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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榕解读焦菊隐的导演艺术:以形传神

2013年09月02日10:53  中国艺术报 我有话说
  1963年北京人艺上演田汉的《关汉卿》 ,梅兰芳等人应邀前来观看,随后大家一起相聚梅兰芳家中并合影留念。   1963年北京人艺上演田汉的《关汉卿》 ,梅兰芳等人应邀前来观看,随后大家一起相聚梅兰芳家中并合影留念。

  丹钦柯指出:导演是一面镜子……导演必须死而复生在演员的创造中。一颗麦粒,必须死在土里,才能永生。

  重视生活

  焦先生曾经说:“导演每选上一个戏,一定要考虑这个戏打算以什么取胜,确定这个戏的主导方向。另外,每排一出戏,导演都应该为自己提出值得研究的课题。作为导演,要想得远。排练前,先要下去体验生活,要求演员写创作日记。演员记创作日记与进行艺术小结是提高剧院业务水平的两个好办法。 ”

  他总是反复强调要大家从生活出发、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他说:“学习斯氏的方法,要求演员能生活于角色,首先要懂得角色的生活。缩短演员与角色的距离,表演要强调符合生活逻辑和真实,这就意味着演员必须深入体验生活才能获得创造形象的基础。不但这个戏需要体验生活,将来每个戏都应从体验生活开始。作为导演,尤其需要平日的广泛积累生活素材。 ”

  学习斯氏的形体动作方法

  焦先生强调学习斯氏体系不能空谈,必须实践。改变旧的排演方法和制度。导演要和演员一起挖掘人物的“心理行动” 。他把握了戏剧是行动的艺术这一本质特征。他提出三个新概念: 1 。导演和演员是联合创造的关系; 2 。排演阶段仍属于生活体验的继续和“心象”形成完善的继续; 3 。把行动权交给演员。

  初级阶段(也称生活阶段)是要生活、不要表演。让“心象”由演员想象中降落到躯体上来,开始溶和,让演员由“他是我”向“我是他”过渡,逐渐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地位”先不忙走定,最后要把人物在第一幕的心理引动线走出来。

  第二阶段是从“他是我”向“我是他”过渡,要求演员能以人为的名义和行动方式去行动。作家提供的舞台行为,开始成为他们被具体愿望激起的必然行动。“愿望”要由衷而发。“行动起来! ”这就是进入人物的通道。

  焦先生在总结中说:“有了思想便产生意志(愿望) ,有了愿望,才产生行动,随着行动而来的是情感和更多的愿望,接着便产生新行动,新的行动又引起更浓厚的新情感和新愿望。 ”这就是挖掘人物心理行动的过程。人的行动主要来源于愿望和具有一定目的,这是使舞台上出现一片生活的基础。让演员先行动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排演中从情绪出发,从感情-结果出发,本末倒置的错误方法。产生愿望和行动关键靠“交流” 。在舞台上要学会“真听”和“真看” 。斯坦尼解释:“在舞台戏剧上有一种所谓‘二重奏演技’ 。演员需要感觉自己对手的声音和目光的才能;需要不仅善于说话,并且也善于回答。需要演员能够注意着剧本的情境——使你同他一起行进的那个人。 ”

  瓦赫坦戈夫说:“演员应该相信。 ”(以假当真)舞台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那儿什么都是假的,但这“假”对于我来说却是“真”的。演员应该知道: 1 。他与对手的关系。2 。他要从对手那儿得到什么?3 。他为什么来到舞台上?

  只有把作家的语言变为强烈的舞台行动,才能掀起戏剧情节的大跌宕。在演出本中,焦先生动用了一切舞台手段,大笔浓抹重涂,把文学语言化作了能动的舞台形象,形成了《龙须沟》第一幕结尾的高潮。

  民族化试验: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和行动的语言性

  有人评论:东西方美学都不排斥再现和表现的结合,西方却更强调“摹仿” 、“再现” 、“写实” ,东方则更强调“表现” 、“抒情” 、“写意” ,双方都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西方则侧重于真和美的统一,东方则侧重于美和善的统一。

  西方戏剧的“冲突律”认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中国戏曲的“戏剧性”却在“情趣”二字上,认为有情有趣便有戏好看,把“情”字放在整个戏论的触目地位,如“情到真处事亦真” 、“以情判理” ……中国历代戏曲作家,充分发挥戏曲艺术“传神” 、“写意” 、“抒情”的功能,创造出了若干千古绝唱。以人为主、以情为主。戏曲之美在于其“观赏性” 。不强调“再现” ,而强调“表现” 。

  中国戏曲在美学观念中不存在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 ,或激发观众理智的“批判性的共鸣” ,也从未打算过在舞台上营造出逼真的幻觉来。

  重“情”并不是要表演情绪。“借客观事物来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这是戏曲的独创性,以“细小瞬间的信念”来抓住观众的心。捕捉形象的核心,凝炼成“诗意化”了的真,使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

  戏曲舞台讲究“以虚代实” ,可以任意腾挪时空的处理,为演员提供了表演的条件,“可以畅通自如地表现思想” 。如《蔡文姬》中的:“人代穹庐” 、“乱兵足下” ,《虎符》中的“小桥流水” ……

  焦先生在《导演-作家-作品》中说:“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作家和导演的关系是:“作家依据生活,挖掘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活动;把这些思想活动提炼成为具有行动性的语言,来表现行动。导演从作家的语言里,挖掘出那些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活动,把它们组织成为具有语言性的行动,来体现语言。作家需要语言的行动性,导演需要行动的语言性。能够集中概括地说明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活动的台词,才叫作有行动性;能够叫人听了一句台词,就懂得了很多句存在于他心里而并未说出来的话,这才叫语言行动,就是语言所代表的人物的思想活动。 ”

  行动的语言性是指舞台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要能揭示他的内心活动状态。舞台行动所说出的话越强烈、越响亮、越准确,人物的内在形象便越被表现得具体而鲜明。他在《武则天》中要求演员:

  (1)富有语言性的形体动作,特别是能揭示人物细微心理活动的小动作。

  (2)要求形体动作的无声语言比有声的语言更为丰富。

  他还亲自做过表演示范,如裴炎告警的“四指” ,武则天与婉儿的“四看” 。

  焦先生认为导演是用作家创作的生活和人物作二度创作的艺术家,决不是仅仅做整理排练的人。

  焦先生强调“诗意” ,什么是诗意?焦先生说作家单凭理智创作,只能写出戏剧体裁的论文。创作者对事物产生深厚的感情,激荡的情绪,描绘出乎激情,刻画发自肺腑,诗意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他对《蔡文姬》舞美设计提出的要求是:“中国传统的国画技法里就有着重于‘情景意境’的渲染手法,写景为了着意写情,写情又为了着意写意。这种略景物之描写,重人物内心意境抒发的传统艺术手法在中国诗画里都是别具一格的,我们可以好好地借鉴。 ”

  焦先生说:“以形传神,要把‘形’精炼到最准确最鲜明的程度,来尽可能夸大和突出人物的‘神’ 。他给《武则天》写实风格的表演,喷上了一层生活细节和浓郁感情的薄雾。叙事性与抒情性的高度结合,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鉴赏习惯。 ”

  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而是演员通过提炼、集中、典型化、诗意化了的真实。我们提倡继承传统,要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入手。学习前人的先进经验并不可耻,关键是要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来。希望我们话剧演员能培养爱看民族戏曲的习惯(如昆曲《牡丹亭》 《长生殿》 ,越剧《红楼梦》 ,京剧如张火丁的《白蛇传》等) 。焦先生的导演成就和他三年戏曲学校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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