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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你说会让观众看到梅兰芳也有平凡人的难处,这在电影中怎么表现?
陈凯歌:对于梅先生,我更多地愿意把他看作一个演戏的人,我更关心的还是他内心里面的痛楚:从小家境不太好,也违背意愿去陪过酒,这些事我们不去讳言。这些东西积累起来,可能就让他有了一个新起点。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八零后、九零后这样的称谓,所谓“八零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生的这么一批人,他们的世界观、很多看法跟前面的经历过很多苦难的人不一样,梅先生之于他那个年代也是这样。他可以算是一个五四青年吧,否则也演不了像《牢狱鸳鸯》、《孽海波澜》。这样的(新)戏。他开那个时代的风气之先,所以他是那个时代的八零后。他是好玩的一个人,有趣的一个人。一般说到梅兰芳都说他“谦谦君子”,“很中庸”,比如说反右的时候,他也得自保,甚至也得说一些违心的话,这大概也更证实了他其实是平凡的吧。
南都:你说他的好玩,是指他个性里的矛盾?
陈凯歌: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通常能够成为传主的人,在大家眼睛里都是了不起的伟人,过去好些传记片也都是这么拍的,所以在《梅兰芳》里我觉得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让大家对梅先生先有一个亲近感,我们必须要拍一个让观众觉得生动有趣的电影,而不是一个“某年某人做了某事”的电影。梨园行里可生动了,由于京剧当时的普及,竞争激烈得不得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生动。
南都: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有不光彩的一面,梅兰芳也不例外。在电影里,这种不光彩的一面如何触及?
陈凯歌:我相信梅先生在他的一生里都有一个东西潜伏着,就是恐惧。我想今天各行各业、娱乐圈的知名人士都有这样的恐惧。这个恐惧在我们的这个电影中被称为“纸枷锁”———纸枷锁的可怕之处,孙红雷在电影的台词是这么说的,“就在于它薄薄的,是纸做的,你不用一点力气就可以撕开,但是你不能撕,你也撕不开”。你进入这个行业,就要面对这个情况,一个从小就不被师父看好的小孩,一个在上海的舞台上曾经遭到冷遇的配角,一个在婚姻情感问题遇到周折的人,一个被五四时代的哲人和文学家看不起的戏子……这样一些恐惧,是我们都懂的难处,梅先生是怎么面对的?一个被绑架的人,一个被无形的纸枷锁绑住的人为什么又能这么坦然?他不在某个境界的话是做不到这样的,是会漏洞百出的,但是他没有。我甚至没听过他说一句反驳的话,一句都没有,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得了一点真智慧了。所以我觉得梅先生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这才有趣。
南都:你说的这个“有争议”在电影里会体现吗?
陈凯歌:这个不是电影里要说的重点。重点就是故事,一切的东西都是在故事中间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样我觉得才好。我觉得他是真实地在他的国家、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生活过,你可以触摸到他的呼吸,可以接受他的软弱,你可以痛惜他的失败,你可以理解他的痛苦,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像所有的人一样。
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把身上那副很大的“纸枷锁”撕破。为什么陈毅副总理说他是“一代完人”,这话我想也不是随便说的,可见他有精神上的洁癖,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美”。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我给日本人唱戏不美,在舞台上他在纽约的首演十五次谢幕,包括齐如山都劝阻说,“你不能再上去了,再上去就有点轻贱了”,他不听。因为他觉得如果辜负了他的观众,不美。他就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美的化身,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个字,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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