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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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西洋镜》准备了三年，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在北京启镜拍摄。自此，长日沉沉，深更漫漫，“拼得老眼枯无泪，一肩只剩志千秋”。后来，暑往寒至，未摄余镜逐渐变少，待近新年时分，我们居然大功初成——封镜了。
昨日何重？今日何轻？我期盼的关机后的大自在并未呈现。而今日栩栩然庄生之为蝴蝶，亦不如昨日遽遽然蝴蝶之为庄生。我坐下来叙叙这部影片的初衷，和我今天的大感动。
童稚之心于立人
“西洋镜”通过三个男人的友情，窥视不同的生命走向。主体故事集中在“不规常辙”的小刘(夏雨饰)身上。他可能大脑进了水，谁要有这么个儿子，不如气死罢了。我偏好的是他的疏漏、天真和憨意。这类人，“蹈死狱”，“负奇穷”，意下总不明晰，心中唯有朝阳。古人有徐文长等，他把门前水洼题为“天池”，今人有我的个把好友，一身泥水，常不自知。我推崇的不是他们个人主义的偏狭和自私那些小气的毛病，我心疼的是他们那种有创意的童心。
影片中另外两个男人，一位是懂得妥协之道的务实派任老板(刘佩琦饰)，他是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勇者。有句外来的老话，大致是：“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能为某种事业屈辱地活着”。我对他们只有敬畏之心，远远地钦慕他们的实力。
还有一个英国人，叫雷门(JARED HARRIS饰)。他是卓别林早期影片中那样的小人物，有些象我们的阿Q。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重要一点的人，但就是难有上层人们的风范。他们对自己的现世环境不够明察，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此更原始，更可信。
我表现任老板、雷门等人，是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可亲可爱的脆弱，而这脆弱才是立人的根本。
三个男人搅在一起，友情亦如爱情，不必有同性恋的复杂，干干净净的就感人挚深。男人之间的事，有些“混”意，很大气，其实比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的事情好看。
我的误区是曾看重我对冷调子和出世风格的认同，其实在《西洋镜》里，我看到的是在尘雾中对明亮和温暖的追寻，是不可避免地对亲情善意的渴求。这善意并不象想象的那样拮据，其实在人群中常有，它的局限和欠缺并不妨碍我们淳善的维度。人，逃避不了的是自己。
办洋务与本土文明
《西洋镜》好像是要用西洋的镜头窥视中国的文化，其实是企图用东西方都听得懂的共同语汇来演义我们本土的素材，使东西方能相得益彰，又不失去各自文化的特定内涵。这做起来不容易，是件有争议的事。
当年的大儒们如林语堂、张爱玲等，不仅国学渊博深厚，洋学也远在我辈之上的。但他们在后来的欧美生活中，是枯萎了。这中间除了他们个人兴趣的选择的原因外，亦有不少困境是难以战胜的。比如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儒们的个人背景及经历赋予他们的信念和眼光。
而今天文革狠狠地摔打了的中国一代人，他们不管在世界的什么角落，都有“主子”的气质和心肠，他们在各个领域中露出头角。放眼一看，他们比比皆是，以点而面，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很小。用“世界语”讲述本土文明，亦是件应该发生的事。
不管是办洋务，还是搞本土文化，我们永远是大陆人。我首先是大陆导演，不论我们在哪里，生活多久，这个，无法改变。
北影人
凡是熟悉摄制组的人都知道，那些以拍电影为生的人对电影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和情感，他们可以是“最可爱”的人，特别是当他们为了你的片子“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但他们也会因你的调整不当，“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他们的语言如电击火闪，他们的动作似利剑出壳。
秋季九月，开机之时，我面前站着的就是这样一群彪悍的北影人。
他们中的多数刚刚完结《刺秦》的拍摄工作，胸前揣着的履历上满是《霸王别姬》、《末代皇帝》之类的中外著名制作，腰间披挂着各色刀枪剑戟等中西式时髦工具，真是硬朗朗的英俊精强，齐刷刷的威风凛凛，令我们这些外来的工作人员和演员看了，无不叹为观止。
在拍摄的日子里，他们曾为了对我个人的情意尽其所能地工作，使我欲涕还休；他们亦有“神仙也打瞌睡”的风范，曾令我气急败坏地“罢机”，据他们自嘲的说法，我有时把他们搞得“真不会了”，这种说法曾令我大惑不解，我猜度，正确的说法大约应是有些地方我“不会”。中西方的差距是大的，中西影人的合作是艰苦的，这就像两位从未谋面的成年男女，忽然间被安排在一起米面油柴的过日子，这中间有多少为难。
一方是身经百战、彪炳强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爷”们，另一方是桂冠如锦、严谨固执的“姑”们(美方人员多系女性，各种奖项比肩而高)，全组百十余位中西影人，我在中间，两手各牵一边，强要他们求同存异，克已复礼，为《西洋镜》使出浑身解数，黑起眼睛作贡献。
我很难为了他们，我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中国影人这样做了，为了对我的情意，美国影人也这样做了，因为相信这会是部好片子，《西洋镜》若是部好片子，可以有报于美国同事们对我的期望和信任，《西洋镜》若是部好片子，不足以报答家中那些对我真情给予的兄弟姐妹的义骨侠风。
社会效益和市场性
人类是唯一能笑的动物，使人喜闻乐见的是幽默。《西洋镜》是幽默的，是“理趣”的那种，于是它更惹人。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里，我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拍了《西洋镜》的最后一个镜头。我们在很多小块玻璃干板上分别画上各种体态的黑兔子，装在圆形架上转动，再透过小孔窥之，众多的兔子突然变成一只，呈欢跃起伏状，这意外的吉祥物，原设计是为剧情中发现电影原理之用，未料竟合了年份的属性，似是有谁在冥冥之中，暗示着某种只可意会的契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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