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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玲珑就不是梅兰芳了
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追忆父亲
【独家专访】
生活中的梅兰芳是什么样的?除了京剧,他还有哪些爱好?梅家人对电影《梅兰芳》又是否满意?
【艺术家梅兰芳】
我父亲把京剧推向世界、推向国外,这是他做的贡献,这不是很简单的。
京剧过去都是供奉朝廷的宫廷文化,慈禧、西太后看戏,那时候叫“伺候老佛爷”。四大徽班进京,乾隆皇帝做寿以后,那就是一个宫廷文化了,把地方剧、汉剧、昆曲、锦江、梆子和其他地方剧凝合在一起出来一个京剧,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而且是很有底蕴的艺术形式。现在大伙儿怀念,而且都知道梅兰芳,就是因为我父亲把京剧不单在北京拓展,全国拓展,而且在全世界拓展了。1919年、1924年到日本去,1929年、1930年到美国,接着到欧洲,欧洲完了回中国,1935年到前苏联……和国外结交的文化名伶非常多,他是第一个把京剧推向海外的人,为什么说梅兰芳是世界文化名人?他把中国戏曲文化跟各国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大文化,他又汲取了营养,又排了很多新戏,创建了梅派艺术。
他不保守,他革新,走创新道路,他说,“我的艺术永远是要大家都喜欢,永远让大家觉得是有艺术内涵的”,他继承了老一辈的精髓,还往前发展,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文化,布莱希特也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好,泰戈尔、日本的歌舞妓,那都是他的宝,不分国内国外,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拿现在话来说,很与时俱进的一个艺术家。
【中国人梅兰芳】
我记得当时,日本人来我们家三次找他,我们就在楼上看着,生怕日本人把他带走,特别害怕。
当时我已经懂事了,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变的时候,他们让我父亲讲“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中日友好”,让我父亲说完了唱一段,他很礼貌地说,“我岁数也大了,也留胡子了,也唱不动了,我就在家里休息了”。来了两次都拒绝,最后又来了一个日本军队的,我父亲知道后,自己打了防疫针,发高烧,反应非常强烈,当然日本人不知道,一看确实病了,就走了。
当时日本人也没敢把我父亲怎么样,因为他二十年代去了两次日本,日本观众非常熟悉梅兰芳,他们真要把梅兰芳带走了,对他们本国没有什么好影响。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后来一个日本人说,梅兰芳是中国人的榜样,他们讲武士道精神,宁死不屈,所以反而佩服梅兰芳,如果你要委曲求全,他倒看不起你。
日本人也很礼貌,但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我父亲那种做法冒了很大风险,而且也没有收入,连北京的房子也卖了,拿这些房子周济穷人、周济同行、周济社会。自己画画,画梅花、画花鸟,开画展,然后大家来买,就靠这个过活,所以很艰难。
【父亲梅兰芳】
他去国外演出,总是会带很多唱片回来,都是名家给他的,要用老唱机播的那种。他就让我听,说:“你听听女高音,听听她的旋律,听听她的发声,听听她的音准,听听她如何用气”,很多大歌剧,《蝴蝶夫人》《卡门》等所有的歌剧唱片他都有。
那时候我也就十多岁,也不懂外文,反正就觉得好听,这些歌剧的主角我都知道。后来在上海上学,学校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里圣诞节还要做仪式,穿上红袍唱,所以平常生活中已经接触了国外文化。我父亲让我去听交响乐,带我去看芭蕾,奥斯卡()得奖的电影他都带我去看,那些电影明星他都知道。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为人很宽容、很正直,对同仁、对社会都非常好。他非常节俭,他说:“不用非要穿这个穿那个,穿名牌”,他什么都不要求穿,当然对外他有西服,在家里却很简单,汗衫破了他还穿,保姆说:“您那汗衫破了都是大窟窿您还穿啊”,父亲说:“天热,穿着它凉快”,这是他亲口说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从小是苦出身,不是少爷出身,他要是少爷出身、皇家子弟不会有这种情感,他为什么对同仁那么好?因为都是受罪出身。每年过年他必须给同仁们发红包,北京的红包、上海的红包都发,让大家高高兴兴地过年。剧团的同仁,永远不会因为在台上犯一个错,他就申斥你或者不用你,他的老伙伴都是一直用到最后,一直到我父亲死这些老伙伴都还在,所以都非常难过。他就是宽容宽容再宽容,这样大家跟我父亲同心同心再同心,这就是一种默契的感情纽带,这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他一生就是:中正平和,非常真善美。
当时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看奥斯卡影片。我父亲带着我们看电影,都得偷偷进电影院,等到灯灭了,主题一出来才敢进去,因为灯亮一进场,大家就喊“梅兰芳来了”,找他签名照相,他带着我们,电影院的经理也都熟,说等灯暗了以后你们再进去,坐在哪一排哪个位子,等到快完了,灯亮以前赶快再出来,要不然观众一发现梅兰芳来了又都围上了,就是这么个情景。好的文艺片他几乎都看。
我的兴趣一直特别广泛,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他本身就不保守,他要保守的话不会排出那么多新戏。他英语很好,国画很好,舞也跳得很好,整个大文化这一块都知道。所以他有这种大的文化背景的包容。从小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也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艺术全方位的认识,所以我就不一样,从小就什么都见过,在上海那个大环境里,尤其解放以前的十里洋场,什么没有啊。我们房子就在法国租界,什么都见过。那时候在霞飞路,一些大的国外公司,德国、日本、美国的公司,都是外国的东西,当然那时还是殖民地文化,是在这个背景当中培养起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文化修养,除了京剧以外也有对各种文化的认知。
【母亲福芝芳】
我母亲是旗人,是满人,她那种大度不是一般家庭妇女能够达到的。过去清朝满人,男的都是跑马射箭的,所以她本身有一半男人性格,很爽朗,待客、交朋友都很爽朗,但是很严格。
我们小时候见了什么人得鞠什么躬,见了长辈,该叫大爷叫大爷,该叫叔叔叫叔叔,该叫爷爷叫爷爷,一个字都不能错,大人吃饭小孩不能随便点菜,给你哪个你就吃哪个,不许越位,不许说菜在那儿你要过河,规矩多着呢。
我母亲比我父亲规矩多,我父亲很随和而且很开放,幸亏有我母亲,两人性格是互补的。生活中,我母亲对学生、对家庭都很大度,那么多客人在家里,她不像有的家庭妇女,今儿花多少钱、明儿花多少钱,算账该多少钱就多少钱,马上就给了,当然我父亲收入也多,家里也不在乎这俩钱,但从来没有看她斤斤计较过。这也是家庭环境的关系,你能挣这么多钱才能花出去,但钱没白花,培养了很多学生,父亲跟很多文人墨客交往,在交往中吸取了不少好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这是良性循环。
【电影《梅兰芳》】
记者:《贵妃醉酒》那么出名,为什么在电影里黎明(听歌)扮演的那一段没有体现呢?
梅葆玖:这出戏是随着剧情发展的,不会给你一个整段的唱段,一个电影才两个小时,一个整段十多分钟过去了,也表现不全,一出戏得一个多钟头,所以只能是剧情到那儿有一小段,所以不可能在电影里看出一个整出戏来,你要看就看《梅兰芳表演艺术》,1955年拍的,全出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游园惊梦》……这是两个概念了。
记者:陈凯歌导演是什么时候找到您要拍这个电影?
梅葆玖:我知道他一直有这个想法,因为他爸爸是陈怀恺,是老北影的,跟吴祖光这些老导演都熟,我父亲1955年在北影拍舞台艺术纪录片的时候,凯歌就在棚里头看着,那时候才十几岁,他就看着呢。所以他脑子里头有梅兰芳的印象,如果要找一个香港导演来就麻烦了,弄一“广东梅兰芳”就麻烦了。
记者:外界普遍对黎明评价不高?
梅葆玖:对,说他“木讷”了一点。其实我觉得“木讷”不是坏事,要八面玲珑就不是梅兰芳了。我父亲私下就非常慢、非常稳,本身脾气就很缓慢,所以他演的人物,我觉得跟我父亲的当时状态很像。当然他表演的层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他在台上不是八面玲珑,我说要把梅兰芳演成一个比猴儿还鬼的,那就完了,梅兰芳不是那种人。黎明是北京人,六岁才离开北京,姥姥现在还在,九十多了,住在西四那边,我说你还不看看姥姥去?他从小在北京长大,他没有那种港台腔,他还是规规矩矩的。
记者:对黎明满意吗?
梅葆玖:我挺满意的,规矩大方,而且台下很好,不像一般电影里把男旦都演成人妖似的。他是我们共同选的,我觉得他虽然慢一点,但是人规矩,私下里人也规矩,也很到位。我觉得这次的演员品质都不错,包括陈红( 听歌 blog)跟章子怡()都不错。
记者:这部电影您是满意的?
梅葆玖:我挺满意,因为它把梅兰芳的真实心理,做人、爱国、对爱情、对生活,一个普通人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你没见过,假如你见过我父亲,我们在聊天,他就在旁边听着,一点特征都没有。你看黎明、陈红、章子怡、孙红雷、王学圻,有那么多好演员,这个戏必然起来。
记者:听说最开始陈凯歌拍完《霸王别姬》,有人认为里面有影射梅兰芳的成分,引起了家族不满,当时你们并不同意陈凯歌来拍这部《梅兰芳》?
梅葆玖:一个电影是一个戏,戏里不必做过多要求,他也得要求卖座,也得要求有人来看,必须考虑这个层面,哪个朝代都有电影,有电就有影,没电就没影了。
记者:导演在处理父亲和孟小冬那段感情的时候,处理得好吗?
梅葆玖:挺好的,非常大胆,历史也得承认,我父亲是跟孟小冬有过一段感情,他毕竟是人,后来也很快就不在一起了,这个是一段佳话,在我们看来是一段佳话。
记者:如何看待邱如白这个人物?
梅葆玖:我觉得还是很得体的,没有歪曲,这两个人物(邱如白和孟小冬)我觉得都做得很得体。
记者:既然这样,为什么只有三个人用的是真名,其他用的是化名?
梅葆玖:不能用真名,如果用真名的话有版权问题:你用了我父亲的名字、你用了我爷爷的名字,这个电影你卖多少钱,你用了我们的名誉权,你得给,而且这还不是一点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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