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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个剧场的成立和你的青年戏剧节的计划有联系么?
孟京辉:我正想说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青年戏剧节的产生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实验戏剧自身的发展状态——实验戏剧有自己继续前进、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我在十几年前就倡导实验戏剧,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美学运动。但到现在我们发现,我们那时候的实验戏剧对商业戏剧、主流戏剧影响都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很先锋的一些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当代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实验戏剧事实上一方面影响了别人,一方面也促成了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第二个,我觉得目前讲,整个中国,应该催生一些更新鲜的文化生活。我认为中国戏剧观众的增长比电影的增长度要大。我认为现在如果没有大片,电影市场都是扯淡。
我记得10年前,专家面对第6代导演说,电影是给民工看的。结果专家说完这话才两年,就发现看第6代电影的阶层是小资、白领还有年轻人,这个比例和受众,其实和西方是一样的。这些人,本来是完全可以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电影受众的,他们对新电影是有要求的,但却出现了大片。大片不是不好,但是会毒害观众。现在的电影观众是跟大片成长起来的,然而我们戏剧的观众是跟着实验戏剧出来的,和电影观众有质的不同,虽然人数比较少,但却更加多元化:喜欢看上海的小资戏剧的,喜欢看原创的,喜欢看西方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光需要特别主流、特别商业的场所是不够的。既然有那么多电影院,为什么不能再多一个面对这些观众的小剧场?毕竟大部分人不一定是只买包子的。何况中国现代社会已经发展起来,经济起来了,经济的多元化会促成文化的开放。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青年戏剧节是应运而生的。
记者:作为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
孟京辉:作为艺术总监,我挑的是人。有的戏我甚至没看,但我觉得这人好,就挑了。见戏好就挑,是一种愚蠢的办法,人好,戏好不好就不重要了——戏不一定好,但是思考在这儿,未来就有希望。所以我的标准有三点:第一,这个导演未来是有希望的;第二,现在是有水准的;第三,从空间关系说,这些人属于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导演,你怎么知道他下一部作品是一个坏作品,还是一个好作品?如果这样,我觉得是一种功利的、不顾及他长期发展的办法。比如康赫,我选择他就因为他是戏剧节的一个符号:以文本为主,重视思考,对戏剧是一种质朴的演绎。
记者:这些导演我认识一些,我觉得他们和您的成长背景有相似之处,比如,是从文学进入戏剧,比较重视文本和思想性。你看到这批人在这里,你希望他们的成长经历要回避掉些什么东西?
孟京辉:我不希望他们回避掉任何东西,我也不希望他们的成长和我一样。其实好几个人都和我当初出道的情况很相似:文科出身,对戏剧有感觉。我觉得他们会出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体的文化资源分配都不均匀。这个戏剧节里所有的导演,他们都不是分配在院团,但是他们如果再过两年不做戏,也就不做戏了。为什么这些年轻导演会遭遇这样的命运?我想到我当年非常年轻的时候,做戏,经常遇到各种挫折,那时候我经常就会想,哥们儿不做戏剧了,有什么啊,值得我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你坚持?哥们儿跟戏剧再见,拜拜。哥们儿搞商业去了。但转了一圈,做别的都没意思,我只能干这个。
有些人很轻松就能得到很多资源,有些人却会因为缺乏资源而丧失对戏剧的尊重。我不想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再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发生,他们都挺棒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状态,需要有人站出来做一些跟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了。我觉得,我已经拿到了一些戏剧资源,我现在应该可以拿出一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别人谁做呢?我越来越觉得戏剧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让以戏剧为生活方式的人活得有尊严。我经常会看到许多喝醉了的大款对我们优秀的文化投来不屑的一瞥,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他们投去不屑的一瞥呢?但要做到这点,这个行业要壮大,年轻人要多,人才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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