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资料图片）

　　“对不住您了！把您的家伙给摔了……”

　　于是之的性格是复杂的，我见到过他动怒。

　　1985年夏末秋初，于是之参与拍摄的《赤壁之战》流产，从安徽回到了北京。一天中午，几个人凑在四楼401我那个家里喝酒。在场的有于是之、苏民、林兆华和我。

　　我当时那个家，经常是剧院一些朋友午饭时的临时会聚之所。于是之、我、林兆华，都是从食堂打的饭。苏民老师左手拿着半瓶“菊花白”，右手端着个钢种锅，锅里是从家里带来的两个素馅包子。屋子中间有个简易的小推车。那个小车很别致，是杨立新[微博]的夫人李庆珠从友谊商店买来的。我用小茶碗给他们每人倒了一碗酒。起初很和谐，于是之一直在赞美那个小车。但说话之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眼睛瞪着苏民，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

　　苏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神色依然平静：“于是之，我跟你四十年的朋友啦！”

　　于是之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我希望你还能像四十年前那么真诚！” 。

　　苏民的声音开始发抖：“那么说，我现在已经对你不真诚了？”

　　于是之的嗓门儿开始变大：“那，我还得再看看！”

　　苏民也激动起来：“你呀，你用不着再看了！”

　　说到此，于是之突然站起身，大声喊叫着：“我跟你说！×××那个职称，你要是给他定成二级，我就不答应！”不待苏民说话，他手指着眼前的茶杯又嚷了一句，“你信不信？不信我就把这茶杯摔喽！”说着抄起那个茶杯，啪地摔在了地上。

　　茶杯摔得粉碎，苏民气得脸色煞白，半天只说出一句话： “于是之，我跟你四十年的朋友了，四十年的朋友啦！”

　　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我心目中苏民是位谦谦君子，而他和于是之也的确是四十年的老朋友。

　　林兆华小声跟我说：“你呀，赶紧！给新民打一电话！女主人一回来，有面子拘着，俩人不至于真掐起来……”我匆匆跑到三楼去打电话。

　　新民在北京图书馆上班，很快骑车赶了回来。此时，我正送苏民回他的办公室。他端着钢种锅，手不住颤抖着说：“四十年啦！我跟他四十年的朋友啦！”

　　新民进门的时候，林兆华领着于是之正往外走。林兆华说： “我领他上我那屋去歇一会儿。”林兆华在三楼过道里有一间休息室。此时，屋里的紧张气氛已基本平息下来。于是之面对新民，脸上露出几分尴尬，轻声说了一句：“对不住您了！把您的家伙给摔了……”

　　我在边上看着他那个神态，突然想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茶馆》的第一幕——二德子把盖碗胡噜到地下，松二爷被两位 “灰大褂儿”带走之前，对王掌柜嚷了一句：“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办老娘儿们事！”

　　新民匆忙安慰着：“没关系的！没什么！本来那东西也不值钱！”

　　几天之后，新民上班的时候又碰到了于是之，她笑着跟于是之说：“是之老师，哪天您还来喝酒！事儿过去就完了，没事儿！”

　　于是之说：“我呀，脾气不好！你看这事儿弄的……”

　　新民开玩笑地说：“我这回给您预备了一份儿钢种的。”

　　于是之风趣地说：“好！那好！钢种的好！不过呀，钢种的摔起来，没有瓷儿的听着那么脆当！”

　　我一直觉得，于是之那次发火并不是为某件具体事，而是他心里多少天的烦恼与愤怒积压下来的结果。

　　但，剧院有更明白的人，认为事情并非如此。于是之发火的原因，固然不是为了某某某的职称，但也并非是积压的无名火。真正原因是“本来让您帮我看家，您却把立柜、八仙桌都给我卖了！”——意思是说，在于是之这个主管院务的第一副院长外出期间，苏民不过是代行其职，不该对相关人事做调整，即不该挪动于是之的“立柜”与“八仙桌”。

　　真是那么回事吗？其实也未必。

　　事后，于是之对苏民感到一种歉疚之情。这种情绪，他曾向我流露过：“何必呢，何必呢……”但自尊心横在那里，又不能去主动疏解，心中的沮丧越发加重了内心深处的痛苦。而从客观上讲，于是之这一类举动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深深地伤了老友的心，另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

　　2009年春天，濮存昕[微博]来我这里，谈话间无意中提到了那段往事。他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不久前他陪他爸爸去看望了于是之……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呼地一热，心情长时间不能平静。是因为替于是之感受到了那份温暖，还是因为两个老朋友之间六十年的友谊？我说不大清……

　　北京人艺一个时代的终结

　　很多人都认为于是之不适于做官，他的身体就是因为连任两届副院长垮下来的。实际上，对人艺的这个官位来说，于是之是否合适，存在着两个标准。对为官者本人——就于是之的性格、气质以及健康状况而言，让他来做，其实是对他个人事业的一种牺牲；但对北京人艺这摊事业而言，我却觉得他是很合适的人选，他的作用是其他人很难替代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北京人艺上世纪80年代积累的那批所谓“保留剧目”，没有一部不是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创作、演出的。那些剧目，包括高行健那些所谓“实验性剧目”，无一不浸透着于是之的心血，至少曾得到过他的理解。这是所有这些剧目的创作者谁都不能否认的。

　　事实上，于是之和他那批朋友的离去，标志着北京人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于是之的离去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仅仅是中国话剧舞台上少了一位优秀的演员。对北京人艺而言，更致命的损失在于剧院组织剧本创作的核心没有了。就团结作家，组织与联络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知心朋友的身份非常内行地鉴定剧本，帮助作家的剧本进行修改，把那些文学色彩很浓的剧本搬上舞台等等这一系列工作而言，能够像于是之那样，做到那种地步的人，是凤毛麟角。

　　我甚至想过，如果于是之仅仅做那个剧本组组长，自始至终仅仅担任那一项工作，而不去当那个副院长，或许他能一直工作到今天。但是，我不知于是之是否能耐住那份寂寞。

　　在主持剧本组和全院工作期间，于是之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院内作家不论，院外作家，诸如苏叔阳、白桦、李杰、魏敏等等，也大都是通过于是之实现与北京人艺的合作的。多年来，于是之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剧院广揽人才，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威望，也只有他才能团结大家，凝聚大家。

　　上世纪90年代，偶尔和于是之议论到“话剧危机”，特别是说到一些人召集的所谓“话剧危机”研讨会时，于是之的态度总是十分冷漠，十分不耐烦：“我不掺和那些会，就是他们几个把话剧弄成这样了，现在，又是他们几个回过头来讨论危机了，扯淡！”

　　而北京人艺的生产计划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2年我刚来人艺时，剧院的年度生产计划是每年八到十部新戏，其中百分之七十的原创剧目，百分之三十的“大、洋、古”。而2002年我再到人艺时，剧院的年度生产计划已仅是一部新戏。

　　“是之一切毛病和悲哀的原因……”

　　了解于是之的人都知道，他表面十分谦和——当然，那种谦和也是真的。但谦和的背后，骨子里的清高和自尊，也是十分强烈的。

　　1993年，北京人艺搞了个卡拉OK晚会。演出之前，剧院安排于是之和其他几位长者坐在剧场前厅为观众签名，借以吸引观众。对此，我曾经当着导演对于是之半开玩笑地说：“他们这么干，可是拿您当道具使……”这个玩笑也曾引来他的不快。

　　有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之间，谁不经意间碰到了于是之的自尊心，他的情绪会非常冲动，甚至会弄得对方很下不来台。有人说，于是之为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不太顾及别人的自尊心。

　　其实，说到底，于是之骨子里是诗人。

　　也有人针对于是之的性格和弱点并无恶意地说：“是之的一切毛病和悲哀只有一个原因，成名太早……”说这话的人与于是之年龄相仿，毫无恶意，口吻中充满同情和遗憾。我相信，于是之一生都不会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而这种议论是非常值得玩味咀嚼的。《傅雷家书》有言：“过大过早的成功，是艺术家的天敌。”而于是之在二十几岁就因演程疯子而一举成名。

　　或许更重要的是：人有命运。而有时性格就是命运……

　　我曾不止一次听于是之发过这类牢骚：“我顶烦打着我的旗号去蒙事儿了”，“××××拿来个剧本，我跟他说了五条儿，”他伸出五根手指头，“五条儿不足！等于是给毙了，您听不明白吗？可是，我能不挑点儿好儿说几句客气话吗？可转回头到外边他就说：‘于是之说啦，怎么怎么的！’我那五条儿一句不提！见人就说我那几句客气话……”

　　而一旦当事人那类瞎话传入他耳中之后，盛怒之下他会让对方很下不来台，会众目睽睽之下去当面质问：“你是跟××说我说你那剧本怎么怎么着了吗？我什么时候那么说过？在哪儿说的？……”

　　这路事儿当然会弄得很尴尬，以致深深地得罪对方。

　　“老刁不结交官府”

　　于是之与一些老同志的不睦，我1982年就有感觉，但真正得到证实是在两三年后。那是个年底年初，于是之来到311，跟我说，市里领导约他谈了话，让他出任剧院领导，主持工作，并承诺给他一个什么待遇，但曹禺仍旧挂名院长。

　　说完事情经过，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跟他们说了，让我干，成！但有一条，不跟×××共事！”

　　我心里一惊。我没想到剧院人事关系会这么复杂，相互之间的成见会这么深。

　　确定《小井胡同》的导演，是在1982-1983年间。尽管当时的于是之仅是剧本组组长，还不是副院长，但他是党委委员，而且就势头和人气而言，可说是如日中天。更微妙的是，另两位副院长刁光覃、夏淳，不仅都是院领导，同时也都是导演。加之当时《小井》的行市不错，他们两人谁也不能把任务分派给自己。在这种特殊状态下，于是之的意见就变得举足轻重。而于是之则明确告诉过我，他属意老刁。

　　于是之背后对老刁的评价是：“老刁不结交官府。”

　　1984年，于是之在写给我的信中曾提到过刁光覃：“《小井》可通过或不通过英若诚与林兆华商议，请他在适宜的情况下客座插入，英能插入更佳，唯他现在恐正忙于‘推销员’事耳。老刁同志好，我想他是不会计较的……”

　　讲到老刁的去世，于是之颇动感情——

　　他去世前两天，鲁刚、亦文和我去看他。看护他的人说他曾大声叫过我的名字。我于是便俯身叫他，突然他抬起手臂，好像要做什么！我立即抓住他的手，他紧紧攥着我，没有声音，是有意识的告别，还是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我也判断不出。谁知这次握手就成为我们的诀别……

　　但我总觉得老刁没有死……剧院怎么能离开他？……

　　施舍背后的冷漠

　　我说于是之几乎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与矛盾，并非出于武断。

　　　于是之有他的复杂。

　　于是之懂点“驭人之道”。说得更准确些，他本是一介书生，却想懂一点“驭人之道”。所谓“驭人之道”，无非是上司对下属的“权谋”。说得冠冕堂皇点，就是善于使用干部，善于调动发挥下级的积极性。

　　他说他手下有“二林”，那种概括确实动过点脑筋，有一点水平。

　　又如，在谈到某某某时他曾不无鄙夷地说：“北京人艺有人想拉起第三股势力。”言外之意，剧院已有两股势力。而所谓两股势力，是指由老舍、曹禺与郭沫若不同作品而形成的《茶馆》与《蔡文姬》两类不同演出风格形成的两个群体。

　　这两类戏尽管风格有异，却都出自焦菊隐名下，都服务于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的同一美学追求。

　　我听后曾开玩笑说：“那不挺好吗？北京人艺‘多党制’。”

　　于是之对下级是体贴关怀的。但由于生活的复杂，由于多年来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无数次的教训在不断改造着他，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关注起“权谋”与“驭人之道”。我在旁边，看着他对所谓“权谋”的理解与实践，发现他对一些他骨子里原本很轻蔑，被他讥为“名利之徒”的人，在施舍起名和利时却出手慷慨。——但那的确是一种施舍。

　　在满足一些人名利欲望的背后，于是之又是那样冷漠与蔑视。

　　于是之读过《曾国藩家书》。和于是之聊天时，曾议论过曾国藩的“驭人之道”，尤其是曾氏对待太平军降将李世忠、程学启的态度。

　　李世忠、程学启早年都曾加入太平军，作战勇敢，后陆续降清。但在曾家兄弟眼中，李、程诸人永远属“名利之徒”，骨子里永远是“贼”。

　　曾国藩的“权谋”该有多么缜密！面对所谓悍贼、降将，“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曾国藩编织出的简直是一张无法逃脱的大网！

　　于是之说这些，当然是有感而发。

　　摘自《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