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写作著名的《宗教滑稽剧》的第二稿之前，马雅科夫斯基创作了3个诗体小型宣传鼓动剧。剧本带有讽刺性，描写资产者、牧师和其他"不劳动者"在1920年5月1日这个被宣布为全俄劳动星期六的日子里也不得不拿起了铁锹。

　　从1921年到1927年，马雅科夫斯基有7年时间没有写作舞台剧本，他的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方面。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半里，马雅科夫斯基勤奋地从事戏剧创作。

　　1928年底，他将自己的一个电影剧本改编为喜剧《臭虫》。剧本完成后，他便宣称："《臭虫》--是一个戏剧形式的作品，我过去以戏中的主题写过短诗和长诗，画过招贴画和标语画，这就是--反对小市民的主题。""我，一个报纸工作人员和评论家，将所得到的一些事实，经过加工后，变成了这个剧本的基本材料。我的剧本中任何一个情况，都是根据几十个真实情况写出来的。"

　　马雅科夫斯基的创作与报刊有着密切关系。从1926年起，他就是《共青团真理报》的合作者，帮助处理通讯稿件和读者来信，因而熟悉那些使青年人感到激动的问题，了解青年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马雅科夫斯基写到：

　　"这些事实，如果每件单独来论，是不关紧要的，我把这些事实压缩和概括在喜剧的两个中心人物的身上：一个是普利绥坡金，他为了文雅而把自己的姓改为皮埃o普利绥坡金，--过去他是工人，今天他是未婚夫；另一个是奥列格o巴扬--是个过去房东出身的、拍马溜须的不学而有术的人。

　　我的喜剧是评论性的、提出问题的、有倾向性的--这一点说明我是从事过报刊工作的。

　　问题--在于揭露今天的享乐思想。"

　　《臭虫》的主人公普利绥坡金出身工人，是一个为苏维埃政权作过斗争的共产党员。但革命胜利后，他蜕化变质，认为过去的斗争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就是老婆、房子和真正的享受。他还荒谬地认为，通过自己的安适生活可以把整个无产阶级提高一步。他抛弃了已怀有身孕的未婚妻，看中了理发店老板的女儿。这桩婚事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笔交易：普利绥坡金要的是理发店老板的钱，理发店老板则希望通过他弄到一本工会会员证。

　　在普利绥坡金和理发店老板女儿的婚礼上，客人们酗酒滋事，引起火灾。消防队员用水灭火，结果水结成冰，地窖变成了冰窖。50年后，人们从冰层里挖出了一具冻结的尸体，原来这个人就是50年前大火时的失踪的普利绥坡金。人们决定使当年的这个工人复活。普利绥坡金复活后，和新时代的人们格格不入，并且想周围传播有害的影响。大楼里的家狗经他接触，变成疯狗，专门向人献殷勤、做媚态。人一旦被狗咬伤，就传染上阿谀作风。少女夜里听到普利绥坡金弹的吉他，竟得了疯狂的"恋爱症"。

　　把普利绥坡金改造为一个现代人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酗酒成性的普利绥坡金被关进动物园的铁笼子里，和那只附着在他身上被复活过来的"普通臭虫"为伍。他们两个虽然身材不同，但本质一样：一个是"普通臭虫"，一个是"庸俗的市侩"。"普通臭虫"咬在人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下；"庸俗的市侩"一口咬在全人类的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上。区别仅在于此。

　　普利绥坡金的堕落和小市民巴扬对他的引诱有关。巴扬是个房东出身的不学而有术的人，长于溜须拍马，他一方面吹捧普利绥坡金，一方面向他灌输崇洋媚外、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为普利绥坡金的背叛行为制造理论依据。按照他的谬论，个人利益就是一切，其他的都可以置之度外。普利绥坡金和巴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蛀虫。不同的是，巴扬原来就是一个小市民，而普利绥坡金却是一个新生的小市民。

　　剧本以这两个反面人物为主人公，但也描写了不少正面人物。他们是生活在1929年的劳动者和50年以后的未来人。有的批评家认为马雅科夫斯基描写50年后的未来人是试图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其实不然，马雅科夫斯基否定过这一点。他的意图实际上只要以纯净的、文明生活来和小市民习俗相对照。

　　马雅科夫斯基在表现小市民阶层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普利绥坡金的蜕化变质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现象：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马雅科夫斯基首先抨击的是那些见风使舵的小市民，因为当小市民以出身于"红色家庭"来掩盖自己的本质时，就变得尤其危险。

　　《臭虫》一剧在艺术上极富特色。由于把剧情延伸到半世纪后的未来，剧本的思想冲突大大地尖锐化了，同时也便于以辛辣的讽刺和极度的夸张来塑造典型形象和体现主题。

　　《臭虫》是马雅科夫斯基第一部以散文写成的剧本。这部剧作的语言和他的诗歌的语言一样新鲜、辛辣和富有光彩。例如，普利绥坡金的"另人惊讶的寄生虫"式的语言："我这个人要求很高……我关心的是--带立镜子的大衣柜……"在散文体语言中、嵌入了一些诗体的片段。马雅科夫斯基的散文亦如诗一般简洁、铿锵有力，而对白则具有特别的表现力。

　　正是凭借这种精美的文学与戏剧形式，马雅科夫斯基的思想征服了观众。1929年2月13日，由梅耶荷德制导的《臭虫》在莫斯科国立梅耶荷德剧院首次上演，受到热烈欢迎。从此，普利绥坡金成了小市民的代名词，一度出现了"普利绥坡金气质"这样的专门术语。

　　但《臭虫》的发表和上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文章公开否定剧本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剧本以一种"另人不快的反苏维埃的心眼"来描绘未来的人们。《臭虫》沉重地打击了小市民习气，它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是不足为怪的。

　　马雅科夫斯基在《臭虫》中塑造的典型的讽刺形象，其成就可与俄国历史上的讽刺喜剧作家鲍耶朵夫、果戈里、苏霍沃-科贝林相媲美。在过去半个世纪后，《臭虫》仍然保持着深刻的当代性。很多语言今天听来依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陈世雄 文 王玉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