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饶颖告赵忠祥人身损害案上诉期的最后一天，她早早向丰台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在谈到赵忠祥时，她已不愿意称呼其名，而是用了“赵某某”这样的字眼。无独有偶，周彦宏在谈及李厚霖时，也表示不愿意说这个名字，“还是叫李先生比较好”。在王纳文与高峰的交锋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王纳文在接受采访时，同样尽可能地不说“高峰”两字，而更多地用“他”来表述。
不说对方名字，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为尊者讳，不敢直呼其名；一是心里恨极了对方，觉得说他的名字会对不起自己心中的仇恨。作为个人情绪的一种表达，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谁都知道，这对于事件的发生发展，不会有什么有利于己的推动力。
两情相悦时，床头枕边的称谓，大抵不外乎“达令”、“心肝”、“宝贝”之类，这是我们有限的想象，但已经颇有几分肉麻的不自在。以上几位女主人公，分别和“赵某某”、“李先生”及“他”有曾经沧海的嫌疑或事实，然而，物是人非，眼下恩义不再，赵、李、高三人便从“达令”之类沦为“赵某某”、“李先生”及“他”这样一种面目模糊的称谓。
饶颖、周彦宏、王纳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似的个人表达方式，其仇恨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把这六个人从具体的是非恩怨中剥离出来，还有一个可供归纳的“共性”———相对于三位男主人公，女主人公都属弱势群体。读者从三位女主人公的愤怒之中，也都能读出一点凄苦和无奈的味道。
对这几位“弱势”女主人公的“身世飘零”，善良的读者尽可以给予无限的同情，但感性的同情替代不了理性的评判。抛开具体的个案，就普遍情形来说，对“强势”的孜孜以求———包括地位、金钱和权力，往往成为女明星“自掘坟墓”的开始，“驱而纳诸罟攫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在一个不对等的平台上，两性关系尤为脆弱。
许多富人都喜欢以泡上女明星来彰显自己的虚荣。同样，有许多女明星在富人面前愿意“自荐枕席”来获得自己的需求。双边关系建立在虚荣和欲望的基础之上，一有什么牵涉到利害关系的外力，自然一触即溃。
饶、周、王三人一再向公众强调当年一段情的“纯洁”。但是如果后来者没有从这些“纯洁”的“爱情”中吸取一些教训，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还会有更多的“赵某某”、“李先生”及“他”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林如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