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将公映 专访导演高群书(组图)
《风声》剧照
张涵予受酷刑
周迅身份神秘
高群书（右）给演员说戏
专访 《风声》导演高群书
“我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都是奔着令人心疼去的。”
“剧情胜过酷刑，感情胜过剧情。”
记者(以下简称记)：电影与原著差异较大，“老鬼”变了，传递情报的方式也变了，特别是大量淋漓尽致的酷刑的加入，更是原著中几乎只字未提的元素。改编出于何种考虑？
高群书(以下简称高)：电影跟小说的叙述方式不一样，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影像。小说用文字就可以描写大量的心理变化，能把事情表达清楚，能把过程传达复杂。电影就必须物理化、功能化，比如“捉老鬼”，刑讯逼供便是最直接的方式。酷刑可以彻底摧毁人的肉体甚至精神，但我们绝非为了酷刑而酷刑，我们拍的不是“满清十大酷刑”，酷刑起到了叙述的作用，也是推动情节的真实手段。事实上我们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和解密档案之后发现，当初的酷刑特别多，特别狠，绝对惨无人道。
记：《风声》的剧本是排名第一的联合导演陈国富写的，你加入以后有否进行了改动？
高：我喜欢能够燃烧起来的剧本，《风声》的剧本便如此，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改动。在麦家的原著里，人物就特别鲜活，扑面而来，生活气息很浓。比如金生火这一角色其实很像现在很多领导，五十多岁，没什么奔头了。不管他是不是“老鬼”，他都很怕把他自己那些事情抖搂出来。《风声》的剧本符合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模式、叙事节奏和叙事结构。实际上最表面的东西也正是最感性的东西。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叙事都很好，却并不成功，说穿了就是因为人物刻画得并不让你心疼。《风声》里的这七个人，每个人都必须让我心疼。我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都是奔着令人心疼去的。大家都是人。人在看见一个很像自己的，或者很无辜、或者很聪明、或者很高尚的一个人，一步步被逼向崩溃、疯狂和毁灭的时候，实际上是看见了自己。所以《风声》是剧情胜过酷刑，感情胜过剧情。
记：人物与情感的力量说到底才是最大的。
高：我其实想用当下的科技与技巧，通过这些角色来接上第四代(导演)的传统，越过第五代和第六代。那时候的人们热血澎湃，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堪称整个社会的整体记忆，对后人和社会是有影响的，但后来这二三十年，很难有人让你向往和仰视，现在更是缺乏信仰。
记：片中某些桥段在看完后或许令人质疑，比如竟然用唱戏的方法传递情报，比如很轻易地就屏蔽了日伪的窃听器……你是否也觉得有所遗憾？
高：我觉得没必要在过多抽象的细节上下太多工夫。每个电影都有瑕疵。非要从技术达成完美的话，有很多方法是可行的，但真拍出来观众也未必觉得可信。当然我不否认我们在拍摄时也存在着不太仔细的问题，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想表达的重点，我们最想表达的还是人在这种环境下怎么才能活着出去——把情报传递出去。片中我们最终设定为用唱皮影戏的方式把情报传递出去，事实上是可行的，因为摩斯密码本就是一堆波长不一的数字，是可以通过曲调的变换来传递的，但最后好像因为作曲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没能完美实现这一设定，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后期我完全没有参与，你应该去问陈导演。
“中国电影的从业者，不缺才气，不缺大师，就缺职业化，就缺职业道德。”
记：你对陈国富导演的后期工作满意吗？要是把剪辑权交给你，你会带来何等版本？
高：无所谓满不满意，对于我来说，既然选择了合作执导，就得认可这种方式，就得按规矩办事。最终还是让观众来评断吧。我只需要把现场执导这一部分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任何一个导演其实都无法把握甚至掌控全局。至于说如果把剪辑权交给我——咱们就不要假想某些事情了吧——我只希望将来倘若能出导演剪辑版，会有专属于我的一个版本。
记：首度拍摄极度类型化、商业化的《风声》，对你而言，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高：每天都有困难，每天都是挑战——主要在于国内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我觉得现在国内最大的问题是做电影的缺乏专业性，缺少很多技工类的人才，比如专业的副导演、专业的场记、专业的道具师。我觉得别的现实问题都可以解决，唯独这个大问题可能需要十多年才能解决。可能正是这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国电影工业整体上的落后。大家都想去当大师，副导演恨不得第二天就当上导演了，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想着怎样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干好、干精。
像这样的具体问题真是每天都会遇到。比如道具永远不到位。《风声》是一部时代感极强的影片，所以我们对于美术和道具成品的要求特别高，但很多东西都不符合要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大电影厂培养出了一大群技术工人，他们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对技术层面的把握，对氛围的贴近……我觉得都能达到80%。现在却很难达到。这实际上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中国电影的从业者，不缺才气，不缺大师，就缺职业化，就缺职业道德。每个人要是都能把自己的本职干好，这个社会就很优越了。
“我觉得只有一种结果才是值得骄傲的，就是利润过亿。”
记：在排除重重险阻拍成《风声》之后，你觉得这部电影对你而言最大的意义何在？
高：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试验价值。我不计排名、不计酬金，与人联合拍摄——我长这么大还没跟别人联合过呢(笑)——就是为了试验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能量。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完成得很好，足够了。你说片子最后能卖出多少亿票房，或者问我有什么遗憾，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如何才能不遗憾。当然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我无法把控的，我不可能超越现实。对我而言，条件给我了，我试验了一把，拍成了《风声》，于是我对自己没有遗憾，我对自己特别满意，遗憾是别人的。
记：《风声》有望令你继宁浩、陆川之后晋身下一位“破亿导演”，你是否看重这一层面上的成功？
高：票房过亿？我特不喜欢听这个说法。我觉得只有一种结果才是值得骄傲的，就是利润过亿。千万别把什么亿元俱乐部当回事，很无聊，一定要实事求是——你拍的戏是不是收回了成本？是不是有人看？
记：你曾戏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没有之一”。纯属戏谑？还是颇为自信？
高：(笑)我觉得中国压根儿没有真正的商业片导演，除了我。其余都是大师(笑)。我就喜欢损大师，因为我俗。我愿意和人们打成一片。中国的观众非常宽容，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兴盛，中国电影的门槛非常低，但并不能代表商业上的成功，而是策略、投机上的成功。要是严格对照好莱坞商业片的要求来看，所谓的中国大片没有一个是及格的，可为什么那些拍得不好的电影在中国却有很高的票房？主要还是中国的观众、中国的媒体都太宽容了。有些人可能会骂我说“你他妈的在拍好莱坞的马屁”，可好莱坞模式与标准已经发展一百年了，你必须尊重这个事实。
目前就算最好的中国电影也进不了好莱坞。为什么？因为一比差太远了。比如表演和叙事，尤其是叙事。为什么连日本和韩国都打不过呢？因为没有做到及格。大家都有商业意识，这很好，但大家用的手段都不是奔着商业去的，在操作过程中还是奔着大师去的，奔着自己去的，层次太低。
“最让我引以为荣的是《命案十三宗》。”
记：到目前为止，哪一部作品最令你引以为荣？
高：最让我引以为荣的是《命案十三宗》，虽然技术粗糙，但成本特别低。当时我看到了那些案犯临死前的倾诉，对社会、对家人的反省，更近于真相，更能够达到人的内心。你只要给他出口、让他倾诉，那些倾诉当时对社会、对我自己的震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通过作品把这些记录下来了，就特别有成就感，特别难忘。
记：你接下来的大戏——现代版《四大名捕》，目前进展如何？如果说惊悚片类型的《风声》传递的是信仰的力量，那么西部片类型的《四大名捕》则又想做何表达？
高：《四大名捕》本来应该更早开机，但忙于《风声》的宣传，就推到月底了。表达上，《四大名捕》讲的是黑暗能让人黑多少？光明又能让人光明多少？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极端游走……其实还是想去探讨人的本质。样态上，我想把它拍成一部典型的西部动作枪战片，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甚至一格一格地完成，倾注所有心血、所有智慧。
记：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高：(笑)我要是描述自己，就会比较粗俗。没法儿说啊！我是个干活的，我是个善良的人，我是个手艺人，我是个导演。我心态好，好好活着，与人为善。在电影中我想要去塑造让自己和大家都仰视的人。虽然我们的生活多么龌龊、多么无趣，但是在做电影的时候必须要做出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人物，把好的、光明的东西扩大。电影应该是光明的、积极的。
