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艺第一代元老：呼唤新生代领军人物
传统是摆在这儿的
早报记者 潘妤
在北京人艺60周年的研讨会上，三位白发老头在现场十分惹眼——他们就是人艺最德高望重的表导演艺术家郑榕、苏民、蓝天野。作为北京人艺建院时的元老，三个老头如今都已经80多岁高龄。最年长的郑榕88岁，走路时已经佝偻着腰，必须借助轮椅和在老伴的搀扶下行动。苏民的耳朵不好，听人说话得戴着助听器。
然而，在长达三天的研讨会中，无论发言是否精彩，三个老头始终端坐在那里，不时用笔记录，发言时，更是慷慨陈词。当蓝天野发言讲到激动的地方，苏民甚至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发表了自己在演剧理论上的观点想法。
当年从人艺起步的编剧何冀平在研讨会上因为这一幕颇为感动，在采访进行到一半时，研讨会的茶歇正好结束，她和记者打了个招呼又回到座位：“我得坐回去听研讨会，不然实在太不好意思。”在正式发言时，何冀平再次感慨：“什么是人艺精神，我这几天看见这三位，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一分钟不迟到不早退，这就是人艺的丰碑，我们就知道人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辉煌。”
事实上，在采访蓝天野和苏民的简短过程中，早报记者和何冀平有着相同的感受。这些老艺术家在艺术造诣和艺术态度上，都有着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三位老艺术家都多才多艺，不仅在各自的话剧表演和导演领域，在书画方面也都是行家里手。谈到艺术理论，个个都旁征博引，颇具体系。
尽管他们表达的观点有时不同，但谈到人艺演剧风格的奠定者焦菊隐，三位老人几乎众口一词，在发言采访时反复提及强调。在关于人艺风格的争论中，老艺术家们对于焦菊隐提出的演剧风格和理念，有着一种发自肺腑的认同和眷念，以及对其事业未竟而临中断的焦心。
无论今天的北京人艺如何让人仰视，在老一辈人艺人的艺术高峰面前，在他们对剧院的赤诚和对艺术的敬畏面前，人艺的传统，不知是否还在延续。
蓝天野：
85岁的蓝天野是人艺元老里精神最好的一个。自从2008年人艺恢复了停滞运转达八年之久的艺委会之后，蓝天野又回到了人艺，不仅担任了艺委会顾问，还重新登台演出了《家》。作为人艺建院时的第一批成员，蓝天野在舞台上塑造过很多角色，演出了包括《茶馆》、《北京人》、《王昭君》等很多剧目，演技曾被誉“令人拍案叫绝”。与此同时，他还导演过《贵妃还乡》、《家》等剧目。
谈及现在的人艺，在各种关于演剧传统的争论声中，这位当过演员和导演，同时又向李苦禅、许麟庐苦学中国画的艺术大家，似乎也有着相对开放的态度。
东方早报：作为人艺的第一批老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蓝天野：当年刚进院的时候，我只有25岁，我们是第一批成员。经过60年，不知不觉我们这些已经成为了大家眼中的老人艺人。建院45周年的时候曾经统计过，当时还在人艺的元老有92位，到了今年还剩下49位。其中叶子大姐年龄最大，今年已经101岁了。
我最大的感触是，当时成立剧院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要求文艺专业化，我们从四面八方来，演戏的方法也是各种各样。我觉得北京人艺最不容易的一点就是，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自己的风格。我想这其中最大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焦菊隐。
当年焦菊隐还是北师大外文系的主任，主要忙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把《哈姆雷特》第一次搬上了中国话剧舞台，他还创办了北平戏曲学校。后来是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做了决定，还是让焦菊隐来人艺搞戏吧！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幸运，在中国最优秀的两位戏剧大家——曹禺和焦菊隐的领导下一起成长，亲历中国戏剧的摸索历程。那时，所有人都在讨论什么是正确的表演，那时候有苏联专家来给我们进修，我的学习愿望特别强烈，于是自愿报名去进修，回来以后组织学习班，这也是北京人艺第一次办表演学习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也是有抱负，而且肯钻研的。
东方早报：刚成立那会，是不是创作的风气特别好？
蓝天野：剧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排戏，而是下厂下乡，当时全院的导演、演员和舞美分了四组，用了半年时间。我被分到了琉璃河水泥厂，是个重工业单位，这个厂我前两年还去过，和那里的很多人依然还特别熟。
人艺一入手的做法就和别人不一样。最核心的戏剧传统就是，创作要有深厚的生活体验，深刻的内心体验。后来这个体验的传统成为了我的创作习惯。只要一没有戏了，就自己到农村呆个半年。
东方早报：所有演员都是这样？
蓝天野：人艺有句话叫“戏比天大”。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腕儿的概念，只道谁经验更多、演技更好。焦菊隐说，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在人艺，我们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舒绣文也演群众，刁光覃也演群众，都高兴着呢。而且越是演群众，越想看看这次能演出什么花样来。
刚刚去世的黄宗洛就是跑了一辈子“龙套”，他曾扬言要演齐100个小角色。黄宗洛最让人难忘的形象是《茶馆》里的松二爷，为了演这个角色他不仅学了旗人的生活习俗，还在腰带上挂了13件旗人喜欢的烟荷包、鼻烟壶等挂件，蓄须留指甲，苦练兰花指，天天在隆福寺、地安门一带遛鸟泡茶馆。
东方早报：还有什么是人艺很重要的传统？
蓝天野：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传统就是，要给观众提供的是精品剧目，要给人民提供真善美。这是属于我们的真善美，是我们的偏执。现在台上表现的肮脏丑恶不是唯一的(题材)，文艺要毒害观众也是很简单的。
关键是，搞艺术没有艺术良心是不行的。这是担了责任的，所幸这也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所以尽自己的力量提供好的作品是我们一辈子的目标。
东方早报：你现在担任艺委会顾问，需要干点什么？
蓝天野：我现在就是尽量争取多看戏，我去看孟京辉的戏，也去看南锣鼓巷戏剧节的戏，主要看看现在的戏怎么样。只有知道了现在戏怎么样，才能发言，而且要说就说真话。
东方早报：这两年你回归舞台演了不少戏？
蓝天野：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搞话剧了。去年张和平又把我和朱旭叫回来，演了一个戏《家》，演员四世同堂，其中最年轻的演员刚进剧院一两年。
演这个戏，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的骨干力量已经成熟了，他们很有成就，也能够进入独立创作的状态。年轻的一代中有很多条件特别好的，也用心用功。我想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他们当中应该能出现杰出的人才。
东方早报：人艺成立之后，杰出的剧作家不少，现在似乎没了。
蓝天野：中国近百年不也就一个曹禺。关键是年轻人还是要把目标放在一个尽可能高的品位，更宏伟的志向里。奔着极致的、极杰出的方向去。
东方早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觉得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已经开始变味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蓝天野：应该说基本的风格还在，但又有了新的现代派。我觉得在理念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不管什么主张，最后是要拿出好的作品来。你的主张有可能绝对正确，但拿出来的东西一般，没用！
焦菊隐最开始探索民族化的时候，剧院那时候炸锅了。排《虎符》的时候，连朱琳这样的女主角都接受不了，大家都问，这还是话剧么？作品出来后就都有些明白了，下一个戏，就不那么生硬了。
东方早报：前两次北京人艺来上海，你参与了吗？
蓝天野：参与了。但我觉得，不应该有北京人艺“只此一家”的心理。别把演出的轰动效果夸大。我们不要自谦，但也不要自我膨胀。
东方早报： 对人艺的未来有什么寄语？
蓝天野：让演员再保持一点人艺风格，哪怕是再保持60年，哪怕只是个“小产权”(指人艺的演剧风格)呢。主要是民族化的探索，话剧的中国学派。我想说，焦菊隐的中国学派尚未完成，人艺任重道远。
郑榕：
郑榕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同样留下了众多经典的舞台形象，包括《茶馆》里的常四爷、《雷雨》里的周朴园。作为人艺的第一代元老，郑榕更是人艺精神传统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守护者。他说，北京人艺的作品之所以能常演不衰，是因为作品中充满了“美”和“爱”。人艺早期从未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它一直努力突破一些思想框架，企求影响社会文明进步，来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通过人们的观念，提升每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和心灵自由。
他对人艺现实主义传统的淡化颇感忧心。但他同时也提到了曹禺说的：“北京人艺从不故步自封、不原地踏步。它是继承了我国传统，却又不断吸取新精神、新形势，开拓广阔艺术基础的地方。”因此希望“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艺术观能够找到一条统一的道路。
郑榕最后说，“有生命的戏剧是属于人民的戏剧。”
苏民：
苏民同样是北京人艺最德高望重的第一代演员和导演，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演员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原名濮思荀，因为是江苏人，才改了这个艺名。父子俩不仅同在一个剧院，曾经都演过《雷雨》里的周萍，而他们和这个剧院的感情，也是父脉子承。更有意思的是，苏民的老伴、濮存昕的母亲贾铨同样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采访苏民时，对“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突然有了感触。濮存昕是出了名的直肠子，对于自己剧院的问题，他从不在媒体和公众场合回避。而苏民和贾铨，在被问及剧院的过去和将来时，关切之情，更是让人动容。
和蓝天野、郑榕一样，苏民在谈话中始终强调着焦菊隐的北京人艺演剧风格。说到关键的地方，他甚至十分激动，他最后总结自己的话说：“总而言之，不要阉割焦菊隐，说焦菊隐(的风格)可以不要了。如果有人要彻底颠覆，实际上是一种投机取巧，传统是摆在这儿的，我们不能全盘否认。”
谈及北京人艺发展到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苏民长叹一口气说道：“北京人艺太需要一个领军人物了，一个懂得表演、导演，懂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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