶洗衣工会”字样，这样，观众在看电影时，可以感受到延安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正是这样，才促使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
《张思德》的拍摄：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
“时间紧、任务重，但这些不是电影降低标准的理由。恰恰相反，我将在这部电影中探索‘主旋律’影片的新的表现形式。”记者面前的尹力，由于劳累过度刚刚输了两天液，但是一谈起《张思德》，他立刻来了精神。“我们这一代人，对张思德的熟悉来自儿时的记忆，我对张思德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的英雄事迹，可是说不清在生活中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接下拍摄任务的初期，尹力曾颇为苦恼，有关张思德的一切在他心中几乎可以用11个字概括：张思德、毛主席、为人民服务。
到延安之后，尹力常常会拿起《毛选》四卷翻阅，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电影复原历史场景，“在这部电影中，观众将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毛主席就在前方即兴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但是，如何向观众传达这种革命的感情？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既不是借助汹涌澎湃的交响乐来烘托主题，也不是像其他延安题材的影视作品那样通过反复出现的宝塔山和延河水这样的‘革命符号’来强加给观众革命的概念，相反，在电影《张思德》中，它们很少出现，我更希望这部影片是朴素而写实的，影片中的道具、布景十分重要，通过它们，观众将感受到大量的革命岁月的‘信息’和革命的‘气氛’，这些都将是独特而重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最终决定选择用黑白胶片拍摄的原因。我认为彩色片固然能给人一种感观上的满足，但是用它来表现那段革命的岁月容易给人留下不真实的感觉。我不想营造历史，而是想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但是，我在两场戏中也运用了颜色，一场戏是说周总理给毛主席一把红枣，另一场是‘哑巴’为牺牲的张思德献上一把红枣，那把红枣的红色十分突出，我想在这里颜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对于这部电影未来的票房，导演尹力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他来说，主旋律影片如何与市场接轨，如何拍摄得更有艺术品位，是与票房同等重要的话题。“票房不是唯一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张思德》如果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来看，如果他们看完能知道‘为人民服务’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导演我将感到非常欣慰！”文/本报记者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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