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依轮完全属于标准运动员的身材……”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如果有一天我出门摔个跟头把头磕破了，我肯定想，幸亏磕得轻，没把我磕死
林依轮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与舞台上的那“只”欢蹦乱跳的“爱清鸟”判若两……”鸟”——
我：约到你很难啊，你是属于不好找的，凡是不好找的都是当前最走红的。
林依轮：(笑)是吗，我是比较忙，总在演出。我就喜欢演出。前些日子某媒体不是封了我一个“最佳走穴奖”嘛，要”封杀”我。
我：你没跟他们理论理论？
林依轮：没必要，那样会很累的。
我：你对“封杀”怎么看？
林依轮：再苦的事我都经历了，“封杀”？能把我“封杀”成什么样啊，不让我唱歌，我看大门去行不行，有时候我在街上走，听到旁边有人议论：“哎，快看，林依轮！”
“林依轮？林依轮是谁呀？”
“林依轮都不知道，唱歌的呀！”
“那怎么了？林依轮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心说我招你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一段时间还有人传，林依轮和谁谁是同性恋。(笑)如果我林依轮也是同性恋，世界上可能就没有男人了。有一次我去参加“幸福工程”的义演，先到一个饭店集中。中午我赶那儿，挺累的，人家说去给做碗面吃，我就在那儿等着。旁边就坐着一桌，在那儿聊天儿，故意让我听见：“他们这些演员，什么义演啊，拿的钱不比谁少！那次我很生气，想说他们几句，但最后还是忍了。我看了看他们，站起来就走了，面也没吃。”
中央电视台赈灾义演的前几天，那是第几次洪峰啊？还没有大规模的号召人们去捐款捐物。我在自己家门口，找了家银行就进去了。刚拿的演出费，我说把这钱捐了。银行里的那些人看着我，觉得特惊呀。因为他们只是得到一个口头的消息，说可能过几天会捐款。后来他们打电话到总行去问，说如果有人捐钱需要臬办理。有人说：“应该做一下宣传呀，这捐了不白捐了嘛？”还有人说：“他们那么有钱，捐这点儿钱算什么呀！”(苦笑)到银行把钱捐了，不写自己的名字，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好。你做善事，大肆宣扬的目的是什么？是捧这些演员？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些演员不光是在人前“光芒四射”，挣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子，还应该做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导向的问题，但我还算比较好的，媒体对我还较客气，而且我也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演出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商业演出，吃饭的时候那个经理给我敬洒，他都哭了，他说，我没想到你能站那儿唱10首歌！有的歌手我怎么求都不多唱一首。我能演出、说明了我这个演员的价值。出去演出我一般都是唱7首8首。人家能花钱来听我唱歌，我觉得是给我脸，所以我一直很尊重歌迷，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感受。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上次几个演员跟观众发生冲突了、有一个人就骂：“我们当你是个玩意儿你就是个玩意儿，我们要不当你是个玩意儿你就是个狗屁！”虽然骂得粗，但是我觉得真是挺对的。
我：谈谈你的过去吧——
林依轮：(较长时间的沉默〕
我：说说童年……
林依轮：我从不跟人提起我的童年。
我：为什么？
林依轮：我觉得那是挺耻辱的一件事，从小我就有一种感觉，低人一等。后来我明白了，童年的不幸不是我的过错。有时候人家跟我接触，认为我高傲，其实那是我的一种自卑，被别人误认为是我的高傲。包括我现在跟您聊天，我也有很多的保留。也可能是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强了……；我从小最怕的就是挨打。
挨打
用“文革”那会儿的话说，我出身不好。我一生下来爸爸就是“走资派”、“反革命”，被关进了监狱。爸爸以前是军人，转业以后去了河北省歌舞剧院，当了团长。我是”武斗”结束的时候出生的，只有妈妈一个人带着我。我两个月的时候“造反派”对我爸管得松了点儿，妈妈抱着我去看爸爸，算是见了一面。我1岁的时候，爸爸被放出来了，听我妈说，从我1岁开始，我爸就老打我。孩子晚上尿个炕什么的很正常，他把我倒拎起来打。从小我就生活在极度的恐慌之中。玩具我都不敢碰，怕碰坏了以后挨打。我四五岁的时候他又被抓进去了。这一次时间就长了，关了5年。那一天抓他的时候我在场，先抄家，然后就把人带走了。隔一段时间开一次我爸爸的批斗会。用卡车把我爸爸拉到大院里，我们家也得出来，站在旁边陪斗。那时候我哥跟我姐都在北京，只有我和我妈在石家庄。我妈就带着我陪斗。批斗完，再用卡车把我爸爸拉走。
有一次他特别想见我，就跟监狱里的人说好话，人家说拘留期间不许见家里人。我爸说，那我上厕所可不可以，那些人同意了。一天在大院里批斗完了，他就去上厕所。有人就跑来给我妈报信，说老林现在在厕所，快带着儿子去！我妈妈还不能跟我一块儿去，那样大显眼。就让我自己去，我说我不敢。妈妈冲我喊：“快去！快去！”厕所在小后院。爸爸在厕所里等我，我就进了厕所，进去没敢看他，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看我。我出来的时候妈妈在外边迎着我，一直逼着让我叫爸爸，我叫不出来。监狱的人已经拖着爸爸走了很远了，我才叫了一声“爸爸”，估计他也没听见。我在10岁之前胆子很小，给人感觉特别笨，甚至有点弱智。比如过一个台阶，离台阶四五步远的时候我得先蹲下，坐在台阶上，然后把一只脚迈过去，然后再把另一只脚迈过去，然后再站起来走。甚至过个门坎儿都得绊一下，老摔跤，经常从楼上摔下来不是摔断胳膊就是磕破脑袋。有一次从墙上摔下来，差一点就磕着太阳穴。(谁能想到，小时候台阶都下敢过的一个人，成了现在在台上蹦来蹦去的“爱情鸟”。〕爸爸被关起来了，打不着我了，可院里的孩子开始打我。他们往我嘴里塞土，拿鞋打我嘴巴，我从来不敢还手，连女孩打我都不敢还手。院里有个小孩我最怕，叫严秃子。他从20米外跑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墙边上靠，贴在墙上，怕挡着人家的路，惹人家不高兴，他每次跑到我身边、从来连看也不看，“啪”，顺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然后他再接着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然后我就一路哭回家去。我妈妈气得掐我呀，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他们打你你就打他们啊，实在没办法，我妈妈就替我去打架，我妈说，那时候她老是提着裤子就从厕所里跑出来了。进了家门，只要见不到我，就觉得“世界末日”到了。马上跑出去找我，一边找一边狂喊我的名字。必须得把我喊出现了才住嘴。我从小就觉得妈妈是我惟一的依靠，惟一的救命绳。
我上小学时，妈妈被“下放”了。我就被送到了爷爷家。那是一段很不好过的日子。奶奶没什么文化，是当童养媳卖到我们家的。清未的时候我们家在北京算很有钱的人家。后来破产了，奶奶就直接嫁给爷爷了。她就觉得，她从小带的孙子才是自己的，比如我哥我姐，后来来的孙子跟她没关系，比如我。爷爷也是暴脾气，我经常挨打，反正他们都认为“棒下出孝子”。后来打不动了，奶奶就准备了一个很厚的板子，挂在那儿。当时我奶奶家有好几个孩子，表弟表妹，我哥和我姐。可那个板子只打我。我表弟有一次淘气，我很高兴，以为他会挨打的。没想到板子还是打在我脸上了。奶奶说，杀鸡给猴看，一打你，你弟弟一害怕，就不敢淘气了。
我们住的那个四合院里有个小过道，能通到另外一个院。我经常在过道里被罚站。我小时候也倔，心想你们对我不好，我也不理你们！爷爷更生气，说3岁看大，7岁看老。就更不喜欢我。妈妈一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每次来的时候，她就弄一大盆脏衣服在那儿洗，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她。洗完衣服妈妈就走了。每个星期都是这样。
后来爸爸平反了，我又回到了石家庄家里。实际上这时候我爸爸对我的打才正式开始。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英语我考了个零分。把我妈妈吓坏了，连忙帮我改卷。她说：“要不你爸爸会把你打死的！”还有一次我被一个同学给打了，在学校不好意思哭，回到家趴床上就哭了。正好我爸爸进来，二话不说，抡起我来就打。那次打得挺惨的。我爸爸打我就是一种发泄，而且经常当着很多人打我。要不就把门一插，谁也敲不开，谁也劝不了，往死里打我。后来我妈妈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打孩子？他说：”我在外边工作，遇上那么多堵心的事儿，回来他还给我添烦！”每次我爸爸打了我左脸，我就再把右脸伸过去让他打，其实也怕。每次他要动手的时候，我就开始抖。但真要打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就这么着吧，但是我很少哭。开始哭，后来没眼泪了。他就越打越来气。
最后一次挨打是14岁生日那天。我去院里打开水，打完水在院里跟小孩玩起来了，忘了回家了。回去后就是一顿暴打。那时候我个儿很高了，他已经打不动我了。他就下绊儿拽我的头发。脑袋撞到墙上，当时我就晕了、眼前一片白，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我爸爸在那儿喘，他有哮喘病，在监狱里得的。我连忙爬起来去给他捶背，倒水，我总在想，我是不是一个记仇的人。要说我是个记仇的人呢，我应该最记我爸爸的仇，但我一点儿都不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我的家人，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从监狱出来后我爸开始为团里做生意，算团里的第三产业。我也开始出去干苦力，背冰箱，背电视，背摩托车，看仓库，还赚了几百块钱。我赚钱就给我妈。我爸和我哥身体都不好。夏天我就去树底下挖知了(蝉)给我爸我哥吃，人家都说那东西有营养。
后来，家里又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我爸爸又被抓起来了。这次是因为经济问题。他贷了款，本想赚些钱羊歌剧团的。因为没有经验被人“涮”了，最后钱没回来……这次是连我妈妈一块儿抓起来的。爸爸又被判了刑，判了13年。而且不在石家庄当地执行，被拉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那时候我已经15岁，妈妈不在我身边的日子里，我跟我哥就不知道干什么好。我兜里整天装着个大枪刺，老去找茬儿跟虽人打架。每次我都想，如果打起来了，我就往人身上捅。可每次都打不起来。往往没带枪刺的时候让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我第一次打架就是打老欺负我那孩子。一天他还像以前那样跑过来打我，我忍无可忍，就出手了。“当”的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哭着跑了。我心里特别紧张，就“恶人先告状”，找他爸爸告他。他爸爸训自己的独生子谁让你小时候老打人家，报应！从那以后我就开了“杀戒”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我跟我哥在我们家那一带就有了名了。
开始唱歌
妈妈放出来以后，我踏实下来了。就每天拿把吉他跟人家到路灯底下唱歌去。15岁时，我参加了河北文化艺术团，经常到基层去演出。有一次演了4场，拿了12块钱，特别高兴，我终于能自己挣钱买东西吃了，我才知道，鸡腿和鸡翅比鸡胸脯好吃。我一直以为只有鸡胸脯蘸酱油特别好吃。原来我们家吃鸡都是我爸一个鸡腿，我哥一个鸡腿,我妈吃脖子，我吃鸡胸脯。
我在团里身兼多职，弹吉他，唱歌。吉他弹唱、跳霹雳舞，装台卸台。因为装台卸台一次有5块钱，所以都抢着干。我虽然有恐高症，但每次都哆嗦着往高处爬，我知道底下有很多活我干不了。如果不干的话，就赚不到这5块钱。这样一直干了2年多。我在团里是出了名的吝啬，我很守着自己的钱。每次演出以后，大家都一块出去吃饭，我从来不去。每天就是4包方便面，再买一点咸菜。5块，10块，15块，2块，一点点攒下来。2年后，我已经存了4800块钱了，全给了我妈。
18岁那年，我跟妈妈说，想去广东闯一闯。妈妈让我多拿点钱，但我不舍得，只拿了800块钱，500斤全国粮票，就走了。请我去的那个团要求我考试，我会吹笛子，又会弹吉他，他们觉得可以留下培养，但是没有房子。我说，你们给我找个住的地方就行。后来，他们给我找了个仓库。搭了一个小床，弄了一个蚊帐。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蟑螂，吓死了，只要往床边儿碰一下，身上一排，全是蚊子叮的包。跟他们出去演出，挺受欢迎，到了这个团，不让在歌厅唱歌，他们认为大团体的人不能去唱歌厅，掉档次。每月130元工资，20块钱买国库券。而且那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一开始我们还吃方便面，早上吃两包晚上吃3包，后来觉得那个面还是贵，就买5毛钱一斤的波纹面。那时候人家要请我吃饭，让我点个炒牛合，点个苦瓜炒牛肉，我都能感激死了！因为我太能吃了，炒牛合我能吃1斤半！直到现在，有两样东西会让我手发抖。饿，手发抖：买不着演出服，手发抖。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饿，没东西吃。越想越难过，把门一推，跑出去，往院里一跪，冲着北边“咚咚咚”地磕头，声嘶力竭的冲着黑夜喊：“妈妈，我——想——你！”
出国
这时候有朋友想让我出国，到玻利维亚，说那边怎么好挣钱。我就到处借钱，手续办好在后，我跟我妈妈说，“要走了，我得去看看我爸爸。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记得我去看他，跟他说，我要出国。他没有说什么，但最后走的时候，我跟他说再见。他一把抱信我说，欠要多多保重。那个时候我哭了。那是我头一次感到父爱。我才知道，噢，原来这叫父爱。那年我19岁，这种感觉以前我一点都没有。这不是能从一般朋友身上感受到的……
(很长时间的一个停顿。他的嘴唇在抖，眼睛也渐渐地湿了。我忙举起相机，想把他的哭凝固住，我等了很久。在镜头里，我看到眼泪在他眼圈里转啊转啊，但他始终没让它们流下来，又慢慢地咽回去了。)
……我跟着妈妈，一边哭着一边往外走。坐火车的时候还在哭。坐了48小时的飞机，到了波利维亚就傻了，等于让人给骗了。那些骗我去的“蛇头”跟我说，你在这几只是暂住，赶快去找工作。我让你们住，是我好心。等我把证件全办好了以后，你们就走人！骗我出国的那个人，当时就是我认为最能交心的一个人。出国之前，我们一直都很好。一直到出国的前一天，他跟我说，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一块儿出国。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我们的钱“吃”了，他没走，后来听说这孩子吸毒了。
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天天没事儿于。躺在床上想，怎么办？只好跟一个也是从广东过来的厨师学炒菜，等全拿下来以后，就找工作去了。一个饭店的老板让我先在他那儿干。我的刀工很好，没有涮碗，就直接给他们打下手了。一天干16个小时。老板是个华人，人不错，脾气不好，他不打人，骂人，全家祖宗八辈儿，能骂的都骂了，不能骂的也骂了。经常骂得我把锅往旁边一放，跑到厕所里自己扇自己嘴巴，使劲扇。然后坐在马桶上哭……扇完了，哭完了，出来接着干。这样干了半年多。后来有一次，还是因为老板骂人，把我骂急了，跟老板顶了起来，就不在他那儿干了。他叫人来劝我，想让我做他的干儿子，留在他身边。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干了。他又托了当地的华侨领袖来跟我说，我说我得回去，这样干下去，一事无成，我是真正想干点事的。我刚刚20岁，怎么也得去拼一下。出国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要想生存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国内一场演出赚20块钱30块钱，那已经是很好的事了。不要再觉得自己比别人苦多少。
好不容易回了国，原来的演出关系都没有了。在波利维亚做厨师那段时间，自己也不注意，干完活就吃，吃完了就睡，长到180多斤，跟一堵墙似的。3个月没有找到工作，出国之前跟人家借的钱还得还。有一次，跟女朋友吵起来了。她说，我不会养一个不会干活的人。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歌厅，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给我钱，先听我唱一唱。如果你们觉得我合适，该给我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400块钱买了一套纯羊毛的西装。然后我从10块钱一场开始唱。当时已经是九一年了，后来慢慢建立起来一种信誉，老板也对我很好。唱歌厅的人，晚上喝喝酒，打打牌，很正常，但我从来都不干。在他们看来，唱歌厅的孩子不可能有这么敬业的，但是他们认为我特别敬业。每一个来看我演出的人我都特别感谢人家。每次唱歌我都当成大型的演唱会来对待。每一场10块钱，15块钱，我什么时候才能把那几万块钱还上啊。每天这种压力特别大。后来在歌厅里认识了一个香港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他跟我们歌厅的老板关系很好。他觉得我很老实，就跟我说，唱歌也没有什么前程，没什么大的发展。他想培植我做他在内地的代理人。他回香港以后，就可以把内地的事给我们这些代理人来做。我当时面临着抉择，要唱歌就不能做这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放不下唱歌。我跟他说，我不能那么做。我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想在唱歌上拼一下。
爸爸走了
唱歌刚刚稳定一点，接到我妈妈的电报，爸爸病危。可我拿不起机票钱。那位老板朋友知道了，就给我买了机票，送到我手上，说你赶快回去吧，我回到石家庄，赶到爸爸住的医院，他还有点清醒，但过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昏迷了。妈妈告诉我，开始爸爸说肚子疼，县里的小医院看的，说是盲肠炎。开刀以后说不对，有癌变。没办法了，只能缝上，送到石家庄。医生说，再开刀会有生命危险。到了晚上，我让家人们都回去休息，我说我在这儿守着。那时候他还在昏述。大夫说他的刀口没有完全缝合，不能喝水。但我看他使劲舔嘴唇，就用棉签蘸一点水给他往嘴上抹。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已经到最后了。陪了他一夜，到第二大早上，他们来换我回去睡觉。刚一躺下，就来消息说不行了。我就赶快往回跑，跑到医院，我爸已经没有知觉了。我去找医生，问他，这个医院治不好，别的医院能治吗？医生说，可能北京能治这个病，但是病人现在不能动，一动马上就没有了。那我们就只能这么看着？医生说，对，只能这么看着，我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只记得那天我非常冷静，我一直看着他的心电图变成直的，一滴眼泪没有掉。我们家人都在旁边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哭.
第二天，我们把他接到大院里，因为生前没有再回来过，让他回家“看看”，再把他送到火葬场。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跟妈妈说，我睡不着觉，我害怕，我怕我爸爸回来。妈妈说，你怕什么，那是你爸爸，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做梦，梦见他回来了。开追悼会的时候，花圈一直排到大街上。很多人都出来给他送行，在他生前，他帮过很多人。那些人是真心地在哭。我还是没有哭。直到跟遗体告别时，我觉得，我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时候，我才哭了……
(长时间地停顿，咽眼泪)
……为什么这些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武斗”的时候有他，关“反革命”有他，当这一切都结束了，他还是罪犯。
爸爸去世以后我开始信佛，虽然我不懂应该怎么去膜拜，但我知道一点，中心就是告诉人们与人为善，我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成名
爸爸去世以后我比以前更勤奋了。最多的时候一天唱6场。每天我骑辆自行车，拎着一套西装去歌厅。从晚上6点钟开始，先唱饭事。就是人家吃饭的时候，我在旁边唱歌。8点到8点半去唱一个舞场，别人跳舞我伴唱，到9点15分，又开始一场，到10点又是一场。然后10点半到11点一场，11点半到12点一场。12点50一场，唱到1点半。那时候什么歌流行，我就去唱什么歌。我觉得人家给我这机会挺不容易的。一场15块钱到20块钱到30块钱不等。九二年的时候我还为了从25块钱涨到30块钱，跟歌厅的老板差不多争了有半年。我是一个别“较真儿”的人。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零食，就是肯在买服装上花钱，这也是必须的。人家花钱来看演出，我站在台上要对得起人家。后来有一些名气了，就开始去做嘉宾。到深圳啊，到珠海呀，那会儿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买辆摩托车。账没还完，什么都不敢买，就是买点演出必要的衣服。很多人做嘉宾全是只做1场，因为我的效果好，每次去都做2场，有时候加到4场，有一次加到15场，一下拿了3000块钱！
有一次香港一个公司的老板跟我谈，唱两年，总共给我120万。但是所有的演出活动都是由他们来安排，不管唱多少场。我问自己，难道我回来就是为了挣这个钱？挣完这钱我干什么呢？还了账，拿这钱再出国？想想可能方向错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搞音乐的老师。这位老师觉得我挺不容易的，想帮帮我。但是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因为那时候唱片公司也不会轻易地包装一个新人。后来是这么谈的：他去帮我争取签唱片的机会，但是做宣传的费用自己出。一边是挣120万，一边是自己往外掏钱，我想，如果我不去做唱片，那我就白回国了，那几万块钱就白借了，苦也白吃了，所以我决定做唱片。
1993年4月开始筹备，就是《爱情鸟》。作者开始只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有一夭他突然有感觉了，觉得这首歌应该给我写。后来就写出了下半部。我把积蓄都拿出来了。录音时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签名都练好了，就等着红了。那时候我已经改名字了，以前的名字叫林方，我哥哥叫林东，姐姐叫林红——东方红。
唱片出来后，就到上海、南京、武汉几个地方去做宣传，到一个地方就跟人家打听有没有最便宜的旅馆。那次宣传做得挺好。这张专辑算是红了，而且在圈里反应都不错，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大型晚会是在南京，北京来的全是一线歌手，那英、李玲玉、艾静……我唱的是《爱情鸟》和《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当时刚兴点打火机。我在台上说，“……下面我唱这首歌，请大家把打火机打亮。我希望能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脸……”一开始我说我指到哪边哪边亮，没想到全场都亮了，一直亮到最后。有的歌迷跟我说打火机烧坏了，有的歌迷说手都烧坏了。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说，那是很危险的，消防是绝对不允许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把场灯全部打亮，然后停止演出。但是那次他们没有这么做。都投入进去了，这是惟一的次。我站在台上，看着那一片片的火功，脑子里一个劲地闪回，眼泪止不注地流下来，人们终于认可我了……唱完了两首歌，观众一个劲欢呼，不让我下台。主持人上去观众就往下轰。我上台跟观众解释也没用。后来我真的是特别真诚地给他们跪下了！我说：“我还是新人，今天不是我一个人的演出，你们不要这样，请大家能够看接下来的演出……”说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平静下来。
那次演出之后，紧接着就是中央台的歌手大奖赛。很多人劝我不要参加，他们说你刚刚起来，如果在中央台“折”了的话，会对你影响很大。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唱片歌手，应该靠出唱片，不应该靠上晚会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但是我的老师支持我。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特别好的一次学习机会。初赛、复赛的时候很多北京的老歌手都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听说有一位歌手在南京挺火，把北京这边都给盖了，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些老人儿挺喜欢我的，他们认为这才是应该做的流行音乐。又健康，又上口，能够让大众去传唱。南京那次是民间的，中央台这次是政俯的。等于都接受了我。机会就从这个活动以后开始了——
我：你那假声真好听，从哪儿出来的？
林依轮：(轻描淡写地〕我练假声的时候老在厕所里练，练了两年多。一开始我一唱人家就笑。
我：经常看见你在电视里主持节目，还挺幽默。好像你小时候的不幸没给你带来什么“后遗症”。
林依轮：我是个乐天派，如果我某天一出门摔个跟头把头磕破了，那我肯定想，幸亏磕得轻，没把我磕死。这点我很像我的妈妈。她就心宽。她总是说，要是想不开，她早就上吊了。
我：你有今天，你妈妈也算没白辛苦一场——
林依轮：去年是我妈妈的60大寿。她这辈子太苦了！我妈是上海人，生在南京，她的亲妈妈养不起她，把她送给了另一个妈妈。继母带她逃荒到天津当了农民。长到了15岁，突然亲妈要来认她……我总是想，我怎么孝顺我妈妈呢？不断地给她钱？还是我更多地去陪她？现在她教了30多个学生，她也是搞歌剧的。我说给她介绍个对象，她不要。她说苦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好不容易无牵无挂，自己的孩子也都有着落了。我老问她，想上哪儿去玩儿，跟我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录一个专辑。我想跟她拉近，但我能感到她怕我，怕冲撞我。她小心翼翼地做人，做了一辈子。我不希望她把我看成一个名人，我也不希望她掉在这个圈子里，这样她会很累。
我跟妈妈说，我就是你的儿子，我做得不对你骂我。每次我回去之前，都跟妈妈说，你不要叫任何人。但每次我回去都是一屋子人。老是因为这个吵。我演出的时候，我还没到现场呢，她先一个多小时到现场去了。
我：希望我怎么写你？
林依轮：材料都可以用，只要没有伤害我妈妈的地方就行。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爱清鸟”穿上外套，戴上墨镜，迈着自信的步伐……“飞”走了。)
注：《中国明星足球队内部档案》一书由“刘肃儿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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