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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琪称《赤壁》反衬中国电影没有史诗片
自数周前开始舒琪在《明报》的专栏上进行了“说吴”的系列书写,而在周六的那期中,他认为《赤壁》给他的一个概括性问题是中国电影至今仍然没有史诗片,“第一,是经过了这一波又一波的‘古装大片’潮后,我已几可肯定: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没法有足够的能力,拍出一部(成功的)epic。原因是epic这个类型牵涉的不仅是导演风格或影片美学的问题,而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有关制作管理的层面,也就是说,制度、方法、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每一部门的平均专业性水平等各方面的统一表现。这重重的aspects,体现在内地、港、台的电影工业身上,最容易出现的是corruption、水准不匀的情况。举一个我以前已提过的例子:Casting这个职衔。在荷里活,它是一个十分专业化和被重视的部门,除了负责建议及挑选主、配角的演员,为他们安排及进行试镜外,还包揽了所有群众那个演员(即我们的所谓的‘咖喱啡’)的选角及分配。《赤壁》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之一,就是群众演员的生硬演出及粗疏的外型(瘦弱的士兵、肤色红润的难民)”。
舒琪的说法,粗看起来似乎是问题不大的,但如果细想,却产生了疑问:第一,中国电影是否有epic也即史诗电影;第二,因为《赤壁》的不是史诗电影而推断出中国至今没有史诗电影这一过程是否合理?后者主要是与逻辑推理相关,而前者则主要是与电影有关。
史诗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是指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代长篇民间叙事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诗在不同的时代里逐渐的扩大了外延(其实在《荷马史诗》时已经有了由神话式史诗到英雄史诗甚至是平民史诗发展的趋势),如骑士小说及英雄传奇是史诗向当代小说的过渡形式,如今,广义的史诗,已经不仅仅是指那类以广阔的背景、壮观的场景、庞大的人群来叙事的英雄史诗,还包括了相对比较少量的平民史诗。史诗电影是由史诗文学/文化拓展而来,同样的,广义的史诗片也是包括了平民史诗的(像好莱坞的黑帮史诗片《教父》系列也并非传统意义的史诗片),如早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九十年代的《悲情城市》、《霸王别姬》、《站台》等。
而舒琪的由《赤壁》在史诗性方面的缺失而认为中国电影至今没有史诗片,无疑过于武断。至于《赤壁》给他的第二点观察,其实也是需要商榷的,“中国电影很可能永远出不了一部真正优秀的古装(历史)战争片。这与创作者的才华与能力没有必然的关系,也非与这个类型片所需要的庞大资源有关。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们背负了另一个更根深蒂固的传统——武侠片。也就是说,一旦去到战争/动作场面时,电影都无可避免地立刻沦为一段又一段的(个人)武打表演,即使其武打风格会较为‘写实’(尽量减少‘威也’与电脑特效的应用)”。实际上,《赤壁》也只是一部中国电影,但是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电影,而舒琪的由《赤壁》得出的“中国电影很可能永远出不了一部真正优秀的古装(历史)战争片”的结论,同样下的很武断——其中仅仅是“真正优秀”的这四个字,就难以判定,因为,由谁来评定是否真正优秀?其标准又是什么呢?
4.香港电影资料馆举办谭家明电视影片展
9月19日至10月12日,香港电影资料馆将举办“荧幕新潮——谭家明的电视影片”展,其所上映的作品包括《失踪少女》、《伟仔》、《晨午暮夜》、《苗金凤》等,其中重点是像《汪明荃(听歌)》、《李司祺》、《林建明》等这些女性人物的电视影片——谭家明在电视时期的代表作是《七女性》、《北斗星》、《CID》等,其中《七女性:苗金凤》是谭家明向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戈达尔致敬的作品,也是谭家明的代表作,被影评人张凤麟评为“谭家明对各种商业消费品、中产生活模式、女性商品化的批判态度,极相似于戈达尔的《已婚妇人》以及《我所知道她的二、三事》电影中批评金钱和广告无止尽地刺激人的需求。两者都特别用影像批判广告、消费主义和男/女权力支配的恶行”。
谭家明在进入香港影圈之前曾在电视台工作过大约三年,为TVB制作了20多部电视影片,随后担任电影导演,拍摄了《名剑》、《爱杀》、《杀手蝴蝶梦》、《最后胜利》等多部富有个人风格的电影作品,并担任了《东邪西毒》等杰作的美术指导,而他在2006年年底复出的《父子》(blog)则在翌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取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009年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三十周年,而香港电影资料馆试图“以谭家明的电视影片先行,希望是一系列研究‘荧幕新潮’人物作品的起步”,这大概也是明年纪念香港电影新浪潮三十周年的“前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