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北京最火爆的一场演出，当属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3月3日晚在北京举行的“丝路之旅”音乐会。世纪剧院内座无虚席，连通道里也坐满了人。

　　在此之前，马友友已经来华演出过3次。1985年11月他首次来华，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与亚洲青年交响乐团同行来做巡演，1998年5月，他又与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有过合作。对于马友友前几次的到来，公众和媒体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关注。这一次不同了，人们对这位早已享誉全球的大提琴家表现得特别热烈。这也许和他为获得10项奥斯卡大奖提名的热门影片《卧虎藏龙》演奏配乐有关。但在3月3日演出前的媒体见面会上，没有一位记者向马友友提及他为影片《卧虎藏龙》配乐的问题。　　

　　有记者请他讲述有关“丝路之旅”演出计划的要旨和目的，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做一种努力，就是能在悠久而多样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一种方法，使它能够跨越时空、国界和种族，成为一种人们共通的国际化的传统。说到传统，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件传家宝，我们不仅要珍藏，更需要一代代地传下去。但是音乐这件宝贝和文物不同，它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传统，一种需要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传统。我们既要从心里来珍惜它，更要赋予它新的生命，而且还要让你的朋友和邻居也能认识它和欣赏它。丝路计划就是这样，我们约请作曲家来创作以丝路为主题的音乐，并通过音乐来展现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风俗民情。”

　　“那么你认为怎样在音乐中来体现那种跨时空、跨国界和跨种族的文化传统呢？”有记者问。

　　马友友回答：“我想，我们将要举行的这场音乐会以及我们这个丝路合奏团就是一个证明。赵季平老师是来自丝绸之路的源头西安的作曲家，这次他专为我们创作了一首很好的作品。法兰兹-阿里—萨德是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女作曲家，她为我们创作了另一种味道的丝路音乐。朱践耳老师的作品描写的是想象中的唐朝时期的塞外风光。我们各自的乐器也是如此，有从西域传至中国的琵琶、二胡，有中国本土的笙、巴乌和筝，有印度的塔布拉手鼓，还有欧洲的钢琴和大提琴。我想，这些不同的组合融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共通的音乐意韵。”　　

　　“有人称你是一位人文主义艺术家。请问你怎样理解一个艺术家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的责任？”我问。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不过讲起来也很复杂。我想用卡萨尔斯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来简单地说一下。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能来做音乐家，最后，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大提琴家。’我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

　　我又问：“当今不少古典音乐家都在‘跨界’，比如小提琴家穆洛娃、克莱默等都在热衷演奏爵士乐。近年的古典音乐唱片市场也不太景气，这意味着什么？你认为古典音乐在21世纪的命运会怎样？另外，你对流行音乐有怎样的看法？”

　　“古典音乐的未来到底怎样，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天的古典音乐并不是生来就是古典的，在当初都是现代音乐，而且很大成分上也来自当时的流行音乐或民间音乐。像巴赫的那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就有多首取材于民间舞曲，这些舞曲在当时都十分流行。而我们今天创作的音乐，也会成为将来的古典音乐。”

　　马友友还谈到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子17岁，女儿14岁，两个孩子也都学习音乐，但“不是为了当职业音乐家和参加比赛，而是为了让他们学会一种可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语言”。

　　当有人提起两年前他不慎将自己的大提琴丢在出租车上的经历时，他笑着说：“我拉了41年的大提琴，可是现在总有人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就是那个把大提琴丢在出租车上的人吧？’看来，一个人可不能做错事，你做了许多好事也许没人说，但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人们往往会记住。你们看，我丢琴的知名度是多么地高。”

　　在当晚的音乐会上，马友友拥着他那把失而复得的“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与6位丝路合奏团的成员默契合作，在上半场分别演奏了赵季平的《关山月————丝绸之路写意》、法兰兹-阿里—萨德的《哈尔比风格》和朱践耳的《丝路寻梦》。三首作品，三种组合，三种乐境。三首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一些现代音乐的写作技法，演奏也有许多新奇实验的色彩，如《哈尔比风格》中的预置钢琴，演奏者几乎不用键盘，而是起身直接在琴箱的弦上拨奏或敲击。

　　下半场是马友友一人独奏，演奏的是匈牙利著名作曲家佐尔坦-柯达依的《大提琴独奏奏鸣曲》。这是世界大提琴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因其演奏技巧的要求之高，遂有大提琴家的“试金石”之称。马友友将三个乐章演绎得淋漓尽致、气势辉煌，充分显示出他超凡的功力和才华。

　　在听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马友友多次返场，最后以影片《卧虎藏龙》的音乐片断博得满场喝彩……(南方周末/文：刘伟；摄：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