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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抗抗小说《作女》改编的电视剧《卓尔的故事》播出后，引起了一场关于“作女”的争议。张抗抗认为原小说的精神已经被电视剧抽空，《卓尔的故事》与《作女》已没有内在的联系。而电视剧主创方面的回应则是：电视剧只是借用了原著小说的故事形态，勿用小说标准来衡量电视剧改编。小说原作改编电视剧引发的几轮争议，其实体现了当下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普遍问题，包括影视改编与原作的关系、影视改编对观众的引导方向等。对于之前电视剧主创方面对“作女”精神的解读，对于小说与影
视改编的关系问题，张抗抗最终发表了意见。
“作女”不应是刘慧芳
这次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作女”这个概念理解的分歧，在表现“作”的精神上，两方面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主创方面认为《作女》的改编应适合电视剧这种载体，而张抗抗质疑的不是删节掉“性”场面，而是《卓尔的故事》与《作女》已没有任何内在联系。
张抗抗说：“看了《卓尔的故事》，我觉得袁立演的卓尔挺可爱，但我觉得小说的基调，卓尔恰恰不应该那么可爱，‘作女’们那些违反常情的行为，有时甚至让人讨厌。这个人物塑造得太完美了，其实，‘作女’本身带有很大的缺陷，如果像电视剧里的卓尔那样善良纯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社会早就认可她了，‘作女’也就不会被社会排斥了。”
“两周前在北京电视台做阿忆的《非常接触》的读书节目，阿忆说他看了电视剧光盘，觉得卓尔像现代版的刘慧芳。我当时还没看过，觉得非常惊讶。因为这完全不是我写作的初衷，有一种被偷天换日的感觉。如果细读原作，会发现目前电视剧中最出彩的情节和细节，都来自于原小说文本。剧本中增加了马秀秀和小胡子的那条线索，但完全看不出来这条线索同‘作女’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丁丁爱上卓尔的弟弟，最后去了美国，都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电视作品强调“大众”已成为借口
张抗抗认为，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视剧的一个难题就是过于“形似神不似”，为了迎合观众而做。“‘作女’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从许多活生生的女人生活表象中，提取出来的‘不断放弃又不断开始’的现代女性精神。我写《作女》，就是为了表现当代女性生活中那些非常态的现象，而电视剧却变成了‘常态’。那种常态的生活方式，早已被许多电视剧不厌其烦地重复过了，因而我说《卓尔的故事》不是《作女》。电视作品创作总是强调‘大众’，它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借口。这个潜台词就是大众只配享用‘粗茶淡饭’，‘大众’的理解力其实已远远高出制作者的预想，这也是电视剧创作始终只能在消费和娱乐的层面上徘徊的原因。”
张抗抗认为电视剧的偏差在于“作女”不“作”，她说：“汉语方言中的‘作’字原本是一个贬义词，《作女》就是要对这种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定位进行质疑。卓尔‘作’的欲望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物质条件，也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要让自己活得像自己、让生命力得到最充分的张扬、使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所以她只能不断地同自己较劲。女性面临着强大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作女’们表现出
来种种不近情理的自我折磨，实际上是女性的另一种反抗形式，‘作女’如果不‘作’，就消解了作品的进步性，当初我也根本不会有创作这部小说的冲动，电视剧也少了新意。”
原作者至少有权利表示惋惜
文学作品走上荧屏一直面临着众口难调的问题，应该说文学这种小众文化，有了电视大众文化的承载，对观众是一件幸事，对制作方是一种商机。制作者为两者是不同的载体，无可比性，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
张抗抗认为两者不能分家：“影视改编文学作品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卓尔的故事》不是一部原创的电视剧，而是根据小说《作女》改编的。从改编到拍摄、到片子剪辑完成后送审的全过程，用的都是原小说《作女》的书名，直到最后才改成《卓尔的故事》。制作公司完成上
市销售的光盘，名字也叫《作女》，可见它希望并力求传播的是原作品的精神。”
虽然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已经不是同一种艺术式样，很难在同一层面上来讨论，但张抗抗表示：“许多作家对此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作者有时看着作品被人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东西，也只能默认。但小说毕竟是自己的孩子，面对一部从精神内涵上被抽空的作品，原作者至少有权利表示一点惋惜吧。”在采访中，张抗抗认为“影视话语霸权”是眼下电视作品的致命伤，也严重损伤文学的个性，有合理的讨论空间，才能促进文学作品影视改编水平的提高。
张抗抗说：“比如小说《作女》一开篇的两页内容(企图不择手段让男上司同意她去南极)，本来只是卓尔在走投无路中瞎琢磨又很快被她自己抛弃的一些念头，而在电视剧中，却用了整整半集的篇幅加以大肆渲染，卓尔试图‘勾引’男上司的种种设想，变成了实景，被表演得津津乐道、淋漓尽致，其格调和品位令人生疑。演员如果只读剧本，会丢失原著中很多原汁原味的文学营养。我想说的是：当文学通过影视的媒介，向更多人传播的过程中，‘影视话语霸权’会造成对文学品质的极大伤害。”文/本报记者 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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