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安门》专家谈 导演叶缨对话专家(2)
叶：对，而且还是60周年献礼。
尹：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影片有两大最核心的亮点，一个是真实毛泽东与虚构人物的合成，一个就是旧天安门的历史还原。
叶：从制片角度来讲，每一次谈剧作，谈一个题材，投资方敲定了题材，然后就想要影片。2007年开始抓剧本，2008年拍摄，总觉得时间很富裕。但一般是，投资方不到他着急的时候，不会把钱拿出来，钱到的时候周期已经很紧了。我2007年时，跟投资方说，2009年我准备拍一部献礼片，他们都不着急，到2008年初了，几头碰壁也没人感兴趣。《天安门》有多好看啊，再现毛主席等等想法，但没有人感兴趣，他们说现在观众要看的是周杰伦……中影集团这个时候这种大国企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没有现在的集团，就真的不可能有《天安门》。原来跟别的投资方说，没人信我，我们跟房地产商也谈过，说拍《天安门》以后可以留下一份遗产……什么招儿都使了，都不行。最后，还是找韩三平吧，人也熟。我问他，为60年大庆做的故事看不看？他马上要我把本子拿来，没两天时间，中影集团就开始接手，整个进入轨道，然后非常顺地开始筹备了。
胡：与原来的剧本相比，老蔺头的故事加强了。
叶：天安门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从大的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我们在做剧本时，觉得这里有好多情结，如果能写出来，它就有象征意义。很多情节，包括砸锁，一直到老蔺头做灯笼……有时我感觉《天安门》整个故事的发展，有这座建筑自己的命运，有时候由不得我们。
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西欧那个中国历史传统中延续过来的。五千年前中国历史得有个说法，从夏商周到清，中华文化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从来也没有中断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接续这个传统来的，当然也超越了这个传统。老蔺这笔写得很好。四个民间手艺人办不了的这事，就必须得是从宫里面来的人做成了。但毕竟是新的社会才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其实有一点象征的意味。它很有道理，耐琢磨。
尹：这其实就是要选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选择天安门做开国大典的深层文化原因。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那段历史四分五裂，所谓首都也一再迁移，北京、广州、南京、重庆。从当时的政治立场看，我们甚至都不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历史“朝代”。新中国的合法性，是直接从统一的满清延续下来的。新中国才具有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影片《天安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天安门的改变象征着中国的改变。影片中有许多暗藏的隐喻。
张：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完成主权完整化，一直有租界，一直被日本侵略，没有实现中国的崛起和统一。
尹：“中华民国”去了台湾之后，我们就更不认同这段历史的合法性。
张：历史是延续性的，中华文化是延续性的。但20世纪的前半期中华主权不完整，民族不兴盛。
胡：编导有意将建立新中国与封建王朝改朝换代进行比较，这点很有意思。剧中有人问，这次谁登基呢？回答是：人民。这是点睛之笔。
王：这个故事很简单，但困惑在哪儿？就是在，《天安门》有两条线：第一条，宫里的艺人是有的，真正在清史的档案里查过。
胡：这段情节编得好，把封建王朝衰败、新中国建立与普通人的命运联系起来。
张：这其实是故事里最关键的一点，把大灯笼做出来了。
王：我们着急的是，为它写了很多有关开国大典的故事，因为光天安门撑不了一个半小时。当时特别着急，怎么把这个故事做成一部电影。想得挺好，但一写就没东西了。
张：“天安门”这个题目大家最近都想做，在建国60周年的这个时刻，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象征符号“天安门”是最直接的。所以中国的象征是新中国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的很多符号是新中国留下来的，56个民族是新中国创立和影响的，国旗、国徽、歌唱祖国，所有的都是新中国留下的重要的、宝贵的文化资源，也是中国的基本的象征。“奥运”一开幕，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新中国的象征。这部电影气势很好，立意很好。最重要的是，天安门城楼这么一布置，中国的历史，中国现代、当代的文化就这么定了，还有八个大灯笼就定了。从这部电影里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有很多偶然性——象征符号八个大灯笼，它还是有相当多的随机性。我们发现新中国定的这些符号化的东西是一种磨合，是碰来碰去的过程，一旦定了，它就成了象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象征符号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原来，我们大家未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很伟大，是一个大家经过三番五次折腾，最终合法化的一个过程。田震英等人，一个晋察冀宣传队做舞美的，就跟今天刷墙的工人差不多，他们把天安门布置了一下。就像是装修队干的活儿，但这是中国最伟大的装修：八个灯笼再也没被改过，特别了不起，意义就在这儿。
胡：这部影片最大特点是文化符号特别多，几乎遍布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有象征意义，都有特定所指，而且特别清晰。可是影片又不是概念化的，因为编导想尽办法把符号生活化了，淡化了特别的政治意义。例如老兵把一棵小花栽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花盆里，这表示劳动人民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也是有功劳的，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并排站着。观众即使没有考虑到这些意义，也会觉得挺有意思。这个细节确实有象征意义，但是被生活化和情感化了。这样的细节数不胜数。
叶：我们第一次初剪完的影片片长三个半小时还要多，有大量篇幅后来都删掉了。比如老郭，他是国民党老兵，其他几个人的来历也都交代了。我们有一场戏剪掉了特别可惜：以前我们设计的天安门整面墙上巨大的横幅不是标语而是壁画，壁画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画了一遍，是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那个创意上来的，当时有很多人看他们画画。老郭说，我这算抗日，小马列说，你哪是抗日，你最多算解放战争……这些戏，都被拿掉了。
还有生活中的舞美队在布置天安门这件事上，当时领导没有任何一句话，布置舞台就是舞美队的事，当时的情况是，一个领导都没来看过，没有立功没得奖，连表扬都没有，活儿干完了就回去了。后来，我也追问过苏凡，为什么把这么大的任务交给你们？他说在当时来讲他们就是最专业的，跟舞台有关系的除了打仗的就是他们了。打仗时舞美队的任务就是到了某村找一处高地当舞台，弄平了然后就演出，当年所谓舞美就是在舞台上挂一纸，挂一树，在这村里能借到什么道具就拿什么演，就是这样一个水平。苏帆他们几个人上了天安门，第一次他跟两个日本人，就他们仨人上去了，那里的草一人多高，破败得一塌糊涂。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就在戏里写：这帮人量天安门的尺寸，拿大绳子量，量半天，然后大伙说开国大典的时候，毛主席站哪儿，毛主席说什么？田震英就被问道，队长你说毛主席会怎么样？田震英是队长嘛，他就说，毛主席得站这儿，毛主席会说，几个小伙子把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还一个个和我们握手呢……苏帆他们都会带有那种幻想，最后这些都给拿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演员们表演得特别好。
因为剪辑的时候我们发现，观众不能和我们一起感动，如果我们提前煽情了，观众会觉得特卖弄。我们请了一些人来看片子，特别请了年轻人来看，他们没有我们预期的那种感动。太早地起范儿，反而会影响观众的欣赏节奏。我们要等着观众一起感动才行。
尹：其实最后那段，照完相，父子俩从天安门转身走的时候，孩子问他，天安门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啊？老头就答非所问，说60年来城楼上的灯笼没有变。这个结局就很有张力了。但后面，那些历史相片，那些新闻图片，有点画蛇添足，破坏了影片的相对封闭性和风格的完整感，也不能真正感动人，人为的意念过于强烈。
张：这个事件中日本人还是挺特别的，这个符号在里面很好地表现了国际主义。新中国电影的起源是从日本人那儿帮着咱们建起来的，革命电影、东影、长影，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开端就是接收满映，中国革命是有国际背景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有国际意义。最后，布置天安门的舞美队里的日本人走了，还意味深长。
尹：它还原出了时代氛围，观众其实分不出真假，就觉得像那个时代，它的氛围是统一的，是可以想象、可以感觉和符合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