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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身处在自由的环境 |
导演和院线之间缺乏桥梁 |
好电影不能用钱来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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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觉得是，这三部影片跟我自己的经历，跟我出生的家庭环境，我生长的山西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非常强烈社会背景色彩跟人物命运结合非常紧密的作品，所以它是一个开始的三部。
主持人：到了《世界》的时候，也有带有山西烙印的东西，汾阳来的人，是不是也意味着你的作品将会从山西这一个比较有标志符号的地方要走出去了？走得更远的地方？
贾樟柯：从地理概念上来说我是非常自由的，包括我现在做的一系列的计划，新片是在三峡拍的，下面《刺青时代》是在苏州拍，我觉得并不是很刻意的说我要做一个以山西为背景的三部曲，恰恰因为当时没有必要去选择，因为中国的各个中小城市非常接近，非常相似，我去拍摄山西，和我拍河北，拍河南没有什么区别，我干嘛不去我最熟悉的，能给我更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配合的地方去拍摄，所以它有一个普遍性在里面。我总说我前面故乡三部曲并不是说山西有多特别，不是说离了山西我不能拍电影，而是它有多么的普遍性，拍山西就是拍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现在随着拍摄的推进，区域的变化应该反差很大，包括我们现在也在策划在东南亚拍的电影，《刺青时代》结束之后就会去拍，在泰国、缅甸、柬埔寨去拍摄，对区域的影响和限制当然还存在，但是能够打破，能够更多的共同的经验在不同区域拍摄的一个时代，包括我自己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经验也在其它的地域，包括欧洲、东南亚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只不过是每个导演他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节奏，不可能一下拍那么多电影，所以前面三个都是在山西，大家就觉得他一直在拍山西。当然我觉得我还会再回到山西拍摄，那个土地上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主持人：我们很多山西网友都在说话了。
网友：我父亲看了您前三部片子以后特别激动，感觉特别亲切，有在说自己身边故事的感觉。
纪录片的拍摄是很珍贵的
网友：贾导你还要继续拍记录片，我们都会一直关注着。
贾樟柯：我觉得我会坚持下去，因为说实话记录片是挺耗费精力很大，但是出路很渺茫的一个艺术。比如说今天中国电影环境里面，能不能进入到电影院，是很难的，我觉得我想办法去复杂，慢慢试着打开一个局面，但是我觉得记录片的拍摄真的是很珍贵的一种东西，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电影来说，因为我们是缺少记录片传统的一个国度，电影文化里面比较轻视这一部分，到了九十年代末之后有非常多的优秀记录片，比如比较早的像吴恩光的作品，后来到杨天宇的《老头》，到王冰的《铁西区》，到《淹没》一直有非常多的记录片产生，但是它是一个暗流，公众不怎么了解，整个电影环境对他们的工作也不了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电影新时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怎么样能够推动这些记录片能够在电影院放，或者通过DVD的方法，通过俱乐部的方法让更多的观众接触到记录片，可能也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工作。
一方面是要拍，我自己一直会拍下去，一方面对我自己公司来说，我们也想怎么样能够把记录片的发行和推广做起来，当然这个事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身处在自由的环境
主持人：您曾经在几年前被还被叫过DVD导演，后来也有很多人特别详细在网上解释了解禁的过程，您觉得这个过程和转变，到您的《世界》能够公映，是不是也代表中国电影在往越来越宽容或者越来越开放的方向发展？
贾樟柯：或者说我们身处在一个特别自由的大的环境里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技术，它决定了不可能再那样管理一个电影，以前不允许我的电影放映，后来出现了DVD，一夜之间出现的发明，盗版DVD到处在走，事实上你禁止不了这部电影。最早以前我去到西影厂，去到器材租赁公司，墙上贴着禁令，禁止这个人，如果有人叫贾樟柯租器材不允许租给他，有贾樟柯的人洗胶片不允许给他洗，后来有发明出现数码，两三万块钱我就拍了，文化伴随着科技，再一方面也是要求，今天处在信息的时代，互联网络的时代，不可能再那样去禁止思想和人们的言论，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主持人：我觉得通过以贾导为领袖的很多电影人的努力，记录片终有一天也会在电影院里和大家见面。
贾樟柯：对公众来说要逐渐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影片，因为他有欣赏习惯的问题。去年、前年这两年，记录片在欧洲的电影市场是非常活跃的，其中有几部影片，比如有奥地利导演拍的《达尔文的恶梦》取得非常好的票房成就，他的票房业绩不比优秀故事片差，包括我们熟悉的《9.11》这样的影片，欧美市场上记录片这两年是一种很活跃的电影，交易率很高，反而在我们这，除了田壮壮导演的一部记录片有机会在电影院上映以后几乎到绝境，我现在一直在强调能不能建议有关部门改变所谓技术审查问题，最早对电影导演内容的审查，现在有很大的宽松，有一个相对自由，但是技术审查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对电影来说，不应该有一定的技术的要求，我用家用摄像机拍摄和我用超35毫米拍摄的应该一视同仁，决定这个影片能不能进入影院，应该由影院系统，我是电影院老板，我看到一个用家用录像机拍的影片，我觉得它有商业效果我觉得它能够进影院有可以进，现在我们有很多硬性规定，比如必须是35毫米胶片拍摄的，必须高清拍摄这样影片才能进入到发行的系统，一大部分年轻导演他们起步的时候，可能使用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摄影工具，但是那个影片本身它的价值是很强的，很可惜因为技审的问题，这些影片不能够公映。
我记得有一年我第一次去鹿特丹电影节的时候，有一个前苏联一个小国家的导演拍摄一部影片，颗粒非常粗，后来我跟这个导演聊天，他是反复拷贝，最后达到了他要求那个颗粒的程度，然后才出最后的标准拷贝，他追求高颗粒。他整个影片粗颗粒带来的力量，是跟他拍摄的内容是非常吻合的，但如果这样一部影片在中国，它绝对会被人认为是技术上不过关，被排斥在影院之外，特别是今天我们有特别多的优秀影片，是用DV拍摄的。去年有一部刘加英的《牛皮》，李红基的《好多大米》，包括李亦凡《烟雨的淹没》都是用DV拍摄，技术审查不能进入影院，已经变成不合时宜的审查，能不能取消掉或者改变技术审查，其实它涉及到最后还是创作自由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很多网友在网上在抱怨。
网友：我们也有创作热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拿着DV拍。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DV导演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贾樟柯：我觉得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技术审查对DV的限制，是他们有问题，我觉得DV是一种很好的创作的媒介。
导演和院线之间缺乏桥梁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有一个心愿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影制片发行系统，尤其您认为年轻的导演应该是和电影院线之间建立很好的沟通。
贾樟柯：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拍的都很好，但是中间缺少一个桥梁把他跟电影院联系在一起，让这些影片进入到发行系统里面。我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主要偏重在监制方面，我们今年刚推出一部影片叫《赖小子》，到7月份的时候会有一部商业电影，是一个香港年轻导演，他刚刚从演艺学院毕业的，我们投资拍他第一部长片，今年会有两部投资的行为。
一个公司特别是实力并不是很强的一个小公司，一年做不了多少事情，慢慢来，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能干太多事情。
主持人：像《赖小子》是您所扶持新人计划的一部分，是吗？
贾樟柯：我觉得我不喜欢“扶持”这个词，我觉得是合作，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导演，不需要讲“扶持”，其实我有幸跟他们合作。这个不是客气话，我是真这样想，在合作过程里面，他们的活力，他们创作力也让我成长和进步。
主持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新人，这样的年轻导演会让你觉得你有这个欲望，有这个激情想跟他合作？
贾樟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他要有对电影的激动，如果没有满腔的想拍电影的热情，很难去克服很多困难，即使你资金条件再充裕，制作条件再好，对一个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来说，遇到的困难还是挺多的，这个困难包括你是不是能够在30几天很好分配体力，把电影完成，你是不是能够协调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能够面对特别多特别复杂的人际关系？每天出现的突发事件你有沉着的应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你愿不愿意去付出，我希望我自己选择的导演，他们的激情和热情能够把这个东西冲破，这是一个基础。
再一个基础，就是他的电影能力。像韩杰，我看了他的短片之后，他特别想当摄影师，另外他比较喜欢摄影，跟我刚认识的时候，他想当摄影，我说你其实能力在导演方面，我看了他的短片《过年》他很有导演能力，特别那个片子里面从17、18岁少年到老年都有涉及，他拍戏拍得很好，能够调动不同年纪演员的能力，这就是导演的能力，后来他写了长篇剧本《赖小子》，剧本写得很好，就去合作，其实过程很简单。
好电影不能用钱来衡量 自己也有商业片的计划
主持人：你看《赖小子》今年也是被誉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的头彩，得了大奖。而且您的每一部片子都是在国外获奖无数，但是大家说包括《世界》在国内公映以后票房并不是很理想，反差是什么？
贾樟柯：还是我们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跟观众的亲密程度，它不是简单的商业电影，观众来，放松，喝着可乐，吃着苞米花，高高兴兴看完，高高兴兴走，这里面有非常多要求你参与到影片思考里面，参与到剧情里面，它不是被动的观看，是互动的观看，包括影片的节奏，影片的类型本身其实是跟观众习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发行《世界》的时候，这个完全是预料之内的，所以最后发行情况，全国我们收了一百多万，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原来比这个想的还要悲观。
主持人：你曾说，收了一元钱就很满意。
贾樟柯：有时候说实话，一个人坐在车上，从三环、二环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往来的人，大家那么忙，每个人脸上都有心事，匆匆忙忙在城市里奔波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去花钱看那个电影，太累了，其实自己是很灰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情况里面，这样一个生活节奏里面，其实你要求那么多观众去看电影，特别是那么贵的票价，我觉得是有它的困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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