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应该是很迷恋这样的感受的，当军乐曲的主题配乐响起，他和何冰一次次从舞台的最深处大步迈向台口，向观众挥手致敬，此时的观众情绪接近沸腾，欢呼、掌声、叫好，整个剧场似乎都被点燃。十分钟的谢幕，七八次的返场，没有观众离开。无论陈道明是多大的腕儿，无论他见过多大的场面，这一刻，当所有观众起身站立，热烈地为他的舞台表演叫好，任何一个演员应该都会陶醉。即使他是一个以实力著称的大明星。

　　“戏保人”之作

　　这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应该，也是之前声称不愿意离开北京的陈道明，最后却在南京开始了全国巡演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少有演员能拒绝现场的掌声，除非他对舞台艺术的全部理解和追求，超越了一个演员。这个时候，演员或许应该换个称谓——戏剧艺术家。

　　陈道明从中戏毕业之后从未走上过舞台，《喜剧的忧伤》也许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处女作。作为中国公认最具实力的男演员之一，陈道明在舞台上的自身魅力和表演功底依然算得上实至名归。无论是台词、形体还是举手投足的气场，都还能无愧于多年来给人的“一哥”印象。

　　说了这么多陈道明，是因为他是《喜剧的忧伤》最大的关注点，也是观众买了高额票价的最大消费点，更是这出两个人的对子戏成了整个中国关注的文化事件的最大原因。偌大的北京人艺出动一整团明星阵容的《窝头会馆》，也不过在票房上和它打个平手。

　　陈道明为《喜剧的忧伤》赢得了让人咋舌的票房，但这出戏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显然并不全然因为陈道明一个人。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近乎沸腾的观众席里，有一个瞬间甚至觉得，陈道明是这部作品最好的烟雾剂。当观众和舆论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了明星陈道明的舞台处女秀时，这部在当下戏剧舞台难得一见的讽刺作品，以一种和谐而欢乐的方式上演了。

　　戏剧舞台常有“人保戏”和“戏保人”之说，也就是说关于演员和作品之间谁更强势，谁更能帮助其成功。《喜剧的忧伤》看似是“人保戏”，陈道明加之何冰的组合，使这个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剧作家剧本大行其道。但也许陈道明本人也不会否认，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戏保人”之作。驰骋文艺圈这么多年、经手剧本无数的陈道明，不会不明白，挑选剧本和角色的重要性，更何况，这是影响他艺术声誉的一次演出。

　　“忧伤的喜剧”

　　《喜剧的忧伤》在首轮演出时赞声一片，到了二轮时终于有了不同的声音，拍砖的并不在少数，虽有愤怒之声，但大多还是中肯的批评。最大的质疑在于这部戏的改编，很多段落是为了笑声而设置的，不少“洒狗血”的喜剧表演方式，偏离了剧本所应该指向的严肃性和深沉性。“喜剧的忧伤”，最后成为了“忧伤的喜剧”。

　　感性的喧嚣回归了理性的质疑。任何作品都会面对意见不一的评价。有好恶，至少说明大家关心的是艺术作品本身，而不只是一个影视明星回归舞台。只有圈内人的捧场和观众的追星，才会指向同一种声音。

　　对于《喜剧的忧伤》，很难从一个角度给这部戏下一个好或者坏的定论。如果从中国戏剧的大环境而言，这部戏真心还是一部好戏。演员演得很"嗨"，观众看得更"嗨"。重要的是，它确如剧名。整个戏的前100分钟都很喜剧，但最后的20分钟，它真的很忧伤。剧作家史航[微博]说，这是一出“替喜剧挽回尊严”的戏，确不为过。

　　但观众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要单纯深究这部戏的艺术性，它确实离艺术的完美性和深刻性尚有距离，而这些距离，恰恰最多体现在了两位主演身上。陈道明和何冰都是当代中国最具实力的男演员，但在剧中，审查官和编剧两个人物的表演定位和细节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正是这些可值得商榷的部分，直接影响了这是一出“喜剧的忧伤”，还是一出“忧伤的喜剧”。

　　如果要再加上之前一票难求的轰动舆论、托人才能买到天价票的心情，以及对陈道明的过高期待值等种种因素，对于那些常年看话剧的专业观众而言，花了近千元走进剧场看到的《喜剧的忧伤》不过如此，也就在所难免地失望了。

　　讽刺成为“胡椒面”

　　毋庸置疑的是，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是一部极其高级的作品，想来这也是它能够引起英国老维克剧院等众多国际知名剧院搬演的原因。不过，能够把它搬上中国的戏剧舞台，多少需要一些勇气和智慧。有多少年，我们的文艺创作已经淡忘了“讽刺”这件事情。在不痛不痒诸如人情冷暖这类题材之外，关于权力、关于制度、关于人性之间的博弈，早已成为敏感话题，被习惯性划在了文艺创作这个圈圈外面。

　　因而，当《喜剧的忧伤》乍一亮相，“审查”这个剧情关键词，就让无数观众兴奋雀跃。物以稀为贵，文艺作品同样如此。在这出戏的大把票房里，“审查”所占的份额，估计也不在少数。

　　事实上，这种文艺创作习惯性地自我圈定划界，多少是有些可笑的。《笑的大学》能在全世界风靡，印证着这种话题在每个国家都能引起共鸣。而事实上，剧作本身在反思审查制度的表面，似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指向。

　　陈道明饰演的审查官不能容忍何冰饰演的编剧在剧本获批后真诚袒露心扉，他大怒地吼道“因为我就是你所对抗的权力”，当场收回了已经盖章通过的剧本。然而，当全剧最后一刻，编剧要入伍从军走向战场，曾经是督战官的审查官——之前的全部工作就是做逃兵思想工作让他们冲上战场，在震惊、意外、失落之余，却同样泄露了自己的感情，他认真告诉了编剧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关键诀窍，“趴在地上装死，或者直接逃走”。

　　在那一刻，审查官放弃了自己权力执行者的角色，他最终开始质疑甚至放弃自己多年来的身份定位。或许是因为这短短几天笑的经历，或许是因为他内心由来已久的一种对制度和权力的自我怀疑——这是一个有无限可能性的阐释命题。也是这个作品充满多义性的“高级”所在。

　　在这部作品里，对审查和官僚制度的“讽刺”也许也只是全剧吸引眼球的噱头，权力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文艺慰藉人心的力量，或者才是编剧更关心的命题。

　　不得不感到可悲的是，在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里，“讽刺”这样的“胡椒面”如今都已如临大敌自我摒弃，更不要说，在一贯酸甜口味的作品里撒上一把呛人的胡椒面以供自省了。《喜剧的忧伤》能够上演，就属难能可贵。

　　“不要跟着掌声和笑声走”

　　北京人艺年轻导演徐昂的改编基本上还是忠于《笑的大学》的，这出戏从毫无征兆的喜剧最后逆转为一出带有忧伤的正剧，多少还是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全剧做了成功的本土化改编。把二战时日本一个小剧团编剧面对戏剧审查科时的悲剧，移植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剧中的包袱笑料也都十分具有“群众基础”，诸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名字互换，法海和白娘子的搞笑造型，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那一句曾经是曹禺写给四凤的经典台词“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被何冰的表演深化强调演绎而出，成为全剧最让人爆笑的段落之一。

　　舞台上自始至终只有两个演员，陈道明和何冰无疑就成为全剧能否成功的最关键。两人的表演功底依然深厚，配合也十分默契。剧中的喜剧包袱抖得十分成功，一抖一个响，而陈道明在戏中戏——扮演警察的段落中，展示了他难得一见的喜剧诙谐。

　　但是，不能不提的是，两个人在关注表演喜剧性的同时，似乎忽略了人物的准确性。尤其是陈道明饰演的审查官，按照剧本的逻辑，这是一个对自我定位有着清晰认识的人物，他严格恪守着自己忠于制度权力的社会角色定位。他从战场归来，作为一个刻板的军人，真心厌恶着戏剧和娱乐，由衷否定其价值。他对编剧的刁难都是有预谋和计划的，是出于忠于职守的需要，而非龌龊内心的指引。他的这种自我定位，无疑会让他在7天的审查过程中，有着一次次自我怀疑和精神冲击的过程。

　　然而，在陈道明的表演中，审查官对权力执行者的自我认定是模糊的，只在他最后的台词中，观众才有明确认知。当审查官等编剧离开后猥琐地查看送的礼，当他穿上法海戏服和编剧一起对台词，审查官的起初形象更接近于一个官场上的可笑小人，和剧本的人物逻辑有所矛盾。而在7天中人物所经历的思想转变，并没有在舞台上有层次丰富的呈现。也因此，当最后20分钟的“忧伤”突然到来，审查官的角色突转多少显得生硬。

　　何冰的编剧角色相对更为顺畅一点，但全剧开始时，这个角色的“不耐烦”和“文艺范”，多少也和他之后一心只求剧本通过的委曲求全不甚吻合，但相对审查官的角色色彩偏差，编剧的问题远要小些。

　　不得不扯回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话题，演员很难拒绝掌声的诱惑。也许，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的陈道明更是如此，掌声的簇拥使“喜剧效果”成为了比“合理”更重要的事情。

　　想起很多年前一次亲眼旁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的法国喜剧《艺术》上演前，导演曾对着两位主演徐铮和郝平[微博]反复叮咛，戏要压着演，不要跟着掌声和笑声走，这台演出最后在2000名观众的北大百年讲堂获得了将近20分钟的谢幕掌声。也许，“不要跟着掌声和笑声走”，是成就一个高级戏剧尤其是喜剧的关隘。而在这个戏里，如果演员和主创能对掌声和笑声的需求少一点，那这出戏，显然会更高级，更完美些。

　　同一个剧本，不同演员和主创的组合会有完全不同的呈现。这一版《喜剧的忧伤》，无疑有着鲜明的演员主导色彩。想来年轻的导演是演员出身，在表演上无法完全驾驭两位大腕主演。然而演员们站在台上，毕竟很难看清全剧的整体面貌，再大牌的演员也需要导演掌控全局，概莫能外。导演和演员的博弈失衡，或许也是全剧存在艺术缺憾的一个原因。

　　缺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视缺憾。据说剧组每演一场就会有所调整，能在掌声和笑声中正视缺憾，这是可贵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喜剧的忧伤》都是一出值得肯定的戏剧。在当下的中国戏剧市场，没有喜剧的忧伤，很难有这么多观众；而没有忧伤的喜剧，很难有这样的戏剧力量。《喜剧的忧伤》，做到了拥有观众，不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