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安门》专家谈 导演叶缨对话专家
对话者：叶缨(《天安门》导演) 王兵(《天安门》编剧) 胡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尹鸿(清华大学教授)
录音整理：李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胡：我大约一年前看过剧本的初稿，有两条情节线并列，除了改造天安门之外，另一条线是一位女文工团员组织军乐队，准备为开国大典奏乐。现在影片基本只保留了一条线，乐队改为儿童合唱。为什么这样改呢？
叶：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剧作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对立面。这事件包括整个所有采访的细节都是顺着的，没有对立面。加上采访的时候，我们被当事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写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可是越写越觉得只要一提爱情，这故事就不叫《天安门》了。
爱情故事的当事人其实就是田华和苏凡的故事。八一厂的著名演员田华，她老公就是这支舞美队的队长。我第一次看到那张1949年前天安门的照片时的那一刻特别震惊。我从来没想过，我们那么习以为常的天安门，为什么我当时看着会那么激动，它怎么就从那个样子一下变成我们后来习惯看的这个天安门？我就总觉得这里面有故事。我小时候住在八一厂，跟很多人都特别熟，所以采访很顺利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了两个日本人参与了天安门布置的事情，还有大灯笼的事情，然后就是舞美队等等。一方面是爱情故事，另一方面是开国大典的故事，这也是我们当初写剧本时始终围绕着的两条线，我们就一直在这里面绕。开国大典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很多情节也是特别动人的，也特别有兴奋点的，其实我们还拍了相当多的素材，比如画毛主席画像的时候怎么了，升国旗时国旗卡在旗杆上了，向英雄纪念碑默哀，等等，大家都觉得特有意思，但是放在影片里就感觉不对了，不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了，就变成了开国大典，或者是田华和苏凡的爱情故事了。我们不得不把所有和天安门没有直接关系的情节都摘掉，再把所有的事件都集中在这儿——天安门上。
尹：有太多的内容诱惑创作，不容易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叶：对，太多好看的了。
王：好多解密的东西，包括烟花、信号弹、礼炮，但这戏一拍就是开国大典的戏。
叶：假如有朝一日，咱们再拍开国大典，从老百姓角度讲，里面的东西特别多，大家干着活呢，飞机“哗”地就过来了，还以为是国民党飞机飞过来了。这场戏也拍了，后来剪掉了……
胡：原剧本还有一段国民党特务妄图搞破坏，在观礼台放定时炸弹，现在也被删掉了。
王：包括打礼炮，打完以后天空开始降雨，造成人工降雨的效果。
胡：这部影片是以小见大，把开国大典的重任安放在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身上，让一代伟人当配角。影片里的毛主席出场跟现场纪录片效果一样。
叶：这是数字技术完成的。这个技术难点就在于，我们把这段画面做成目前国内外技术手段当中再现主席形象效果最好的。
尹：《阿甘正传》最早使用这种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在同一空间出现的特技。不过，里面只有一个动作细节。
叶：《阿甘正传》里阿甘是在电视里看，是黑白的，美国有完整的资料保存，原始画面素材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做的时候，难就难在我们面对的胶片是被翻拍过好几次的正片，都是很老的，在影片的几个镜头当中，每个镜头都是不一样的毛主席。但是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毛主席的镜头，我们最后呈现的是最好的。
尹：可以看出是不同时间的毛泽东形象组接在一起的。但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通过电脑特技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与虚构形象合成在一个画面上。
叶：这是一开始做剧本时，我们的一个愿望，为什么这部电影一定要做个毛主席才有说服力，才过瘾？因为首先在这个剧作当中是有可能的。当年的苏凡，最后在天安门城楼上跟毛主席没握着手，他第一次跟我讲这事，我就特别感动。正因为他没握着这个手，一下子人物的感觉就全出来了。毛主席这一角色在剧情中没台词，而且《阿甘正传》毕竟是十年前拍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开始做实验，做到最后，精神都快崩溃了。我们一开始策划《天安门》投资的时候，是把这点作为最大的卖点——在影片中再现毛主席形象，这是对各级领导和投资方承诺过的。但做到一半就不行了，我们怎么都找不出1949年的镜头。我们开始做出来的最初的毛主席的画面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毛主席。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技制作没有全部做成功，还有就是我发现我们自己已经看惯唐国强饰演的毛主席了。就像我们看天安门，我们总以为特别了解天安门，但实际上根本不了解；我们以为特懂毛主席，其实是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唐国强饰演的主席形象，所以第一次看感觉还不如唐国强饰演的毛主席像呢。
我们收集到的符合我们剧情需要的毛主席的画面有1949年的，有五六十年代的素材，到底是做1949年的毛主席？还是做60年代的毛主席？我们跟特技公司反复研究。一方面，技术上要做1949年的毛主席难度太大，1949年前后留下来的资料少，时间又来不及；另一方面我们分析，今天的观众所认同的毛主席形象，实际上更多的是1960年代以后的毛主席。当时苏联专家有一个技术编辑小组，他们拍的整个国庆典礼的影像资料被一场大火烧掉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一点资料。所以毛主席当时在开国大典上一会儿戴帽子，一会儿不戴帽子，技术难度太大了。最后综合了一下，决定往60年代后的毛主席形象上靠。最后那个镜头我们有可能做得非常满意，因为那个镜头的原始素材特别好，并且在技术上我们有可能做到最好。其实观众并不在乎是不是做彩色的，但在技术上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我们把这个毛主席的影像做完之后，都觉得不像。这个“毛主席”的身体是演员演的，头部是毛主席本人的，用电脑合成后，把画面连起来看，我发现他行走路的姿势很怪，整体感觉就像一个大头娃娃，吓得我只想跑。我所想到的是，我们技术的底线要和观众的预期结合上，但这也是最难的。
尹：现在看画面中前后景的比例、毛主席形象与剧中人物形象的关系、神态都很和谐完整，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这种真假难辨的创作，也标志了中国电影特技制作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叶：技术方面，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做过调查。据说美国在泰国有一个特技公司，专门给30年代的美国故事片做翻新，做黑白片变彩色片的加工。他们做的概念不是给胶片上颜色，而是用其他影片的人物的肤色截取下来，一点点贴到修复的人物身上，甚至包括眼神，都这样做。英国有一家公司，专门帮警察做罪犯影像资料，是编程，不是画画的概念，是用计算机程序复原。
胡：怎么想起来拍这部影片，是谁的创意？
叶：1997年，我拍完《红樱桃》，赵实部长说，50周年大庆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拍一部电影。我答应了。我那时正在拍《红色恋人》，然后我就见到了那些天安门的老照片。这事特别偶然，是我的一位画画的朋友说起过这件事，我觉得行，就开始调查。大家认为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拍电影，特别是天安门这座古老而著名的建筑物，适合用电影表现，包括其中人物和电影的关系，也适合用电影来表现。
胡：是你们搭建的天安门吗？
叶：是横店的景地，我们主要是做明清宫的第一道门，它没有广场，只有前面一条路。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大难点，一个是天安门广场怎么复原，老城怎么复原，还有毛主席，当时做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到了2007年，科学技术在这十年发展很快，电脑特技技术进步很快。同时给我决心最大的就是最近几年的电影市场，这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敢把想象力放在一个有可能是5000万元的制作费甚至是一亿元的制作费的规模上。但在十年前，我们拍《红色恋人》是两千多万元，已经是高成本了。《天安门》现在的三千多万元算是低成本。在这样一个规模上来想这事，现在的这个电影市场，提供给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一个很大的舞台。
尹：现在各方面都提供了创作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