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调查：拆解《下一个奇迹》营收模式
产业模式：定制式电影服务？企业包场成营收渠道？
【一位电影制片人曾经遇到过跟《下一个奇迹》类似的模式——有安利公司的人找来想要做一部以安利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对方称不管票房，只靠安利的员工和学员，就能收回成本。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分析，只要有可预期的特定受众群，跟投资人或相关机构的需求达成一致，就可以通过包场等模式进行预售。“电影除了是艺术是商品，也是载体和媒介。这家公司其实是将载体和媒介两种属性结合在一起，完成了这样一种模式。”】
“我们已经设定了目标，未来要拍101部这样的电影。”梁凯恩说。在《下一个奇迹》之后，他将复制、生产更多的“奇迹”，持续拍摄励志型影片，全部取材自真人真事，投资也将继续寻求企业家们的支持，将这一模式延续下去。
梁凯恩透露，目前他一直在搜集各种励志型的故事，未来在创作上一部电影的主人公有可能是融合了多个不同原型最终杜撰出来的人物，而不一定是以单人故事为主。“我们主要是传递精神，而这种精神是目前创业者、管理者都需要的。”除此之外，他们也在着手做电影《下一个奇迹》的解读版，可能是以演讲的方式进行呈现，目的是帮助企业员工在看过影片之后更深入的理解片中所要传达的意义。“(企业家)你不懂得解读这部电影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解读。你带员工看完之后，再放映解读版，然后进行分享会，员工就会有成长。”梁凯恩说。包场对于许多企业家来讲多是基于冲动，而解读版会给企业家带来实际的帮助，这样“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自然直击企业大佬们的内心需求。当然，梁凯恩及其团队也有对于自身项目发展的考量。“这样下次我们再拍一部电影，他们就会更愿意出来包场。”
电影还未上映，梁凯恩已经制定了一个五年目标，而这一目标却并非孤立的电影项目，而是与其公司主营业务息息相关，甚至捆绑在一起——到2017年，梁凯恩预备在全亚洲开设1500个培训据点，每个据点每一部电影包一场，那就是7500场。他们预备每年拍摄4部电影，“每部保底票房2亿。(这个数字)只是包场，不包括影院放映。”这究竟是可以实现的现实，还是想象中的下一个奇迹，不得而知。
梁凯恩团队透露，他们想要打造一条产业链，而并不是单纯做一两部片子这么简单。他们在思考如何提升制作水准，并且网罗人才、培育新生力量。他们希望在5年之内要和好莱坞团队合作，要请到重量级大导演和有号召力的知名演员。“我想请谢霆峰，我想请木村拓哉，日本找一个最顶尖的，中国找一个最顶尖的，韩国找一个最顶尖的，我想要全亚洲合作的电影。跟最厉害的人合作才会有收获。我们的专业就是把所有看得到的成功，全部变成可复制的模式。”梁凯恩说。此外，他们也会启动微电影项目，计划每月拍摄6到10部微电影，用来培养一个团队，从各大影视院校中吸收新生代力量，从中也能为电影项目持续性的培育选拔优秀人才。“激励团队是我们的专项，我一定可以吸引很多有志之士来一起努力。”梁凯恩说。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诸多电影企业都已意识到，单一的票房收入已不再是电影收入的唯一主线，非票房营销力量正逐渐强大。《手机》《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等影片还未上映便靠植入广告等方式收回投资；《唐山大地震》上映，全国诸多企业包场邀请员工、客户观看影片，感受唐山精神；电影《杨善洲》上映一个多月之后，剧场仍在接纳企事业单位的包场；有报道显示，《建国大业》在香港上映之前，团体订票票房就已经高达200万港元，几乎相当于当时一部普通香港电影的本土票房；《建党伟业》首映第一天广州重点影院包场已有100多场，创下单天票房纪录……
但《下一个奇迹》的企业包场仍是有别于传统模式，其营收方式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也属另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影制片人坦言，《下一个奇迹》的企业包场与传统意义上包场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包场企业更看重影片的观赏性，丰富员工娱乐休闲生活，或许能增加团队凝聚力，但那只是附加价值。不同的是，为《下一个奇迹》买单的企业家们似乎更看重影片的学习性，作为内训教材的价值远高于影片观赏价值。该制片人认为，梁凯恩的这种模式“很牛”，而电影对于梁氏团队来说也绝非“艺术”，他们只是打了艺术的擦边球。“他们将电影看做是主营业务的附属品，是营销工具，是一种满足其消费对象需求的特殊手段。相比演讲和培训课程，在院线进行公映的电影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会更大，这一点他的团队很清楚。”该制片人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电影产业研究者尹鸿同样认为，梁氏团队对于电影的诉求与普通制作方不同。“电影除了是艺术是商品，也是载体和媒介。这家公司其实是将载体和媒介两种属性结合在一起，完成了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这样的模式能否给业内一些借鉴和思考？电影制片人认为这是个案，很难供其他制作方参考和复制。“只适用于这类培训机构。比如前些年有安利公司的人来找我谈，想要做一部以安利公司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对方称不管票房，只靠安利的员工和学员，就能收回成本。”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员副院长尹鸿认为，其规律是可以复制的。在此之前，包场形式便已经成为主旋律电影、城市定制电影的一大营收渠道，而在音乐领域、舞台剧领域也都早有先例。尹鸿介绍，对于大部分电影来讲，因为版权价值低，所以国内影院的收入将占到电影整体营收的80%左右，甚至更多。但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电影是非商业资金投入拍摄，其中甚至有些并没有进过商业院线，但却没有赔本过，这类影片实际上也并没有营收的需求。这其中包括一部分主旋律影片，另外展现个别城市特色的电影在当地也往往是这么做的。“只要具备包场要素，有可预期的特定的受众群，跟投资人或相关机构的需求达成一致，就可以通过包场等模式进行预售活动。比如，清华大学如果要拍一部电影，一定会有很多清华的校友去看，其实这是同样的道理。”尹鸿说。
而对于梁凯恩团队来讲，做这样一件事似乎更是稳赚不赔。有业内人士分析，他们将拍摄的励志类电影看做提供给企业家们的内训教案，事实上这样的影片对于梁凯恩团队本身来讲同样是个很好的激励方式。在电影的持续公共宣传、院线公映以及梁凯恩向学员们内部传播过程中，对于宣传其公司的品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都是很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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